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语词汇ἁμαρτία（hamartia）经常被翻译为“罪”。在古典希腊语中它的意思是“未中标记”或“未中目标”。射击未中目标，就是罪？顶多是遗憾罢了，顶多是不完美罢了，怎么能是罪呢？其实不完美，就是罪。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 1883 - 1969 ) 在其著作Die Schuldfrage《（纳粹德国）罪过问题》(1946) 中把罪过分成四类：

第一种是刑法罪过，它侵犯的是法律。审判这种罪过者是法院。
第二种是政治罪过，它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审判这种罪过者是胜利者（如果独裁政权被推翻）。
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审判这种罪过者是自己的良心。
第四种是形而上学罪过，指的是不能尽自己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审判这种罪过者是上帝。

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四种罪过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前二者属于公众领域，后二者则属于私人领域。而前面三种罪过，很容易理解，很难理解的是形而上学罪过。根据德文原文 (Wenn ich nicht tue, was ich kann, um es zu verhindern, so bin ich mitschuldig.)，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不能尽我所能去阻止这些罪行，那么我同样有罪。

比如，我们经历的六四，李成和我一样，当年发生六四时，我们都身在欧美，我们当年没有回去，没有尽我们的能力去阻止政府开枪，我们竟然还能活着，我同样有罪。如果今天还有人认为，当年政府用坦克镇压学生是正确的，那么是罪上加罪。如果我们不反思不书写表达不呼吁，更是罪上加罪。

罪上加罪，罪堆积起来，罪就形成了一座罪的监牢，我自己把自己关入这座监牢。这座监牢的牢门是关闭的，我从内部已经没有可能打破监牢的牢门。

面对这座罪的监牢，我不但需要，上帝帮助我如何走出牢门，更重要是需要上帝帮助我思考，我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到无法破门而出的地步？

自由是一种力量，依靠这股力量我可以完成我自己想做的而且必须做的事情。我失去这股力量时，我就失去了自由。我一生只做两件事: 做自己有能力改变的事情; 包容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的事情。但是我缺乏智慧判断以上两样事情，所以我需要，上帝除了给我自由、给我力量以外，还要给我智慧，我该做的事却包容了，我就是犯罪。

英国大学者阿克顿 (Lord Acton 1834–1902)说“历史的教训就是，所有的人都不会从历史的教训中，真正学到教训。”

不反思自己的罪，就会重复犯同样罪。

90年代中期的犹太人，事隔50年后，突然间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个追忆往事运动，也把德国的反法西斯教育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如果我们度过了疗伤过程，我们必须开始逐步追忆过去的罪痛。

北京取缔“公盟”是我六四之后最感到罪痛的一件大事。

2009年7月14日北京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以偷漏税为由，取缔了“公盟”，几天之后，再次取缔一家非营利机构“益仁平中心”，理由是，北京“益仁平中心”涉嫌非法出版《反歧视通讯》，并免费分发。

“公盟”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非营利性的互益组织，其成员包括许志永、腾彪、浦志强和李方平等众多维权律师。其顾问多为中国著名法学家和著名经济学家，包括：江平、茅于轼和贺卫方等 。“公盟”一向为民间弱势团体提供援助，自成立以来，曾经参与了一系列大案要案的诉讼：孙志刚案、陈光诚案、南方都市报案、毒牛奶案、邓玉娇案等。

“非政府组织”并不是非法组织。

在中国是一党独大，党就是政府。而且，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在这样的长期教育下，“广大人民”跟着执政者画等号：共产党等于政府；政府等于合法；非政府等于非法。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缩写NGO）的定义来自美国，是指一个不属于政府、不由国家建立的组织，通常独立于政府。

在英国，对民间组织一般不用“非政府组织”这样的概念，类似“公盟”、“益仁平中心”这样的组织，一般称为“慈善组织”。

在德国，任何民间组织都是互益性（gemeinnuetzig）组织，分为登记社团和非登记社团。登记社团在法院注册后，同样在税务局备案，经税务局审核后，登记社团再分为“营利组织”或“非营利组织”。获得“非营利组织”认可的社团，享受免税（社团本身不用缴税、捐款者获得免税证明）待遇。

