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来一个小伙子，很优秀，26岁，已经是项目领导人，我们餐后依窗外望，对面就是当年拿破仑的行宫。
1989那年发生的事，小伙子几乎不知道，问他六四是什么，他说六四离他太远，应该是中南海的拿破仑者关注的事，跟他这样的技术官僚没有任何丝毫的关系。他说，他关心的是，人们可以过着安稳富有的生活，至于六四五四这些沉重话题，你关心了也没任何作用，还是留给最高领导人吧。小伙子不知道王丹是谁，就像那年天安门广场上有些学生不知道魏京生是谁一样。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很具中国特色，六四的参与者不知道四五是什么回事；文革的时候很多红卫兵“领袖”不知道章伯钧是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中国人的记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有选择性的记忆；中国人的忘却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有选择性的忘却。

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因为悼念周恩来而爆发，当年镇压使用的只是警察、民兵和棍棒，1989年的六四运动，是由于悼念胡耀邦而爆发，20年前的“平暴”则使用了大量的正规军队、坦克和真枪实弹。 6月3日那一夜，据说被镇压的都是“暴徒”。 这些“暴徒”有些死亡了，有些被判刑坐牢了，有些刑满出来没有工作。一夜之间，“暴徒”就是你的左邻右舍，就是你的亲朋好友，甚至就是你的亲生父母，兄弟姐妹。
那一夜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改变了数千“暴徒”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20年来的中国。从那夜开始，执政者得出结论：凡敢于挑战当局者，皆“暴徒”，皆可镇压。
因此，六四镇压最大的受益者并非中南海的拿破仑者，而是20年来中国大大小小的贪官，因为他们已经不必担心任何来自“暴徒”的监督和挑战。

集权统治者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使用“警察意识”统治和管理社会。警察在大街上巡逻，他脑子里始终保持“警察意识”，高度警惕：除他以外皆坏人（“暴徒”）。
“警察意识”造就了这么一个社会：人民“无知”；官员无耻。

上文所述之就是人们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不但如此，人们对现实也“无知”。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巧遇国内某市作协主席，问他知道《零八宪章》么，回答不知道。问他知道刘军宁贺卫方么，回答不知道。但是，他知道的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他跟我说，他们写作和编辑有12大禁区是不能碰的，所以他们写作时清楚何时收笔。他还跟我说，国内网站屏蔽是有赏金的，哪个网站屏蔽哪种文章，都有价目表。

无耻官员的例子的确太多，当前中国官员贪污腐败之烈，可以说为世上、史上少有。从“我是北京交通部派来”的大官，到芝麻官邓贵大，他们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无耻。
邓贵大，湖北巴东一个镇的招商小吏，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掐着大把票子寻欢不成时来硬的，结果死在了烈女邓玉娇的刀下，不幸殉职。刺死寻欢官员的邓玉娇成了网络焦点。巴东的事件并无太多惊天动地之处，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不知道还有多少手里没刀的邓玉娇就算成了牺牲品也无处申冤。巴东事件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事发半个多月之后，人们看到的是官方前后矛盾的说辞，感觉到的是对真相一步步地掩盖，用另一个更大的谎言来掩盖自己的谎言。
根据媒体报道，湖北省宣传部门已经开始限制对邓玉娇案的报道。

20年来，“稳定压倒一切”成了执政的合法根据，而“杀一儆百”、“争取民心”则为具体操作的行政实现，只要地方贪官说，追寻真相的人们是“暴徒”或背后有“敌对势力”，他们处理了，只会“立功”绝不“离轨”。

想起尼罗普（Christopher Nyrop），这位丹麦学者说过：“不抗议的人，则是同谋者！”
不抗议即同谋，那么，沉默就是犯罪，整体沉默就是整体犯罪。当心！整体都表示沉默时，明天你我就是“暴徒”，因为“暴徒”的定义和解释权不在你我的手里，更因为“暴徒”处置的权力你我“无知”。

写于2009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