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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国号与迷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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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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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号与迷思 俞力工
中华民国国号的来由
1912年，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取名“中华民国”为国号，目的在于凸显这个以“民主共和”为基础的新国体有别于大清帝国的君主制。
就学理而言，“共和”原本意味着“民主议会制”，作为“民主共和国”简称的“民国”一词便构成赘词，因此，更适当的名称应当是“中华共和国”。换言之，中华民国的英文译名，即Republic of China，反显得比中文名称更为贴切。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大家对此名称逐渐习以为常，然而能够说明“民国”之含义者，却凤毛麟角，由是，一个以建立民主机制远大理想而定名的国号，竟蜕化为一个含义模棱两可的符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拟议与后果
及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实际掌控中国大陆之后，一方面为了在精神上彻底“消灭”退守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同时又为了强调其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体有别于长期受独裁政治污染的中华民国，而将国号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今重新审视北京政府更改国号的举措，不禁令人扼腕。首先，北京政府的动机不过是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体，完全没有必要将代表共和国国体的国号任意改变。其次，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不过是建国之初为维护劳动人民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地富反坏右实施专政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因此，将这过渡阶段的政策措施在国号中加以标示出来，则显示政治暴力的永恒化。此外，从“新中国”建立的前后两大阶段看来，初时为拟议国名而阿谀奉承的民主人士一个个都沦为专政对象；而职业革命家与其后代，却随着改革政策的深化，跃然成为原先专政对象的特权阶层。因此， “人民民主专政”本身的异化，就构成最大的反讽。
除此之外，更加严重的是，自新国号产生之后，不但在法律领域造成混淆；在台澎金马内部，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国族认同危机。
国际法领域，首先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过是内战的结果，即中共实际有效控制大陆一方；国民政府则退守海峡彼岸。该局面显示中国形成了“一国两治”（分别实际有效地统治一方）及“一国两府”（两个交战政府对立）的局面，而不是构成两个“主权独立”、 “互不相干”的国家。
“一国两府”格局形成后，北京、台北两当局分别在国际上争取国际承认，而该国际承认并不是像九十年代新独立的乌克兰或斯洛文尼亚那样，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其为“新成立的国家”，而是，争取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地位。
笔者过去曾再三指出，国际社会承认某交战团体为中央政府的考虑，主要基于该政治实体是否实际有效统治大部分领土？是否有能力在国际上承担国际义务（各种条约义务，尤其是债务）？以及，是否具有独立自主性？
以1949年退居台海彼岸的台北政府为例，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经济支持，便无以自保。按一般情况，这样一个缺乏自主性、独立性、主权残缺、势力微弱的交战当局，是不可能在国际上取得“中央政府”的承认。中华民国之长期受到多数国家的承认，并占据联合国席位，自然是与民主与否无关，既牵扯不上任何“人民自决权”、“住民自决权”，更是与“主权独立”风牛马不相及。其唯一屏障，在于美国的保护。
