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当地领导贯彻“关心爱护知识青年”政策，全都落在了实处，住的、吃的都不含糊。要说住的，集体户五间大草房，虽不敢说“风雨不动安如山”，论木料，论宽敞，在屯子里都算得中上水平。再说吃的，社员每人每年四百五十斤毛粮，知青却是六百斤，虽说都是粗粮，但从来用不着担心饿肚子。尽管东北地广人稀，也只是相对关内而言，农活儿还是干得过来，我们知青来安家落户，队里平白多了十几个劳力，等于是抢社员们的工分。然而，社员大多都很厚道，对知青很友好。

或许是出于多年历练，社员们似乎对“无故加之”的一切都能默默承受 -- 土改分田，没高兴几天，就失去了土地；不管年景好坏，一车车成色最好的粮食先交公粮，剩下的再留口粮、卖余粮；城市变成农民禁区，有谁胆敢进城凭力气挣口饭吃，就是“盲流”，不但为当局所不容，还要遭城里人的白眼；毛主席一声令下，数百万的知青插队落户，让已经不堪重负的肩头又多了一副担子。所有这些，农民都默默承受了。鲁迅说：俯首甘为孺子牛。关键在于一个“甘”字。鲁迅有幸，当牛做马是自己的选择。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的农民，哪有这种幸运。既然除了承受，别无选择，只能将不断的承受变做习惯，权充最后一道自我保护。

来到队里不久，大队书记把我们召到大队部，听雇农刘大爷做忆苦思甜报告。刘大爷看上去有六十多岁，高而瘦，蓄着一绺山羊胡，面容枯槁，皱纹纵横交错，正符合我心目中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形像。刘大爷走上前，从“毛主席是咱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让咱贫下中农翻身当家作主”开讲，这种忆苦思甜报告，早就听得耳朵起茧，自然打不起精神。不过两、三分钟，刘大爷说话开始走板儿，我们不由得都竖起了耳朵。只听刘大爷说道：“啥时候日子过得最如索(好过、舒服的意思)？还得数满洲国那咱。要说东家，那真叫一个仁义。给东家扛活，割麦子吃啥？顿顿白面烙饼! 还带葱花儿! 干的好，稀的也不孬! 鸡蛋汤! 浮头油汪汪儿的，一层(读“形”)油! 瞅瞅这咱吃的啥？小米儿饭! 软不拉的，那能抗时候吗？苞米面贴饼子! 吃的闹心，泛酸水儿! 还得自家老婆子送饭! 差老鼻子了!” 刘大爷动了情，越说越起劲儿，老脸胀得通红，吐沫星子四下喷射。我们知青坐在下面，一个个都听傻了。这叫哪门子的忆苦思甜呀？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大队书记一看势头不对，赶紧起身，连哄带劝，连拉带扯，把刘大爷请下了台。

下地干活儿的社员大多是青壮年，六十来岁的有几位，而上七十岁的，就只有老卢头和老刘头了。这两位老大爷都是偶尔下地，各有各的由头。老卢头是孤老头子，没儿没女，五保户，本可不愁吃穿，时不时跟社员们干点活儿，一来是为找人唠磕儿解闷，二来是多少挣些工分，养一个不大不小的癖好，就是每天吃镇痛片。老卢头早先抽过鸦片，解放后，鸦片断了顿儿，可那股劲儿始终过不了，一来二去，就吃上了镇痛片。镇痛片里有吗啡，虽然含量极少，也算聊胜于无。镇痛片在镇上药店里就能买到，几块钱一瓶，方便得很。老卢头下地，总忘不了带一瓶镇痛片，用麻绳系在腰带上。上了年纪，力气不济，老卢头干活儿有时不免落在后面。每到这种时候，老卢头不慌不忙，打开腰间的瓶子，倒出几颗镇痛片，丢进嘴里嚼碎咽下，随后便精气神大长，三下五除二，赶上前面的社员。镇痛片真有这等神效，还是老卢头的精神作用？曾几次当面向老卢头请教，可这位老爷子总是笑而不答。

