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下乡插队，不知《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可恨可恶。在困顿不堪、睡意正浓的知青耳中，屯子里第一声鸡叫令人胆战心惊，直似当头棒喝。对我们这帮知青而言，鸡叫绝对是“恶声”，由此可见，战天斗地的凌云壮志成色不足，还不如古人的闻鸡起舞。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尽享田园耕稼之乐，末了还可以颇为自得地来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这种惬意自在的生活，在席卷祖国大地的“农业学大寨”革命浪潮中，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等到日头出来再下地干活儿，那还叫啥多壮志？那还咋换新天？于是，为了学大寨，为了换新天，每天天色蒙蒙亮，社员们就依照不同的农时，或上队部听队长派活儿，或在屯子头集合，直接跟着打头的下地。干活儿干到天光大亮，回家匆匆吃过早饭，再下地接着干。吃得急，走得快，闹胃痛是常有的事儿。 春天的主要活计当然是播种，在播种之前，还有两宗大活儿，一是扬粪，二是刨茬子。冬天，马车送粪到大田，一堆一堆地卸下，间隔在两丈左右。开春后，要赶在播种之前把粪撒开，我们那一带把这活儿叫做“扬粪”。打头的在前，社员们随后，一人把一堆。打头的扬一堆，社员也要扬一堆，不能少。大板锹搓满粪，要撒到八、九尺开外，一锹接一锹，是个要劲儿的活儿。扬粪必须撒得均匀，如果有谁力气没用到，撒得不够远，或者粪底子留大了，就会被打头的狠狠熊几句。遇到刮风天，大风起兮粪飞扬，“力争上游”就是扬粪的要点。一堆粪完成得早，在扬下堆粪的时候就能抢占上风头，不至落得粪渣土屑满身满脸。 再说刨茬子。所谓“刨茬子”(我们那儿把“茬”读做“炸”)，就是把收割后留下的苞米茬和高粱茬刨下来，分给各家做柴禾。茬子刨下后，妇女劳力把茬子上的土磕掉，叫“磕打茬子”。然后，马车、牛车出动，从地里把刨茬子收回来，按照人口多少，分到各家各户。刨茬子的工具是用铁锹改造的。把铁锹头卸下，用一截短木，将锹头和锹把呈大约四十五度角摽在一起，这样，铁锹就变成了锄头，可是比锄头锋利、轻巧，虽然不如锄头结实，但用来刨茬子正是物尽其用。不只铁锹，无论什么物件儿，只要到了社员手里，使用价值必能发挥到最大限度。社员们大多文化水平有限，即使那些年龄在二十上下的青年，也没有几个人能看懂人民日报。然而，相处时间久了，他们的心灵手巧，常常令我赞叹。 春天播种时节，我们知青干得最多的是着(音“招”，就是扶的意思)拉子和踩格子。种高粱、谷子、糜子，一般是五人一组。赶牲口扶犁的走在前面，一手持鞭，一手扶犁。点种的人紧随其后。点种责任重大，一般都是队里几名好庄稼把式的份内之事，斜挎种籽袋，袋口连接一个木筒，筒口遮着几绺条帚苗儿，手执一根一尺来长的细木棍，敲打木筒，种籽应声而下。点种的关键在于敲打木筒的力度不轻不重，节奏不徐不缓，这样种籽才能撒得均匀。着拉子的就跟在点种把式的后面。所谓“拉子”，就是两块宽约半尺、长约两尺的木板，一端钉在一起，上面有一根齐胸高的木棍，作为扶手。另一端呈大约四十五角分开朝前，由两根绳子连在犁上。种籽撒完，着拉子的随后就把犁头刚刚破开的土合上，盖上种籽，形成垄台。着拉子的要点是：根据犁沟的深浅和土壤的湿干，调整拉子触地的力度，确保把种籽盖严，并保持垄台高度一致。点种把式距离拉子不过二尺左右，脚步稍缓，就会被拉子兜翻在地，所以必须时刻保持精神高度集中。不过，即便千般小心，也难保万无一失，有时候牲口毛了(“毛了”就是受惊)，尥蹶子跑起来，点种把式来不及从拉子绳套里跳出来，就会出现狼狈的场面。两个踩格子的活儿最简单，就是跟在着拉子的后面，看准前面的脚印，脚尖对脚跟，把撒过种的地方踩实，防止水分蒸发，保证出苗儿。春天风大，为了走得稳，踩格子要拄一根棍儿，保证每步都踩对地方。着拉子的、踩格子的都要尽量走一条直线，步法和当下模特儿的猫步非常相似，只是没有猫步那样夸张，那样招摇。点种的刘大叔总怕我们不经心，把踩格子当成逛马路，所以时时叮嘱几句：“一个脚窝儿就是一窝苗儿! 拉下一寸，就断一寸苗儿! 拉下两寸，就断两寸苗儿! 千万加小心!”“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的道理，我是知道的，所以对刘大叔的话念兹在兹，不敢片刻有忘。我先是踩格子，后来升格为着拉子，猫步都走得极其规范，连刘大叔看了，都会赞一声：“中!” 我们知青最喜欢种大豆的那几天，因为种大豆不但阵势浩大，热闹，而且队里管饭，专门派几个人连夜蒸黄米面黏糕，挑到地头儿。每年各生产队种大豆，都是协同作业。大队有一台履带式东方红拖拉机，挂着八部大犁，依次到各生产队犁地。各队派出精壮劳力，拖拉机开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开犁的场面，可谓壮观。拖拉机轰鸣，八条大汉手扶大犁，一字排开，随著拖拉机启动，发一声喊，八部大犁齐齐插入地里，破土而进，八个点种的人随后跟进撒种。到了地头儿，拖拉机掉头从原地开回，这次大犁翻起的土把种籽盖上。然后，负责压滚子的人牵着牲口，牲口拖着石滚子，从刚刚播完种的地上压过，作用相当于踩格子，保墒。拖拉机的轰鸣声，牲口的嘶叫声，人们的呼喊声，交织在一起，照当时的话讲，就是“奏响了一支气壮山河的劳动交响曲”。 队里种大豆，最出风头的不是那些扶大犁的壮汉，而是拖拉机手。在这几天，各队都把拖拉机手当大爷，烙饼、摊鸡蛋，好吃好喝供着，好言好语哄着。拖拉机手自然是拿足了架子，牛哄哄的。也难怪大伙儿对拖拉机手陪小心，如果伺候不周，这几位大爷一不顺心，拖拉机不开到地方就掉头，撂下一段生地头子，够你忙活大半天的。我们高队长本是心高气傲之人，在拖拉机手面前扮笑脸儿，递软话儿，觉得窝囊，总得在什么人身上找点儿平衡。老丁头儿的三小子二十出头，一身腱子肉，一根筋的性子，人称“三牤子”。三牤子膀大腰园，每年扶大犁都少不了他。扶犁必须全神贯注，才能走得直，可这三牤子什么时候都要跟人斗嘴。嘴上紧了，手上就松了，大犁时时走偏。高队长正阴沉着脸到处张罗视察，一眼看到三牤子的活儿孬，立刻压不住火儿，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就属你能？仗着你坨儿大咋的？你寻思你是黏糕？黏糕砣儿大，还能多割几刀，你算是咋回事儿呢？你看你干的那活计，臊不臊？” 论辈份儿，三牤子得管高队长叫叔，所以高队长的话说得再难听，三牤子也得闷头儿听着。从高队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对拖拉机手和三牤子不能一视同仁，想到人们为人处世大抵如此，而这往往是时格势禁的结果，虽不可取，往往也是出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