1943年，美国为鼓励国民政府积极抗日，而发表《开罗宣言》，对中国做出 “收复东北、台、澎”的承诺。1945年初，为了引诱苏联攻打日本，又透过《雅尔塔密约》，出卖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指外蒙）。1951年，为了干预朝鲜战争，并使中国的分裂成为永恒，再通过《旧金山对日和约》炮制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从这一系列表现看来，美国维护其国家利益、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之时，眼下从不顾及中国人的尊严与利益。尽管如此，台湾之正式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却意外地保留了华夏文化的一柱香火，同时也向台湾提供了闭门思过和快速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台湾经过这60年的发展，尽管受到台独势力的严重干扰，却由一个 “前沿阵地”，逐步转型为 “和平竞争力量”，这不啻为无心栽柳的绝佳范例。从同一个角度切入，也揭示台湾方面任何一个政党均不可能推动有违美国旨意的政策。
21世纪初，出于对两岸关系与台美关系的的误判，台独势力一度以为可以把“一国两府”的局面改变为“一中一台”。针对此冲动，2003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即当头一棒指出：“台湾不是个主权独立国家”，“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鲍威尔的态度说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于尽量拖延两岸“不战、不统、不独”的局面。
台独分子除了无法揣摸美国的心思之外，也始终不了解其仅存的23个邦交国家不过是承认其具有“中央政府地位”，而非承认它为“主权独立的国家”。果真台湾贸然宣布独立，势必引发国际社会触及是否应当承认“台湾国”为新国家的问题。考虑到台湾所处的经济困境，根本就经不起这23个“友邦”的新一轮恶性敲诈。一个不慎，弄巧成拙，最后丧失所有邦交关系并非不能想象。
如前所述，1949年国号的改变，一个客观结果就是模糊了“一国两府”的认知，诱导两岸同胞对各自“国号”的片面认同。试想，如果北京政府始终沿用“中华民国”国号，虽然不一定能够阻止美国于1951年炮制“台湾地位未定论”，但至少不会在岛内出现“一边一国”的胡搅蛮缠。台独分子在无法切割国家认同的情况下，唯一的“理论依据”便是抱守“台湾地位未定论”，抬出“中国按《马关条约》割让与日本的台湾，从来不属于中国”，或者，“日本战败后放弃的台湾成了任何国家无权认领的鬼岛”等歪论。如此强辩，所遇到的阻力必定远大于抬出“ROC与PRC是并存于台海两边的两个主权独立国家”。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推出后，对“一个中国”国族认同所造成的破坏，绝不小于“台湾地位未定论”。
继而需要深究的问题是，为何李登辉自九十年代初开始推动台独路线以来，台湾岛内，包括大多国民党要员，鲜有人站出来积极反对呢？甚至直到今天，国民党再度执政后，非但不见正式放弃 “重返联合国”的主张，甚至还继续向北京政府迂回喊话，要求“不否定对方的存在”（也可理解为“互相承认”）呢？
话说白了，原因不外两点：一是两岸实力对比、社会形态差距太大，因此互信不足；一是许多外省人与台湾人一样，长期岛国化生活之后，逐渐失去中国视野，而把台湾当作唯一安身立命的根基。鉴于此，将分裂永恒化，甚至通过法律上的互相承认为独立国家（即“德国模式”），最为符合新、老台湾人的心愿。于是乎，在他们看来，“台湾独立”太过唐突，明显会遭到北京政府与美国的强烈反对；而在现存的两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基础上，以对等地位促成“两个中国”，不失为一个努力的方向。目前台湾抱持这种态度的人士，远较急独分子人数为多，甚至也在泛蓝阵营广为蔓延，而两个国号的存在，的确为这种主张提供了最大方便。
如前所述，1949年之后，所谓“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过是个内战过程中处于劣势的交战方的迷思。就因为先天缺少自主性与独立性，其命运必然受外界左右。然而，该不利处境未必不能运用智慧，以缓和外来的冲击。譬如，最好维持“一国两府”的现状，以避免刺激北京政府的神经。既然胶着状态已维持了60年的安定，而且并不影响两岸社会的长足发展，今后继续利用此框架条件，进行交流与合作，不失为促成双赢的明智之举。
至于大陆一方，为打破僵局，似乎应当以积极行动，譬如对台进行军售以卸除台湾一方的疑虑，并尽快使台湾一方感到“美国后盾”的多余。此外，必须调整统战心态，使冷战、内战精神状态让位于和平发展。至为关键的，还有社会形态的开放与转型。一旦两岸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并能够获得对方法律的充分保障，即便实力对比依然悬殊，也无法构成最终统一的障碍。最后，虑及两岸同胞这些年对国族认同的偏差，北京当局不妨严肃审议是否需要将国号还原为中华民国。果真如此，则“一国两府”关系便豁然明朗，摆在眼前的问题将是如何结束内战状态，促进和平与合作，而不是将错就错，甚至利用观念的混淆去追求“两个中国”，扩大两岸的隔阂。2009/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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