若论家境，老刘头和老卢头算得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大队刘书记是老刘头的儿子，爹以儿贵，虽不见有人刻意巴结，但从队干部到社员，对老刘头还是另眼相待。老刘头跟刘书记住，有儿女孝敬，本是享清福的命，可偏偏脾气太倔。他每次跟大伙儿下地，都是因为跟刘书记吵了架，赌气，所以总要说上这么几句：“老子就不信，离了那王八犊子，能把老子饿死？”骂的是书记儿子，大伙儿不便搭腔，只能暗笑。每年，老刘头都把屋前院子里种满罂粟。花开时节，满院罂粟迎风摇曳，红白相间，艳丽而妖冶。老刘头坐在小板凳上，望着花儿，神情陶然欲醉。曾经听到有小青年问他，为啥种花不种菜？老刘头漫声答道：“咱种这大烟花，还能希图个啥？就希图个好看呗。”社员们私下议论，老刘头种罂粟不是为花儿，而是为果儿。鉴于老刘头的特殊身份，大伙儿只是嘀咕几句，也就作罢，没人再去细究。

每个生产队带领社员干活的庄稼把式，称做“打头的”。我们队打头的三十多岁，姓刘，山东人，乡音未改。老刘中等身量，一身犍子肉，赤膛脸，两道浓眉常常拧在一起，看人时总眯着一只眼睛，眼神明亮、锐利。老刘屋里的身板儿差，干不了重话，炕上地下拉扯着好几个孩子，家境非常窘迫。无论冬夏，老刘身上的衣服总是补丁摞补丁。身为打头的，老刘却挺寡言。每逢开口，大多是指令性的一声断喝。可有一天，老刘铲地到了地头，直起腰，抹一把汗，两手在锄杠头上一搭，下巴搁在手背上，叹一口气，开了腔：“你说，人和人咋就这么不一样儿呢？要是俺哪天当上周总理，锄头把子、镰刀把子一扔，上下一身青烫绒(灯芯绒)，兜里插三管钢笔，手腕子、脚脖子上都挎上手表!”看看老刘的神情，天真中带着一丝狡黠，猜不透他究竟是在认真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还是随口开个玩笑自我安慰。

我们队好几个社员操河北、河南、山东口音，都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逃荒到东北的，老刘就是其中的一位。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热播后，报纸及时配合，刊登专家大块文章，详细论述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三次闯关东的始末，然而对二十世纪中期的闯关东则只字不提。不知是无意间的疏漏，还是刻意回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尽管当局严禁饥民逃荒，还是有大批关内农民移居东北，这应是不争的事实。来到东北后，虽然不致饿死，但日子也不好过。听社员们说，一九五八年，我们那一带是多年不遇的好年景，眼看就是一场大丰收。可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超英赶美，壮劳力都被派去大炼钢铁，庄稼来不及收割，都烂在地里。第二年闹粮荒，连树皮、树叶都吃光了。社员们似乎都不大愿意回忆这段往事。队长王家雀偶尔提到当年白白糟蹋了好好的庄稼，脸色沉重，叹了口气，只说了句：“造孽啊。”时下不少满腔爱国热情的年轻人，还有一些虽然已不年轻、但革命意志永不衰退的人，常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惨状提出质疑。其实，很多当事者还在，假使果真有心为当局辩诬，只消到农村走一走，问问上年纪的老乡，便知分晓，大可不必空做激愤之语。

社员里识文断字的不多，但若论聪明、幽默、见识，绝不比城里人差，只是手脚被缚，无由施展，多少人才就此埋没。所谓“锥处囊中，终当脱颖”，原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古人没有料到，两千年后，这个理变得不再那么当然，因为这“囊”竟变做钢铁一般冷硬。文革后，“伤痕文学”流行了一阵，感叹知青受累于政治风暴，痛惜岁月蹉跎。城市青年过了一段和农民一样的生活，留下伤痕无数。人们很少想到，知青来农村之前，农民已是这样生活着，知青回城之后，农民仍是这样生活着。农民的伤痕，似乎已经成为合理的存在，他们不会舞文弄墨，也无钱无闲，不能创造自己的什么“文学”，于是永远只能做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