大家最熟悉的TÜV（技术监督协会），是德国民间根据技术监督制度而建立起来的权威互益性机构。经常在德国超市购物的朋友们，肯定会发现很多商品的外包装上都印有“商品测试基金会”（Stiftung Warentest，简称StiWa）的鉴定标志，德国商品测试基金会也是民间的权威互益性机构，该基金会每月出版专刊，通过对商品客观的统一鉴定，定期公布测试结果，给予消费者全面的市场信息。
 

民间社团发达程度，是衡量公民社会是否成熟和民主法治是否健全的主要标志之一。

中国互益性社团的形成和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益仁平中心”这样的互益性社团倒是帮助中国社会稳定，对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取缔它反而是制造社会矛盾、制造不和谐。

建议在中文话语里取消“非政府组织”这个概念，使用“互益性社团”这样的概念。

写于2010年2月21日

【附录1】：

德国之声专访美国华人政治专家李成
 
2009.05.26

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将在六四20周年前夕出版，赵紫阳将六四天安门事事件称为一场悲剧。德国之声记者就过去20年中国政治改革进程采访了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外交政策专家、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成教授。
 

德国之声：李成教授您好，六四过去二十周年了，二十年前有很多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为了他们当时自己的信仰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您觉得他们的这种付出对中国政治民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吗？

李成：这个积极作用，首先在短时间当中，应该说并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当时首先这个八九年民运，它并不会把中国带入民主社会。这个原因很简单，当时中国社会并不成熟，而且也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党派或者其他的组织来跟共产党相平衡。所以它的失败实际上是必然的。但是它是一个中国整个民族百年或者说更长时间民主过程中的又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历史会对六四作出重新的评价，而且是中国整个民主运动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德国之声：六四过去20周年了，您觉得现在是否已经到了对六四进行重新评价的时间了吗？

李成：我觉得可能还要一段过程，因为有很多当时在政府参与的人，他们还并没有完全退出去。第二个就是中国目前还有很多所谓不稳定的因素，从中国当政者的角度来看。还有就是实际上中国国内本身现在民主的呼声也并不是很强烈，但是这是迟早的事情。因为社会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随着中国社会逐步的成熟，我想对重新认识六四，至少是平反当时受难者的学生，我觉得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德国之声：我们记得很清楚温家宝在六四前有一张照片，显示他站在赵紫阳的后面。大家都解读说，是不是温家宝当时对学生进行同情？20年之后温家宝现在担任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您觉得中国政府，包括中国共产党对六四的态度发生变化吗？

李成：首先我觉得这有个误区，认为温家宝到这个广场去是同情学生或者是支持民运，或者说和赵紫阳站在一起，这个解释是不对的。现在我们看到当时中国的文件和中国官方的解释，是当时温家宝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他的职责陪同总书记去广场。实际上他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说自己支持民运等等，还有人认为，他最后背叛了赵紫阳，这都是不对的。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赵紫阳背叛了邓小平。而温家宝只是在行使他应尽的职责，作为一个中央的书记处书记，办公厅的主任，他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有个误区。但同时我觉得温家宝是在推动中国民主当中起很大作用的领导人。他所说的民主跟八九民运时候学生概念的民主是不一样的。温家宝的看法更成熟。首先他解释民主是带着一个普世价值的理论，实际上跟西方的民主是一样的。主要强调了一个是选举，第二个是法制或者司法的独立性，第三个就是一个监督系统，包括媒体的监督，公民社会的监督等等。所以他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跟西方民主的概念或者普世价值民主的概念是相吻合的。而且他最近在逐步推动中国民主化建设，包括他跟美国CNN有线电视台做采访，跟很多外国友人或者官方，包括我们学会在2006年10月，很荣幸跟他谈了75分钟，其中话题当中主要部分就是关于民主的。所以他的观念可能在党内当中还是少数，但是他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比较清新的一个观点。在很大意义上讲，我觉得比赵紫阳所谓的民主更成熟了，而且更具体了。他实际上已经开始有一个逐步走向民主过程的路线图。首先先从党内民主开始，然后到全民民主。先从基层民主选举开始，然后逐步扩大，同时还保证了社会公民，社会法制建设各个方面的发展。但这需要时间。

