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过去了，往事不堪回首，当国内开始戒严时，在海外的中国人个个看电视，个个都惊呆了。朝野对立成了难以化解的僵局。
这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和政府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学生撤回去，人大常委会使用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对“国务院的戒严令”进行违宪审查。提出这个方案者就是当时的四通总裁万润南先生。
如果当年学生们都听老万的劝告，接纳了这个方案，六四肯定不是那样的结局。
老万清华理工出身，办企业红火，他的政治智慧就是信仰了伯尔曼的信仰，而他的政治信仰当时在国内就犯了“滔天大罪”，那就是“试图行宪罪”。老万不但试图让朝野双方抛弃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和平解决彼此分歧，而且竟然试图请求政府兑现宪法，按法律程序解决学运问题。

国际著名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Harold J. Berman，1918-2007）有一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许多人都知道这句话，都认同这句话。
西方有这样的法律格言：“国王在臣民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若不是法律许可，国王一无所能。”同样的道理，由于法律的价值与上帝的意志是一致的，法律获得了某种神圣性，按照基督教教义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西方社会才引申出了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法律本身不是公正的、法律本身不是平等的，而是每个人站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我们的社会有保护和限制男人的法律，也有保护和限制女人的法律，有保护和限制贵族的法律，也有保护和限制平民的法律。
未成年的汉诺威王子在博览会墙外撒尿，触犯了贵族法律。贵族要像贵族的样子，其行为应该是平民的榜样。
法律是要被信仰的，不能因为法律不公正，就可以随意违背它。如果人们可以随意违背自认为不公正的法律，那我们的社会就失序。不公正的法律在被修改、废止之前，是必须被遵守的。法治的根本在于，我们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机会均等，如果没有权利参与立法，至少有权利抗争不公，迫使不公正的法律被修改被废除，这就是法治的底线。
孙志刚用自己的生命抗争，迫使中国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
在我的内心，孙大午是中国信仰法律第一人，他了解法律是不公正的，但是孙大午具备“我无罪，我服法”顶天立地的人格。

西方法治社会正是基于这种信仰，法律才成为了约束权力、保护权利的重要力量。在西方历史的发展中，也正是基于这种信仰，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国王只有按照法律行事才是符合正义的，不遵守法律就是践踏正义，违背了上帝的目的，故而也就失去了人民拥戴的基础。

老万的政治智慧在于，他二十年前就要求人大审查戒严令是否违宪，直至今天，中国人还拥有要求人大对国务院1989年的戒严令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利。可是，这个权利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整体中国人把它忘记，放在箩筐里，至今没有使用。

流亡海外后，有一年老万和方励之先生到慕尼黑，交谈中我们谈到香港的前途时，老万说，中国的前途在于新的“四化”：深圳香港化，沿海深圳化，内地沿海化，边疆内地化。受到老万的启发，我写了《中国应尽早成立政治特区》、《新改革开放，新四个现代化》 和《请宋楚瑜当福建省长》等文章。

离开欧洲到美国之前，老万说：“人生不可能永久当主将，当不了主将，当教练；当不了教练，当顾问；当不了顾问，当拉拉队。”放得下，是人生一大艺术，真正做得到才是智慧人生。

    写于2009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