我的被告经历

作者：谢盛友

1998年 3月 18日，我收到原告德国劳工局的告状书，告状书是原告于 3月 16日邮寄出来的。告状书这样写：
被告谢先生，中国公民，已婚，餐馆老板。
违反德国劳工法。

原告德国劳工局根据充分的材料，确认被告谢至少于 1997年 8月 29日，在没有劳工许可的情况下雇佣吴明志 ( 1967年 6月 11日出生，中国公民 )。
谢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德国社会法第三册第 404条，第 2段，第 2款，同时违反了德国社会法第 284条，第 1段，第 1款的法律规定。谢的行为已经构成犯法，在调查清楚后，将给予法律惩罚。被告在收到本告状书后，于两个星期之内可以提出书面反驳，也可以直接到劳工局当面提出反驳，不过，劳工局绝对不接受任何电话反驳。被告也有放弃反驳的权利。但是，被告放弃反驳后，原告将根据档案记录做出裁决。被告到劳工局进行当面反驳所付出的路费，全部由被告自己承担，哪怕是被告将来的反驳有理，迫使原告撤回告状书，原告也不负担被告的路费或汽油费用。

1998年 3月 25日，我提出书面反驳，内容如下：
吴明志是一个被拒绝的难民申请者，他没有劳工许可，这是事实，但是，他没有在我这里工作，我没有雇佣他，这也是事实。吴明志于 1997年 8月 29日到我快餐店来，主要目的是请求我帮助他翻译他的难民拒绝信，我充当翻译的角色，也为吴明志在律师楼约定好当天下午 17 点的会谈，准备请律师帮助他打官司，以获得难民身份。1997年 8月 29日中午 15 点的时候，我们全体职工正好在吃午饭，吴明志在场，我们当然请他一起吃饭。吴明志吃饭好后，觉得不好意思，自告奋勇帮助我们洗碗，以答谢我们给他的这顿饭。15:45时，两名警察闯入我的快餐店，进入厨房，警察当然是在查黑工，当场看到吴明志在洗碗，这也是事实。但是，吴明志不是在我这里进行有报酬的工作，这也是事实。可是作为餐馆老板的我这个时候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在开办快餐店之前，我是一名学习法律的学生，我当然知道，违反法律要受到惩罚，所以，我当快餐店老板以来，一直没有雇佣黑工，第一，没有这个必要，第二，我没有这个胆量。我上书请求德国警察和劳工局再次仔细分析我这个案子，以给我一个比较合理的答复，当然，最好就是撤回告状书。

1998年 3月 31日，我收到原告劳工局的答复，内容如下：
被告的反驳有道理，但不是法律事实，维持原判。因此，根据德国行政管理条例第 69条的规定，将本案子移交给德国地方法院之检察官处理。

我看到这封回信，知道情况更糟糕，因为事情越闹越大。我现在才知道上当了，上了德国劳工局的当。劳工局故意给我两个星期的思考时间，让我进行反驳，他们才不管你“跳进黄河洗得清还是洗不清”，只要你进行反驳，他们就把案子丢给检察官，反正这些都是国家官员。劳工局不处理，就给检察官处理。

我过去在大学里学的是，任何案子，只要仍在行政系统，问题就好商量多了，回旋的余地还很大，但是一旦案子进入司法系统，就麻烦了。 最大的麻烦是，一旦进入司法系统，案子必须有一个结果。检察官不管案子的结果对原告有利还是对被告有利。面对德国的检察官，我这回更是有口难辩。

收到劳工局的回信不久，我也收到了当地初级法院 ( Amtsgericht )的来信，是用蓝色信封寄来的，我们知道，在德国，只要是蓝色信封套住的信，里面都不是什么好消息。法院在信中通知我开庭的事由、时间和地点。说蓝色信封不会带来好消息，确实没错。法院这样写道：

初级法院接受德国检察院的委托，就被告谢违反德国劳工法一案，决定于 1998年 8月 4日，11点半开庭审理，您作为被告一定要出庭，不然，法律惩罚更加严重。

收到法院的信后，我仍然有四个星期的时间。考虑了很久，我决定亲自到劳工局去一趟。通过介绍，我找到办理这个案件的有关官员。一见面，我吓了一跳，这位大名鼎鼎的官员不就是经常来我快餐店吃饭的客人吗？我心里始终提醒自己，人家官员今天是我们的主人，不是我们的客人，跟他套近乎，是白搭。谁知道他们德意志官员脸上笑的，心里想的，到底意味着什么，代表着什么。我已经跳进黄河洗不清了，不能再把河水弄浑浊了。

官员挺客气地请我坐下。他越客气，我越惊慌，毕竟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且文化差异很大，我们又不懂这里的官员到底是怎么想的。“原来是您啊？大学才子放弃教授的位置，而自己开办快餐店，在我们德国人眼里，爽快！”

德国人爽快，我心里更慌：他到底是佩服我，还是嘲笑我？我说：“我不是什么才子，只是一个小小的快餐店的老板，今天到您这里来，是因为有个案子，劳工局要惩罚我。”我给他所有文件，包括法院的开庭邀请信。

官员对照一下档案号，找出他自己的档案。十分钟后，我问他：“我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没有？ 我还能撤回我的抗诉书吗？若撤回抗诉书，是怎样的后果？”

德国官员拿出一个计算器，他似乎不在乎我说什么。“ 136马克，是惩罚，因为德国警察确实是在吴明志在您厨房里工作的状况下看见他的。您如果同意我的建议，接受罚款，我会撤回我给检察院的法律主张，但是，我必须等到您交款后，我才撤回我的法律主张。”

“还有什么别的补救办法吗？”
“这就是补救办法！”
“是唯一的补救办法？”
“不是唯一的补救办法，但是是可行的补救办法。”德国官员这样干脆，似乎他对我很友善。

“您可以选择开庭，当然，也可以承担罚款。承担罚款后，在您的档案的记录中，我只是这样写：吴明志在您的快餐店里在工作时被警察看到，这与您雇佣黑工没有任何关系。就是说，您至今没有雇佣黑工的记录，包括吴明志在内，也不算您是雇佣黑工。如果您选择开庭，一切由法官来判决，我没有权力，也无法影响。” 官员真的对我很友善？

我表示同意接受。接下来两天后，我收到劳工局的罚款帐单。随罚款帐单还有一张法律警告说明：收到此罚款单后，请在四个星期之内付款，切勿忘记注明罚款帐单号码。若支付有困难，请速与劳工局联系。若四周内，劳工局没有您的任何消息，劳工局将根据德国行政管理条例第 96条的规定，将该罚款程序转交给当地初级法院。

法律警告归法律警告，我还是要一定的时间来思考。不是我不愿意缴纳 136马克，我真的怀疑德国官员的话，交了罚款，真的不用开庭吗？ 更重要的是，在我的档案里真的没有雇佣黑工的记录吗？

一周以后我支付罚款，之后，我给劳工局传真付款凭证，并且，我要求劳工局给我回信，证明我已经缴纳了罚款。收到劳工局的证明后，我自己给初级法院写信，说明我愿意承担罚款惩罚，要求法院不再开庭审理。

不久，我收到初级法院 1998年 6月 25日的回信：原定 1998年 8月 4日的开庭，现取消，因此，这一天您不用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