德国之声：仔细观察中国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特别是称为80后的年轻人，对现在的政治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您觉得采取什么方式才能让中国的年轻人对国内的政治感兴趣呢？

李成：这不仅是六四事件，包括其他还有很多不幸的事件，包括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造成人为的灾难，据说死了有三千万人，饿死三千万民众，这也是很大的悲剧。还有十年的文革，这个悲剧，也是当年造成的悲剧，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谓的大民主。当然六四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首先是那些死难的学生，还有那些无辜过街行人等等。包括中国政治制度，政治改革的倒退都是非常不幸的。但是实际上在六四发生之前，当时曾经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社会好像没有什么理想主义，只知道赚钱等等。但是六四尤其是纪念胡耀邦，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突然的。尤其是很多学生绝食等等，对很多人来讲都是非常惊讶的，包括研究中国的一些学者，突然那种理想主义的境界又到来了。我想中国现在年轻的一代并不是非常关心，但是这些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尤其是意识到包括国际上发生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包括在中国台湾的选举，然后美国现在又选上了非洲裔的奥巴马做总统，所以这些都会对中国有影响的。而且随着中国正在逐步的崛起，如果这个社会能找到他的一个核心价值，能够向世界表达他到底代表了什么，不仅仅是代表有钱或者等等，他的政治理念是什么。所以我想迟早会发现什么是公平，正义，民主，平等，选举权，这些都是，我认为普世价值这个跟中国很多的学者想法是一样的。我想中国的民主，中国的年轻一代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而且这个时间也许不会很长。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有这么一个政策，就是说让能富的先富起来。中国共产党，包括中国政府都采取的方式就是能够让一些中产阶级，能够让他们先致富。提出的条件是他们不能对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提出质疑，对此您怎么看？

李成：首先我觉得八九民运当时结束以后，确实整个中国的学界，思想界和知识界有一个反思的过程，一方面也有对政府压制的作用。但是中国很多的学者也意识到民主并不是通过搞上街游行或者绝食能够达到的，而且需要一些教育，需要一个政治体制他本身的机构的变化，需要权力的制衡。首先这个六四民运，你即使把政府推翻了，那么谁来执政？那最后还是一党独大揽的情况。关键是要平衡，关键是要有权力的制衡或者通过选举等等 。当然我的观点现在是所谓中国的一党两派，尽管现在中国并不愿意走上所谓的多党制或者是西方的三权分立，这个领导人说得很明显。但是党内的派系在逐步的起作用，当然这并不是合法或者也并不完全公开。可是你在北京，在上海，在深圳一问出租车驾驶员，他就会告诉你谁属于哪个派。这就是我说的一党两派，通俗一点来讲就是团派跟太子党之间的互相竞争。这个竞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因为他们的权力几乎是势均力敌的，所以其本身也使政治本身更加多元化，有更多的权力的牵制，所以这也是个积极的变化。不管是多党制也好，还是一党两派也好，至少也是反映出权力的制衡，你不能够无法无天，所以这是一个很积极的发展。同时来讲，中产阶级当时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意识到，也许一方面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需要稳定，而且同时也对这种突发的街头民主产生怀疑，但是这个过程还在进行当中。我想随着中产阶级逐步强大，然后他们也觉得有利益，他们就觉得有必要，或者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来参与政治，这个过程也许很快会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了。

德国之声：六四20周年了，中国共产党还在回避这一历史事实，您觉得澄清六四还需要多少年？

李成：我觉得不会太远的时间。用我的观点来讲可能是十年左右。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变动，包括前几年对胡耀邦重新的评价，而且中国还有许多新的电影小说，有些是间接的谈六四事件的，有的是被封杀了，但有的还是可以播放的。随着当时参与的一些政治人物，包括李鹏,退出政治舞台或者逐渐年纪更大，我觉得新的一代的看法就不一样，包括我们知道的李源潮，李克强，在一定程度上习近平，他们首先在六四的时候并没有参与太多。而且在一定方面像李源潮，李克强还有一些同情以外，实际上李源潮当时在谈中央工作，他们在早期的时候也包括他们保护他们那些曾经参与过六四的那些同事等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确实，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跟年纪大的一代，跟李鹏，江泽民一代是不一样的。

