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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插隊的零散回憶(十五):地主富農和地富子弟

水井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早在下鄉之前,這段語錄就已背得滾瓜爛熟,雖說不至於溶化在血液中,也在腦子裏建立起了相當固定的思維模式。

 

插隊落戶來到屯子裏,“親不親,階級分”這根弦繃得很緊。遇到社員,先打聽是貧下中農,還是地主富農。如果得知某個社員是地主富農或是地富子弟,“階級鬥爭”思維模式立刻啟動,對方的壹舉壹動、壹顰壹笑,似乎都隱隱透出幾分陰險狡詐。當時描寫農村生活的電影,比如《艷陽天》、《金光大道》、《青松嶺》、《戰洪圖》,情節都以階級鬥爭為主線層層展開,最後地富分子狗急跳墻,被火眼金睛的貧下中農抓個正著,社會主義新農村雲開日出,毛澤東思想陽光普照,劇終。

 

在屯子裏時間長了,這種思維模式開始動搖。社員中的地主富農和地富子弟,無壹例外,個個都是好莊稼把式,幹起活兒來勤勤懇懇,壹絲不茍 –– 這並不是出於迫不得已,而是出於壹種習性。這種習性曾使他們成為農村裏的富人,後來又僅僅因為是富人而被稱做“壞人”,而無論作為富人還是“壞人”,這種習性終歸是跟定了他們。我們知青還註意到壹個現象:家境好壞不論,地主富農和地富子弟幾乎都是衣著幹凈整齊,沒有壹個骯臟拉遢的, 屋內屋外也收拾得利利落落。

 

我們隊只有壹個地主,姓王,五十多歲。王地主身量瘦小,窄長臉兒,面色焦黃,細瞇眼,留著兩撇細細的八字胡,活脫就是《半夜雞叫》裏的周扒皮。老王常年都是壹身青布褲褂,打著綁腿,渾身上下都透著精幹麻利。解放前,老王在鎮上開著壹家店鋪,雇長工種家裏的地,臨到土改,自然就戴上了地主帽子。老王幹農活兒很有特點,無論鏟地割地,動作幅度小而精確,每下壹鋤,每動壹鐮,都能發揮最大效率。照社員們的話,就是老王的活計幹得俏。老王知道自己的身份,每天下地幹活兒,通常總是保持沈默,只聽不說。有時聽社員們爭論某個問題,老王實在忍不住,操著尖細的嗓音發表見解,往往都是壹語中的。如果看到其他社員反應冷淡,或有人反駁,老王便立即住口。

 

高老五、高老六是壹對富農兄弟,四十多歲。哥哥高老五壹張四方大臉,面如重棗,虎背熊腰,望去好似半截鐵塔,走路外八字,腳步紮實,在身邊走過,似乎可以聽到“咚咚”之聲。高老五嗓音極為低宏,如果唱戲唱歌,必是黃鐘大呂。可惜這樣壹條好嗓子,只在吆喝牲口時才算派上壹點兒用場。高老六高度近視,壹副小圓眼鏡看上去年代久遠,鏡腿兒只剩壹只,另壹邊用麻繩掛在耳朵上。兩兄弟性情憨厚,都是紅臉漢子,不論是幹活兒,還是說話,哪怕讓人挑出壹點兒毛病,臉上就臊得掛不住。

 

有壹天,我和幾個社員脫坯,高老五在我旁邊。脫坯時,幾個人壹字排開,壹人緊挨壹人,脫完壹塊,取下坯模子,倒退壹步,接著脫下壹塊。幹脫坯這活兒,最怕被“套住”,也就是形成被兩邊脫好的土坯夾在中間的局面,因為這樣壹來,就會礙手礙腳,幹活兒的難度大大增加。有了這層關系,每到脫坯,社員們常常互相較勁兒,使出看家本事,看誰能把誰“套住”。脫坯本是我的弱項,而高老五則是有名的快手,偏偏排在我的下手,於是心裏嘀咕:這回是在劫難逃了。心裏越是發毛,手上越是章法大亂。這時,高老五只消稍壹發力,我就是“套中人”了。可是,高老五穩穩當當,我快他就快,我慢他也慢,總和我保持壹步距離。我擡頭看了他壹眼,他朝我微微壹笑。我登時明白了他的壹片好意。這樣壹條粗壯的大漢,心思如此細密,讓我非常感動。

 

