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过后，就是打场。十月初的东北，一早一晚，已是寒气侵人。庄稼收割净尽，一眼望去，广阔的田野铺满白霜。从秋季的醇厚到初冬的肃杀，这种转变似乎仅在一夜之间即告完成。东北降雪早，一旦下雪，就给打场增添很多麻烦，所以打场一刻不能放松，从清早一直干到深夜，中间只轮班休息几个小时。话匣子里整天宣扬的是“人定胜天”，但社员们在言谈中，总是不经意地露出对老天爷的敬畏之情。数十年的革命教育如急风暴雨，如水银泻地，然而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都是在老天爷手里讨生活，深知箇中厉害。念报纸、开会发言是一回事，到了动真格的时候，谁敢造次。
场院虽是土地，但收拾得溜光水滑。摊开庄稼，牲口拉着石滚子在上面碾，社员们手执木叉，不时翻动，确保脱粒干净彻底。脱粒后，紧接着扬场，装袋。扬场是技术活儿。最权威的把式根据风向和风力，确定扬场的方位，然后大伙儿手执木锨，连粒带壳儿，撮起满满一锨，扬向空中，既要扬得高，又要撒得匀，手法很讲究。知青们手生，不堪委以重任，因此总是干装袋子的粗活儿。夜幕低垂，马灯高挂。休息的时候，披着棉袄，倚坐在庄稼垛旁，昏昏沉沉，听着石滚子的“咕噜咕噜”声，牵牲口的人影子拉得长长的，寒风起处，马灯摇摆不定，人影晃动不停。听着，看着，恍惚之间，一切仿佛都在梦里。沉沉的夜空，布满星斗，密密麻麻，一道银河赫然横亘其中，时时这里、那里一颗流星划过，转瞬即逝。离开农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璀璨的星空，也再没有见过这样清晰的银河。小时候上语文课，学过巴金先生的《繁星》，以为什么“眨眼”啊，什么“摇摇欲坠”啊，就是描述繁星的最高境界了。在场院里，仰望浩渺的太空，同学们说起此繁星和彼《繁星》，摇摇头，笑了。大自然的景观，断非作家的笔所能描绘得出，我们恐怕只有赞叹、敬畏的份儿。
常说东北农民“猫冬”，在我们那一带，这只说对了一半。冬天有刨粪、送粪的活计，不过是轮班，干三天，歇三天。夏秋之际积成的粪堆，等到打场完毕之后，早已冻得嘎嘎儿的了，所以要刨，而且要用大镐刨。大镐镐头的宽度大约是十字镐的三倍，镐背很厚，刨粪就要靠镐头的宽度和厚度，在坚硬的冻粪堆里生生挤出一道裂缝，才能一块块刨下来。大镐很重，如果力气不够，颤颤巍巍举起来，落下去没有准头，每镐都打在一个新地方，那就是瞎耽误功夫。必须把大镐高举过头，重重砸下。第一镐只能在粪堆上留一个浅浅的坑，随后的每一镐都要打在同一个地方，坑逐渐加深加大，最后两边出现裂缝，再加把劲儿，一块粪就刨下来了。碰到特别难刨的地方，就在坑里塞上一把雪，再刨，往往立收神效。车老板儿甩着大鞭子赶马车，两个跟车的社员用大板锹装车，把刨下的粪送到地里，一堆堆卸下，留待开春扬粪。