(作者：当远、 责编：谢菲)

作者：王康   发布时间：2010-2-10 13:47:36  

    学渊先生：

    　　不知道发文者是阁下，只以为又是当局某个说客。

    　　李成式唯物史观误导国人已久。力量对比，利益格局，中产阶级，法制，学界……，与中共当代治国哲学别无二致。

    　　完全不能接受对64的评价，一派成王败寇谬论，全无感叹悲悯遗憾，也毫无历史感可言。中国8964导致苏东自由嬗变、柏林墙和平坍塌和冷战终结，对世界历史功莫大焉。李成无论是否亲身参予都属罔顾历史真理的功利浮泛之辈。至少，那些死于坦克履带下的亡灵没有瞑目，那些久怀丧子之痛的母亲们，无法安眠……。李成一类“自学成才”者，却不知人类文明主要靠悲剧和启示推动，祭祀带给后世的庄严神圣，远逾盛典功庆，何况是在中国。可悲。

    　　同样不能接受的，是这位“成功人士”不负责任地为世界提供一幅虚妄的中国盛世幻景，下贱地认同现代专制。广学渊博如阁下者一定知道，中国在物质财富上的空前膨胀，很可能为又一次“文革”式浩劫甚至为祸世界，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些来往于美中之间的智囊人士，怎么就看不出，中国正滑向红色帝国的地狱危途呢？礼崩乐坏，人伦道丧，环境恶化，穷奢极欲，精神道德全面腐化堕落，每天都在为中国“崛起”下注。由李成这类知华通美人士出任美国国会中国工作顾问，天知道他们会为天真单纯的美国人出些什么好主意。

    　　孔子与春秋法家、纵横家们最根本区别是，天下安危，必系于明心见道，敬仁重礼。耶酥上十字架，并不意味世界就归凯撒统治。今日战略谋士们，舍本逐末，唯权势与财富是瞻，故有“污目”之叹。

    　　居然把俞可平之流的无聊文字当成一回事，不以与那些文奴伪学为伍可耻……。香港凤凰卫视“首席评论员”阮次山，一个令人厌恶的持美国护照的“地下党员”，稍具灵性正义人士，提之摇头。李成的“学术”言论，同功异曲，更令人呕心。故有“污目”之怒。

    　　与北明《中国冥路》等泣血文字相比，与郑义、陈奎德、一平、余英时、高尔泰、辛灏年、孔捷生、金钟和阁下对中国的忧思挂牵生死与之的求索救赎相比，李成们的韬略理性不是污人眼目的秽物吗？与林培瑞、哈维尔、图图大主教等关切中国的国际良知们相比，李成们的进言献策，不是污人眼目的脏话吗。当年尧帝以九州长相赠，许由恶闻其声，有“洗耳”之举。李成若觉悟，请先除羶去腥，否则勿怪我“污目”之议。

    　　顺带一句，实不知李成何人。如没有那些冠冕头饺，我倒多少想想他那些似是而非的废话有无几分理据。一个知识分子，怎么会对世间捞什子有那么大的兴趣。连毛泽东对他那些虚名都嫌累赘，李成博士怎么连暴君都不及，匪夷所思。

    　　当此毛派卷土重来，鹰派强硬派军国派全面得手登台之又一历史关头，布衣如我，不得不辩，如此而已。已到亡羊补牢时候了，勿使中国骄狂强悍到疯狂地步以至祸端四起，当是眼下第一要务，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提个建议，以后重发，望署上大名，免生误会。

    　　春节时至，王康在重庆拱手拜年了。

    　　2010年2月9日

    　　李成：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及高级研究员。出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一九八五年自费赴美留学，并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亚洲学硕士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着有《再次认知中国》、《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架起跨越太平洋的思想桥梁》、《变化中的中国政治版图—民主的前景》等学术专着。并在西方著名学术和政策杂志如《世界政治》、《中国季刊》和《外交政策》发表近百篇文章。负责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桑顿中国思想家丛书系列。现还兼任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常务执行理事，美国国会中国工作小组顾问委员会委员，百人会副主席，世界银行顾问，和美国当代国际事务研究所常务董事。

