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早在下乡之前，这段语录就已背得滚瓜烂熟，虽说不至于溶化在血液中，也在脑子里建立起了相当固定的思维模式。

插队落户来到屯子里，“亲不亲，阶级分”这根弦绷得很紧。遇到社员，先打听是贫下中农，还是地主富农。如果得知某个社员是地主富农或是地富子弟，“阶级斗争”思维模式立刻启动，对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似乎都隐隐透出几分阴险狡诈。当时描写农村生活的电影，比如《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松岭》、《战洪图》，情节都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层层展开，最后地富分子狗急跳墙，被火眼金睛的贫下中农抓个正着，社会主义新农村云开日出，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剧终。

在屯子里时间长了，这种思维模式开始动摇。社员中的地主富农和地富子弟，无一例外，个个都是好庄稼把式，干起活儿来勤勤恳恳，一丝不苟 –– 这并不是出于迫不得已，而是出于一种习性。这种习性曾使他们成为农村里的富人，后来又仅仅因为是富人而被称做“坏人”，而无论作为富人还是“坏人”，这种习性终归是跟定了他们。我们知青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家境好坏不论，地主富农和地富子弟几乎都是衣着干净整齐，没有一个肮脏拉遢的, 屋内屋外也收拾得利利落落。

我们队只有一个地主，姓王，五十多岁。王地主身量瘦小，窄长脸儿，面色焦黄，细眯眼，留着两撇细细的八字胡，活脱就是《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老王常年都是一身青布裤褂，打着绑腿，浑身上下都透着精干麻利。解放前，老王在镇上开着一家店铺，雇长工种家里的地，临到土改，自然就戴上了地主帽子。老王干农活儿很有特点，无论铲地割地，动作幅度小而精确，每下一锄，每动一镰，都能发挥最大效率。照社员们的话，就是老王的活计干得俏。老王知道自己的身份，每天下地干活儿，通常总是保持沉默，只听不说。有时听社员们争论某个问题，老王实在忍不住，操着尖细的嗓音发表见解，往往都是一语中的。如果看到其他社员反应冷淡，或有人反驳，老王便立即住口。

高老五、高老六是一对富农兄弟，四十多岁。哥哥高老五一张四方大脸，面如重枣，虎背熊腰，望去好似半截铁塔，走路外八字，脚步扎实，在身边走过，似乎可以听到“咚咚”之声。高老五嗓音极为低宏，如果唱戏唱歌，必是黄钟大吕。可惜这样一条好嗓子，只在吆喝牲口时才算派上一点儿用场。高老六高度近视，一副小圆眼镜看上去年代久远，镜腿儿只剩一只，另一边用麻绳挂在耳朵上。两兄弟性情憨厚，都是红脸汉子，不论是干活儿，还是说话，哪怕让人挑出一点儿毛病，脸上就臊得挂不住。

有一天，我和几个社员脱坯，高老五在我旁边。脱坯时，几个人一字排开，一人紧挨一人，脱完一块，取下坯模子，倒退一步，接着脱下一块。干脱坯这活儿，最怕被“套住”，也就是形成被两边脱好的土坯夹在中间的局面，因为这样一来，就会碍手碍脚，干活儿的难度大大增加。有了这层关系，每到脱坯，社员们常常互相较劲儿，使出看家本事，看谁能把谁“套住”。脱坯本是我的弱项，而高老五则是有名的快手，偏偏排在我的下手，于是心里嘀咕：这回是在劫难逃了。心里越是发毛，手上越是章法大乱。这时，高老五只消稍一发力，我就是“套中人”了。可是，高老五稳稳当当，我快他就快，我慢他也慢，总和我保持一步距离。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他朝我微微一笑。我登时明白了他的一片好意。这样一条粗壮的大汉，心思如此细密，让我非常感动。

