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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插隊的零散回憶(十三):幾位社員

水井


說起來,當地領導貫徹“關心愛護知識青年”政策,全都落在了實處,住的、吃的都不含糊。要說住的,集體戶五間大草房,雖不敢說“風雨不動安如山”,論木料,論寬敞,在屯子裏都算得中上水平。再說吃的,社員每人每年四百五十斤毛糧,知青卻是六百斤,雖說都是粗糧,但從來用不著擔心餓肚子。盡管東北地廣人稀,也只是相對關內而言,農活兒還是幹得過來,我們知青來安家落戶,隊裏平白多了十幾個勞力,等於是搶社員們的工分。然而,社員大多都很厚道,對知青很友好。

 

或許是出於多年歷練,社員們似乎對“無故加之”的壹切都能默默承受 -- 土改分田,沒高興幾天,就失去了土地;不管年景好壞,壹車車成色最好的糧食先交公糧,剩下的再留口糧、賣余糧;城市變成農民禁區,有誰膽敢進城憑力氣掙口飯吃,就是“盲流”,不但為當局所不容,還要遭城裏人的白眼;毛主席壹聲令下,數百萬的知青插隊落戶,讓已經不堪重負的肩頭又多了壹副擔子。所有這些,農民都默默承受了。魯迅說:俯首甘為孺子牛。關鍵在於壹個“甘”字。魯迅有幸,當牛做馬是自己的選擇。翻身當家做了主人的農民,哪有這種幸運。既然除了承受,別無選擇,只能將不斷的承受變做習慣,權充最後壹道自我保護。

 

來到隊裏不久,大隊書記把我們召到大隊部,聽雇農劉大爺做憶苦思甜報告。劉大爺看上去有六十多歲,高而瘦,蓄著壹綹山羊胡,面容枯槁,皺紋縱橫交錯,正符合我心目中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形像。劉大爺走上前,從“毛主席是咱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共產黨讓咱貧下中農翻身當家作主”開講,這種憶苦思甜報告,早就聽得耳朵起繭,自然打不起精神。不過兩、三分鐘,劉大爺說話開始走板兒,我們不由得都豎起了耳朵。只聽劉大爺說道:“啥時候日子過得最如索(好過、舒服的意思)?還得數滿洲國那咱。要說東家,那真叫壹個仁義。給東家扛活,割麥子吃啥?頓頓白面烙餅! 還帶蔥花兒! 幹的好,稀的也不孬! 雞蛋湯! 浮頭油汪汪兒的,壹層(讀“形”)! 瞅瞅這咱吃的啥?小米兒飯! 軟不拉的,那能抗時候嗎?苞米面貼餅子! 吃的鬧心,泛酸水兒! 還得自家老婆子送飯! 差老鼻子了!” 劉大爺動了情,越說越起勁兒,老臉脹得通紅,吐沫星子四下噴射。我們知青坐在下面,壹個個都聽傻了。這叫哪門子的憶苦思甜呀?怎麼聽著這麼別扭啊?大隊書記壹看勢頭不對,趕緊起身,連哄帶勸,連拉帶扯,把劉大爺請下了臺。

 

下地幹活兒的社員大多是青壯年,六十來歲的有幾位,而上七十歲的,就只有老盧頭和老劉頭了。這兩位老大爺都是偶爾下地,各有各的由頭。老盧頭是孤老頭子,沒兒沒女,五保戶,本可不愁吃穿,時不時跟社員們幹點活兒,壹來是為找人嘮磕兒解悶,二來是多少掙些工分,養壹個不大不小的癖好,就是每天吃鎮痛片。老盧頭早先抽過鴉片,解放後,鴉片斷了頓兒,可那股勁兒始終過不了,壹來二去,就吃上了鎮痛片。鎮痛片裏有嗎啡,雖然含量極少,也算聊勝於無。鎮痛片在鎮上藥店裏就能買到,幾塊錢壹瓶,方便得很。老盧頭下地,總忘不了帶壹瓶鎮痛片,用麻繩系在腰帶上。上了年紀,力氣不濟,老盧頭幹活兒有時不免落在後面。每到這種時候,老盧頭不慌不忙,打開腰間的瓶子,倒出幾顆鎮痛片,丟進嘴裏嚼碎咽下,隨後便精氣神大長,三下五除二,趕上前面的社員。鎮痛片真有這等神效,還是老盧頭的精神作用?曾幾次當面向老盧頭請教,可這位老爺子總是笑而不答。

 