刨粪是在隆冬时节，西北风一刮，厚厚的棉袄棉裤，感觉就像是纸做的，一打就透。有一天，在出工刨粪的路上，迎风而行，天上飘着零散的雪花，太阳偶尔露一露惨白的脸。风很小，真正是微风拂面，只是跟朱自清先生所说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相去甚远，倒像是歹毒的黄母用簪子照脸上猛刺。敢情不论是在地主老财的深宅大院，还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都能当上喜儿。风速如此之小，却能如此凌厉，真是一种古怪的感受。看来书上形容朔风之冷，“就像刀子刮脸”，并不是夸张。为了避风，大伙儿就转过身来，倒退着走。一个个蔫头耷脑，帽挂白霜，鼻流清涕，活脱儿一群“躲债七天回家转”的杨白劳，哪有半点儿“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当代新愚公模样。
我们那里冬天气温常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没有煤，屋里取暖全靠做饭烧炕，所以设法保住这点热乎气儿非常要紧。我们户的五间房子是草顶，四面土墙。土墙毕竟是土墙，无论是干打垒，还是土坯，哪怕活儿干得再地道，过一段日子，墙上就会裂缝儿，所以每年都要抹泥，以防寒气侵入。抹泥看似简单，其实从和泥到敷泥上墙，都有一套章法。我们知青哪里懂这许多，看人家抹墙，我们也照葫芦画瓢地抹墙，结果人家的葫芦是囫囵的，我们户的瓢是个破瓢。到了冬天，北风呼啸着大举入侵，我们户的北墙大缝小缝无数，完全不设防。不消多时，北墙上就结了霜，而且越积越厚，直至一寸有余。
插队的第一年，只有我和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在户里过冬，其余的同学都回了北京。那个女生眼看户里渐成冰窖，情知不妙，于是收拾收拾行李，搬到老乡家去住了。我们两个男生不识时务，在户里硬挺。逢到歇工，就躲在被窝儿里看书。晚上，戴着狗皮帽子睡觉。每天早晨醒来，都发现呼出的热气在嘴边的狗皮毛上结成白霜。屋里的温度比外面高不了多少，棉鞋、手套根本挡不住寒气。很快，手上、脚上都长满了冻疮。手上的冻疮尤其严重，开始是红肿，又疼又痒，后来就裂开几道口子，越来越长，越来越深。那个男生不知从哪儿找来一盒药膏，盒盖上赫然三个字：一扫光。打开盒盖一看，里面的药膏状似印泥，色泽鲜艳，红得可疑。他贸然把药膏敷在冻疮上，几天后，整个手背的皮堪堪脱光，露出红红的肉，煞是吓人。一扫光! 真是名符其实。二十几年过后，我和那位同学说起“一扫光”，没有感慨叹息，却不禁相视大笑。两人伸出手来，冻疮伤疤犹在。
屋里太冷，不光人受不了，水缸也受不了。大水缸本来放在灶间，北面墙上有缝儿，南面有豁牙露齿的门，穿堂风一吹，水缸里早早就结了冰。开始只是水面上结一层薄冰，每次舀水，先用舀子把冰敲碎。后来，水缸里面周遭儿都结了冰，而且越结越厚，最后只剩中间一个圆洞，大水舀子伸不进去，只好用碗，用杯子。我们烧过几锅开水，灌进水缸，想把冰融化。但是，开水少了，不起作用；多烧开水，又太费柴禾。如果只顾抢救水缸，最后柴禾用完了，无柴之炊怎么做？无柴之炕怎么烧？所以，很快就放弃了开水融冰法。我们担心水缸冻裂，把水缸从灶间挪到我们睡觉的屋里。可是，里外两屋的温差微乎其微。终于，一天晚上，夜深人静，正在似睡未睡之时，只听“啪”的一声，轻微然而清脆。我心中一阵惊疑，招呼同学跳下炕来，顶着满屋的寒气，哆哆嗦嗦地查看水缸。只见大水缸从上到下，裂开一道缝儿，宽约半厘米。再看缸里，冰已成浑然一坨。我们面面相觑，半晌无语。好在户里只有?颐橇饺肆羰兀铀叭∷从茫部傻值惨黄；叵肫鹄矗笔毖劭醋潘紫涨樵嚼丛街兀疵挥胁扇∪魏吻谰却胧媸呛客付ァ＜偃缂霸绨阉桌锏乃怨猓筒恢露沉蚜恕Ｕ獾愣虻サ牡览恚谷幻挥邢氲健５本终呙裕寡圆恍椤?