我们集体户的邻居是富农，姓彭。老彭两口子有三子两女。彭氏三兄弟都已成年，老大兰阁、老二兰富结婚后搬出单过，老三兰德和两个妹子跟爹妈住。一天，队长派我和兰富在大豆田里压滚子。所谓“压滚子”，就是人牵牲口，牲口拉石滚，把刚播完种子的田地压实，以利保墒。那天，我牵一头大叫驴，兰富牵一头骒马。大叫驴专司配种之职，平日养尊处优，只在春天播种季节拉几天滚子。几趟滚子压下来，我和兰富同时来到地头，相距二十来米。这时，大叫驴突然起了性，猛一昂头，我手里的缰绳脱了手，随后大叫驴一声长嘶，撒开四蹄，朝那匹骒马飞奔而去。大叫驴拖着两百多斤的石滚子，如果奔到骒马跟前，乱来一气，后果不堪设想。事情来得突然，我目瞪口呆，两脚就像钉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兰富一个箭步越过骒马，迎面冲大叫驴跑去。来到大叫驴旁边，兰富先伸手抓住驴嘴边的嚼口，随后就势转身，跟着大叫驴飞跑，一边用身子紧紧靠住驴身向外顶，一边用抓住嚼口的手把驴头死命向外推，同时厉声呵斥。大叫驴在兰富施加的双重压力之下，终于偏离了既定奔跑路线。待到大叫驴安静下来，兰富把缰绳交到我手里，叮嘱道：“这回攥紧了，可不敢松手。”我连声道谢，兰富只淡淡地说：“这有啥。”

队里的富农们平素谨言慎行，只有老刘例外。老刘年纪大约在五十左右，身材极高极瘦，总得在一米八五以上，背驼得很厉害，两腮深陷，浓眉深目，眼神飘忽不定。抗战时期，老刘投军报国。解放军1948年打四平，老刘随国民党守军被俘，当了几年所谓“解放战士”(被收编进解放军部队的被俘国军士兵)，后来就退伍回乡了。由于家里有一些田产，老刘定了富农成分。人前人后，话里话外，老刘总要显出自己是见过世面的人，乡亲们对他这一点很不待见。不过，老刘的确眼界很宽，谈吐不俗，从不议论家长里短，开口不是国计民生，就是世界局势。老刘在社员们面前大约有曲高和寡之感，所以常常到集体户串门儿，就国内外大事发表一通议论，还抱怨社员们手太快，每天报纸刚刚送到，就撕了卷烟，害得他只好蹲在炕头上听他的破匣子。

老刘过日子不大算计，常常手头拮据，有时便向知青借几个钱应急。我曾借给老刘五块钱，时间久了，也就忘了。几年后，集体户散了。我离开屯子的一天前，老刘来到户里和我道别。他坐在炕沿上，比平日沉默了许多，脸上的神情透出深深的失落。临走时，老刘从兜里掏出五张皱巴巴的一块钱票子递给我，不好意思地说：“日子紧巴，拖到这咱才还，这是咋说的。”说罢，推门走了。隔窗望着老刘佝偻的背影，我想：老刘啊老刘，我们都走了，以后还有谁听你高谈阔论呢。

听社员们说，我们队里好几个富农都是辛辛苦苦扛了半辈子长活，省吃俭用，攒钱买地，刚过上好日子，遇到土改，于是成分定为富农，成了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他们本来走的是同一条致富之路。几千年来，这条路从来都是一条最稳妥、最规矩、最为人称道的路，偏偏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改朝换代，宣告此路不通，走在这条路上的人统统栽了跟头，而且碰得头破血流。他们从此被打入另册，在人前抬不起头。他们的儿女戴着“富农子弟”帽子，走到哪里都矮人三分，不仅参军、上大学没份儿，有时和人争执起来，无论有理没理，对方只消一句“你是富农子弟，还说啥呀？”马上就得闭嘴。这付无形的重担，每时每刻都压在身上，这层浓浓的阴影，每时每刻都笼罩在心头，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当事人才体会得出。几十年后，老路重新放行，举国欢呼英明决策。然而，对千千万万“黑五类”及其子女无端蒙受的惨重损失，无人承担责任，无人表示歉疚，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