若論家境,老劉頭和老盧頭算得是壹個天上,壹個地下。大隊劉書記是老劉頭的兒子,爹以兒貴,雖不見有人刻意巴結,但從隊幹部到社員,對老劉頭還是另眼相待。老劉頭跟劉書記住,有兒女孝敬,本是享清福的命,可偏偏脾氣太倔。他每次跟大夥兒下地,都是因為跟劉書記吵了架,賭氣,所以總要說上這麼幾句:“老子就不信,離了那王八犢子,能把老子餓死?”罵的是書記兒子,大夥兒不便搭腔,只能暗笑。每年,老劉頭都把屋前院子裏種滿罌粟。花開時節,滿院罌粟迎風搖曳,紅白相間,艷麗而妖冶。老劉頭坐在小板凳上,望著花兒,神情陶然欲醉。曾經聽到有小青年問他,為啥種花不種菜?老劉頭漫聲答道:“咱種這大煙花,還能希圖個啥?就希圖個好看唄。”社員們私下議論,老劉頭種罌粟不是為花兒,而是為果兒。鑒於老劉頭的特殊身份,大夥兒只是嘀咕幾句,也就作罷,沒人再去細究。

 

每個生產隊帶領社員幹活的莊稼把式,稱做“打頭的”。我們隊打頭的三十多歲,姓劉,山東人,鄉音未改。老劉中等身量,壹身犍子肉,赤膛臉,兩道濃眉常常擰在壹起,看人時總瞇著壹只眼睛,眼神明亮、銳利。老劉屋裏的身板兒差,幹不了重話,炕上地下拉扯著好幾個孩子,家境非常窘迫。無論冬夏,老劉身上的衣服總是補丁摞補丁。身為打頭的,老劉卻挺寡言。每逢開口,大多是指令性的壹聲斷喝。可有壹天,老劉鏟地到了地頭,直起腰,抹壹把汗,兩手在鋤杠頭上壹搭,下巴擱在手背上,嘆壹口氣,開了腔:“妳說,人和人咋就這麼不壹樣兒呢?要是俺哪天當上周總理,鋤頭把子、鐮刀把子壹扔,上下壹身青燙絨(燈芯絨),兜裏插三管鋼筆,手腕子、腳脖子上都挎上手表!”看看老劉的神情,天真中帶著壹絲狡黠,猜不透他究竟是在認真憧憬未來的美好生活,還是隨口開個玩笑自我安慰。

 

我們隊好幾個社員操河北、河南、山東口音,都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逃荒到東北的,老劉就是其中的壹位。電視連續劇《闖關東》熱播後,報紙及時配合,刊登專家大塊文章,詳細論述中國近代壹百多年來三次闖關東的始末,然而對二十世紀中期的闖關東則只字不提。不知是無意間的疏漏,還是刻意回避。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盡管當局嚴禁饑民逃荒,還是有大批關內農民移居東北,這應是不爭的事實。來到東北後,雖然不致餓死,但日子也不好過。聽社員們說,壹九五八年,我們那壹帶是多年不遇的好年景,眼看就是壹場大豐收。可是,為了響應黨的號召,超英趕美,壯勞力都被派去大煉鋼鐵,莊稼來不及收割,都爛在地裏。第二年鬧糧荒,連樹皮、樹葉都吃光了。社員們似乎都不大願意回憶這段往事。隊長王家雀偶爾提到當年白白糟蹋了好好的莊稼,臉色沈重,嘆了口氣,只說了句:“造孽啊。”時下不少滿腔愛國熱情的年輕人,還有壹些雖然已不年輕、但革命意誌永不衰退的人,常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慘狀提出質疑。其實,很多當事者還在,假使果真有心為當局辯誣,只消到農村走壹走,問問上年紀的老鄉,便知分曉,大可不必空做激憤之語。

 

社員裏識文斷字的不多,但若論聰明、幽默、見識,絕不比城裏人差,只是手腳被縛,無由施展,多少人才就此埋沒。所謂“錐處囊中,終當脫穎”,原是理所當然之事;然而古人沒有料到,兩千年後,這個理變得不再那麼當然,因為這“囊”竟變做鋼鐵壹般冷硬。文革後,“傷痕文學”流行了壹陣,感嘆知青受累於政治風暴,痛惜歲月蹉跎。城市青年過了壹段和農民壹樣的生活,留下傷痕無數。人們很少想到,知青來農村之前,農民已是這樣生活著,知青回城之後,農民仍是這樣生活著。農民的傷痕,似乎已經成為合理的存在,他們不會舞文弄墨,也無錢無閑,不能創造自己的什麼“文學”,於是永遠只能做沈默的大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