开春后，同学们陆陆续续回户，看到冻裂的大水缸，都不免一番唏嘘。这个大水缸是户里的重要家当，少了它，做饭洗衣都不方便。有心再买一口水缸，无奈户里财政虽无赤字，却也捉襟见肘，大伙儿不知如何是好。亏得一位社员指点迷津，说是邻屯有个锔匠，手艺不错，何不请来一试。邻屯离我们屯子只有四里路。托人捎过话去，几天后，锔匠背着工具匣子来了。这位锔匠年纪在四十上下，语不出众，貌不惊人，手艺可真不错。他把水缸上的大缝儿打量了几眼，抄起钻子，用小绳牵着，“嗤嗤嗤”，在裂缝两侧打了两排孔，然后打上十多个锔子，再涂上一层类似腻子的东西。锔匠直起身子，说：“中了。”我们将信将疑，问道：“这就行了？不漏水？”锔匠一听这话，不高兴了：“漏？那得看是谁干的活计。我这话就给你们说下了：一百年它也不带漏的!”说罢，揣起我们递上的两块钱，转身走了。锔匠的话没错儿。大水缸虽然破了相，自从锔上之后，滴水不漏。几年后，集体户人走屋空。听说屯西头的老吕家因为家底儿薄，跟队长打了个招呼，把大水缸拉走了。几十年过去，老吕家的日子也该宽裕些了，不知那口大水缸还在不在。锔匠说了，一百年不漏，如果水缸在，应该还能用一阵子。
开春以后，手上的冻疮渐渐痊愈，可对东北的冬天已经心存畏惧。说来惭愧，插队期间，只有第一年的前半个冬天是正儿八经地和社员一起干活儿，后来手冻坏了，就不再出工。此后的几年，打完场，就回北京猫冬了。
一九七二年深秋，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招工，大队里把我的名字报了上去。审批时间很长，我等不及，回北京了。新年前，大队来了电报，要我回屯子等消息。老乡们心眼儿实诚，不大理会“扎根农村闹革命”的伟大战略意义，平日总对我们知青说：“一天到晚蹶着屁股顺垄沟子找豆包儿吃，能有啥出息？咋也得想法儿整个商品粮吃吃!”如果能去长汽，不但能吃上商品粮，每月开工资，而且还是全民待遇(当时的工厂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又分大集体和小集体，待遇不同)，无异一步登天。所以，接到电报后，我不敢有丝毫怠慢，赶紧煮几个鸡蛋，买两个面包，直奔北京站，花十九块九，打张车票回吉林。
回到户里，一个人，五间房，面对着冷锅冷灶冷炕，不免有几分凄清。队里几个小伙儿热心，当天晚上来跟我唠磕儿，帮我烧炕。一个小伙子还从家里拿来一土篮子豆圪淖(就是大豆豆荚和碎豆秸的混合物)，一古脑儿填进炕洞，说是这玩意儿烧炕最好，后劲儿大。晚上钻进被窝儿，热烘烘的，身子下面甚至有些发烫。夜里睡得正香，突然感到手疼，登时惊醒。坐起身子一看，吓了一跳，只见褥子、被子上都有火，没有火苗儿，被褥上像是镶上了一道火边儿，弯弯曲曲，忽明忽灭，不断蔓延。我急忙跳下炕，把被褥拽到门外的雪地上。被褥被风一吹，立刻撺起一尺多高的火苗儿。我几脚把火苗儿踩下去，但被褥已经烧得残缺不全，不成样子了。豆圪淖果然后劲儿大，太大了。当夜户里不能住了，只好到邻居柱子家挤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走八里路到镇上，去公社写了一份申请补助报告，“夜间烧炕不慎，致使失火，损失棉被一床，棉褥一条”云云。管知青的公社秘书挺痛快，当下批给我几十尺布票，不过钱是一分没有。经过这场小小的火灾，我已无心恋战，于是就到十多里地外的另一个集体户借住，和那里的一个北京知青一起等待长汽招工的消息。最后，长汽还是没有去成，商品粮、工资、全民待遇，全都成了泡影，白白损失了一套被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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