我們集體戶的鄰居是富農,姓彭。老彭兩口子有三子兩女。彭氏三兄弟都已成年,老大蘭閣、老二蘭富結婚後搬出單過,老三蘭德和兩個妹子跟爹媽住。壹天,隊長派我和蘭富在大豆田裏壓滾子。所謂“壓滾子”,就是人牽牲口,牲口拉石滾,把剛播完種子的田地壓實,以利保墑。那天,我牽壹頭大叫驢,蘭富牽壹頭騍馬。大叫驢專司配種之職,平日養尊處優,只在春天播種季節拉幾天滾子。幾趟滾子壓下來,我和蘭富同時來到地頭,相距二十來米。這時,大叫驢突然起了性,猛壹昂頭,我手裏的韁繩脫了手,隨後大叫驢壹聲長嘶,撒開四蹄,朝那匹騍馬飛奔而去。大叫驢拖著兩百多斤的石滾子,如果奔到騍馬跟前,亂來壹氣,後果不堪設想。事情來得突然,我目瞪口呆,兩腳就像釘在地上,壹動也不能動。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蘭富壹個箭步越過騍馬,迎面沖大叫驢跑去。來到大叫驢旁邊,蘭富先伸手抓住驢嘴邊的嚼口,隨後就勢轉身,跟著大叫驢飛跑,壹邊用身子緊緊靠住驢身向外頂,壹邊用抓住嚼口的手把驢頭死命向外推,同時厲聲呵斥。大叫驢在蘭富施加的雙重壓力之下,終於偏離了既定奔跑路線。待到大叫驢安靜下來,蘭富把韁繩交到我手裏,叮囑道:“這回攥緊了,可不敢松手。”我連聲道謝,蘭富只淡淡地說:“這有啥。”

 

隊裏的富農們平素謹言慎行,只有老劉例外。老劉年紀大約在五十左右,身材極高極瘦,總得在壹米八五以上,背駝得很厲害,兩腮深陷,濃眉深目,眼神飄忽不定。抗戰時期,老劉投軍報國。解放軍1948年打四平,老劉隨國民黨守軍被俘,當了幾年所謂“解放戰士”(被收編進解放軍部隊的被俘國軍士兵),後來就退伍回鄉了。由於家裏有壹些田產,老劉定了富農成分。人前人後,話裏話外,老劉總要顯出自己是見過世面的人,鄉親們對他這壹點很不待見。不過,老劉的確眼界很寬,談吐不俗,從不議論家長裏短,開口不是國計民生,就是世界局勢。老劉在社員們面前大約有曲高和寡之感,所以常常到集體戶串門兒,就國內外大事發表壹通議論,還抱怨社員們手太快,每天報紙剛剛送到,就撕了卷煙,害得他只好蹲在炕頭上聽他的破匣子。

 

老劉過日子不大算計,常常手頭拮據,有時便向知青借幾個錢應急。我曾借給老劉五塊錢,時間久了,也就忘了。幾年後,集體戶散了。我離開屯子的壹天前,老劉來到戶裏和我道別。他坐在炕沿上,比平日沈默了許多,臉上的神情透出深深的失落。臨走時,老劉從兜裏掏出五張皺巴巴的壹塊錢票子遞給我,不好意思地說:“日子緊巴,拖到這咱才還,這是咋說的。”說罷,推門走了。隔窗望著老劉佝僂的背影,我想:老劉啊老劉,我們都走了,以後還有誰聽妳高談闊論呢。

 

聽社員們說,我們隊裏好幾個富農都是辛辛苦苦扛了半輩子長活,省吃儉用,攢錢買地,剛過上好日子,遇到土改,於是成分定為富農,成了黑五類(地富反壞右)。他們本來走的是同壹條致富之路。幾千年來,這條路從來都是壹條最穩妥、最規矩、最為人稱道的路,偏偏到了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改朝換代,宣告此路不通,走在這條路上的人統統栽了跟頭,而且碰得頭破血流。他們從此被打入另冊,在人前擡不起頭。他們的兒女戴著“富農子弟”帽子,走到哪裏都矮人三分,不僅參軍、上大學沒份兒,有時和人爭執起來,無論有理沒理,對方只消壹句“妳是富農子弟,還說啥呀?”馬上就得閉嘴。這付無形的重擔,每時每刻都壓在身上,這層濃濃的陰影,每時每刻都籠罩在心頭,個中滋味,恐怕只有當事人才體會得出。幾十年後,老路重新放行,舉國歡呼英明決策。然而,對千千萬萬“黑五類”及其子女無端蒙受的慘重損失,無人承擔責任,無人表示歉疚,好像壹切都不曾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