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国民政府尽管面对连绵内乱与外患，却始终不渝地试图维护国家统一。此外，达赖十三世也透过一系列行动，更改其1913年的态度。譬如，1929年，他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愿意恢复旧制，派人参加了第二年举行的蒙藏会议，并于1931年在南京设立西藏办事处。同时，噶厦政府也表示：“汉蕃历来一家……西藏为我五族之一，唇齿相依，荣辱与共，断无离异之理。”1931年，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西藏派出10名代表参加，而这次会议所制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是当时类似宪法的根本大法。

　　需要注意的是，宗主国一向负责藩属地区的防务与外交，藩属除了行政自治外，在宗主国内一向没有决策权。然而西藏当局参加中国国民会议后，从法律角度观之，等同于参与中国的国家决策，其藩属地位也随之改变为中国的地方政府。

　　更加关键的是，国际社会从大棋弈（Great Game）时代起，无论是权威性的世界地图，或是主要国家的教科书，均把西藏划进中国领土版图。至于官方，也多先后承认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拥有领土主权。

　　冯文对中国的“领土继承资格”提出疑虑之后，还有“通过一项民族自决…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一说。

　　其实，就国际法，民族自决权不等同于独立权或分离权。相反的，一般主张民族自决权，仅仅表示鼓励少数民族取得自治权利或行政权。冯先生既否定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又抬出“民族自决权”，要求藏人满足于自治，好似在球场横冲直闯，而又不懂起码球规。

肢解中国之心

　　既然欧洲政府均承认中国的领土主权，为何西方的媒体，包括“德国之声”不断提出异议呢？同样的问题恰好适用于“美欧轴心为何要在九十年代南斯拉夫进行民主改革时刻，肢解这个主权国家呢？”原因即在于，国际战略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削弱潜在敌人。德国方面，为配合美国的东扩政策，不惜动用国会决议，回避宪法上的“非战条例”（军事行动限于自卫），不惜破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行动限于成员国领土范围”的章程规定，于1999年参加了没有安理会授权、对南斯拉夫进行的长达79天的狂轰滥炸。

　　德国政府这种置法律于脑后的行为导致什么结果呢？除了在欧洲地区建立了波斯尼亚与科索沃两个伊斯兰教国家外，还让美国在科索沃建立了欧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基地。同时又彻底破坏了欧洲联盟于九十年代初所提出的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GASP）。因此，严格说来，德国不只是踢了一个“乌龙球”（Eigentor），甚至还相当程度地显示其藩属地位。

　　就德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说穿了也是看美国当局的眼色。七十年代之前频频透过媒体指控北京政府对西藏进行侵略与并吞。中美蜜月期间，便将此话题束之高阁。冷战结束后，重新弹起老调。及至奥运时刻，其声调又创新高…。似乎，中美关系改善，西藏就不存在人权问题；中美关系一旦恶化，德国的眼睛也就雪亮了起来。

“德国之声”发的什么声？

　　上文曾述及“德国官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既然如此，为何“德国之声”竟不顾公司路线，反其道而行呢？为何德国的保守派不联名抗议这个公法机构拿了纳税人的钱却抵触国家政策呢？为何不给冯先生再来个调职处理或组织一个议会公听会呢？这问题提出来有些滑稽，盖从德国政府的角度看来，支持西藏独立在国际法上站不住脚，而不肢解中国又寝食难安。于是乎，便私下放纵其媒体为所欲为。结果，像“德国之声”的职员张丹红女士那样，批评德国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反倒会引火烧身。

　　从张丹红女士的受德国保守派围剿，以及，其顶头上司冯海音一并受牵连事件的前前后后看来，揭露了“德国之声”多年来一直利用“公器”传播着海外中国流亡分子的异议。然而当保守派为了争夺“德国之声”的领导权，而以张丹红的言论为借口，对其领导班子发难时，替保守派帮腔最烈，抡棒子最凶的恰好又是同一批流亡分子。在这窘境之下，冯先生选择的逃遁手段就是把自己打扮地更加激烈，更加迎合保守派的品味，于是也反映了冷战结束以来，德国媒体的走向与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