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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中国的文化与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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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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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中国的文化与民主 俞力工 西欧的跳蚤市场里,可经常看到来自东欧的跑单帮小贩。身旁躺着几个旅行包,两手拎着几件兜售的小商品,路边一站就是一天半宿。其实他们兜里的小商品远不止这几件,问题是一并拿出来便无暇照顾。
拿华人的摆摊与之相比,华人摆设出来的商品可谓之琳琅满目。小贩们对每件商品不但可随时编造出一串“神话”故事,甚至靠着心算,十来件东西来回加减,总数也不会出现任何差错。就凭着这点文化优势,几乎任何人出了国,只消在厨房里多留点心,几个月后自立门户、开家小餐馆,都是轻而易举。印象中,这几十年还没见过海外哪家中餐馆拿不出餐牌上标示的菜。可到了老外的餐馆,且不说其花样不及华人餐馆的五分之一,每次多点几个菜,至少有一、两个售完或准备不出来。想想西方的餐厅多由专业人士经营,而其效率与灵活性却远不及混饭吃的普通华人。
到了非洲,情况就更加惨不忍睹。一般摊贩甚至不懂基本加减法。缺德的顾客只消把三、五种小商品加加减减,报出来的价格,摊贩多不敢拒绝。原因是他们羞于承认自己不会算术,结果决定价格的人不是物主,而是顾客。
走到中国乡下,经常会遇到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可听起他们估算生产成本与收成,可绝对不需要依靠算盘。这一切,说明中国的自由经济(土地私有化,商品自由交易)已存在了两千多年,而该文化特点也造就了国人的一定文化素质与优势。当前外资纷纷投向中国,主要考虑不外是劳动人民的素质高于其他民族。至于大多其他国家,且不说自由经济多迟至16世纪才开始发展,迄今商业头脑仍需要大量教育培训才能够开发出来。
不妨设想一下,两千年前中国农业生产技术已相当发达,甚至打从战国时代起,自由经济逐步形成社会主流,各家各户不再需要依靠社会协作而独立经营自己的生活、打造自个儿的家庭计划。因此任何社会政策的建立,必须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并尊重家庭的独立性。把家庭的道德规范,延伸到社会,到国家,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就此意义,孔孟思想与其说是贤哲的创举,不如说是小农自由经济(也有人称其为有别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式商业资本主义”)的客观需要。
百年来,许多有关中国固有文化的讨论,倾向于拿西方现代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作一评比,而忽略西方几乎长达两千年的落后;盲目地拿当前的改革愿望,来否定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智慧。举例而言,当中国长期实施有教无类和科举进士时,西方却停留在统治阶级垄断教育与官僚世袭;当中国长期宣扬民本思想,西方则迟至17世纪才把这种民本自然权利引进他们的人权思想;当西方提出三权分立主张时,中国早自汉朝就把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体现在其监察制度中;当西方长达数千年的阶级社会的“稳定性”,必须要靠常备军来维持和镇压时,中国的常备军主要是用来保卫边疆;当其他地区进行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时,中国严守敬鬼神而远之;当西方封建社会长期要求民众对统治阶级尽忠时,中国一向采取“量君之善恶而估忠义”的对策(所谓“磨洋工”即为典型表现)。凡此种种,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即便不是极乐世界,也至少无需妄自菲薄。
中国不民主!这是事实,但正好说明中国也像西方一样,必须在物质生产、交通、信息、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各个群体才能够认同同一部宪法的具体内容与规则,或采取直接、间接选举的办法,体现人民的意愿。果真中国的现状已充分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一切条件,该侧重的是提出具体改革办法,而不是无厘头地践踏中国的固有文化。或许,有朝一日,当大家发现中国根本缺少欧洲的阶级政治文化,以至于家庭观念远远强过阶级意识与党性时,还会意识到儒家社会的“选贤与能”是个更加经济、现实、有效的选项。200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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