    　　•••••••

    　　全球顶尖智库关注中国在危机下扮演角色

    　　北京《环球》杂志：布鲁金斯学会目前关注中国那些问题？为什么会关注这些问题？

    　　李成：布鲁金斯学会对于中国的研究目前主要由“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承担。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约翰•桑顿认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世界的和平需要一个积极的、负责任的中国。当年“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成立时，“中国崛起”还仅仅是一种预测，而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我们现在做的研究着眼于中国的未来，分为四大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经济、金融与贸易。我可以介绍几个研究课题。首先，与中国“经济五十人”俱乐部于今年九月举行对话；第二，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就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在北京、堪培拉和华盛顿举行对话；第三，与某财经杂志的年终会议；第四，继续参与美中经济和战略对话，计划于十二月对战略对话的意义、影响力及改进进行全面检讨；第五，就上海建立国际金融和船运“双中心”问题同上海市委经济研究中心合作。

    　　第二个板块是中国国内政治发展。这个板块包括以下几个课题：首先，关于中国领导人的研究，包括对当代领导人和未来领导人的研究。第二是关于中国知识界的研究。我们计划推出一套中国思想家丛书，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选择最好的学者，帮助他们出版专着，中国正在经历思想界的复兴，有很多闪光的、非常有前瞻性的观点，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力。在美国很少看到中国学者的专着，我们认为应该帮助美国下一代智库了解中国思想界，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已经面世，是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

    　　 ••••••••••••••

    　　美国学者李成评论“六四”事件称失败是必然
 

    　　六月五日，多维新闻网刊登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成的专访。在专访中，李成称，根据当时的局势，学运失败是必然。中国二十年来政治社会变化很大，西方不应公式化地看待现在的中国。

    　　对于有说法指当时的学生太过激烈，导致最后不可收拾的局面，李成表示，青年人有太过激烈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据当时的局势，这场变革必然会失败。也许学生能推翻政府，也许军队会倒向民众，但绝不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健康的民主制度必须有社会结

    　　构、权力均衡、有组织的反对势力，但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都不存在。而且，学生运动后期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无法有组织地领导学生运动，学生领袖一波波来来去去，所以留下比较极端的学生领导人，主张温和、正式对话、妥协的逐渐失去市场。

    　　李成说，“如果说六四给了一些意义的话，其中一点就是给了经验教训：怎样来实现中国真正的民主。需要去考虑民主的程序、规则、权力平衡，而不只是喊口号、上街绝食等等。我不是说这完全是错的，但要建立一个有效成熟的民主制度，不是用休克疗法或群众运动就能解决的。”

    　　对于平反“六四”压力是否主要来自海外，李成表示，国内平反 “六四”的呼声不是很强，反而是中国境内网民对流亡海外的民运多有多批评和意见。来自海外的压力也不是很大，因为海外人士在重新认识中国。他指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社会变化，例如二十年前公民社会、中产阶级根本不存在，司法制度也刚开始建立，如今，一个人数众多的法学队伍正在成形、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快速、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也在逐步崛起，都是非常可取的变化。

    　　李成认为，中国二十年来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变化也很大。“如果把民主看成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的话，有很多非常积极的变化，包括领导层之间各种派系的平衡、妥协；党内选举逐步运用；地方选举开始施行，尤其是村民选举；党的制度化建设上也是，领导层当中，包括任期、退休、各地方利益集团的分配，都在逐步健全。”

    　　另一方面，李成也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印象也该有转变。“西方不能将观念局限在二十年前的中国，否则也是犯很大的错误。因为中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政治方面的变化，当然这里不是讲民主化、多党制，但媒体的商业化、中产阶级的崛起、司法制度逐渐建立、公民社会的形成、党内权力制衡，这些都是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非常重要的变化。”

    　　专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美国国会中国小组顾问李成博士

        《瞭望东方周刊》 记者戴闻名  2008-11-13

    　　李成：奥巴马身边有很多知华派

    　　对于这场美国大选，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位新当选的、此前并无太多与中国渊源的年轻美国总统，在未来将如何应对中国？

    　　中美关系将呈现怎样的新趋势？

    　　《望东方周刊》为此专访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李成。李成博士在中美关系领域有多年的前沿经验，同时担任美国国会中国小组顾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及美国著名华裔团体“百人会”董事。

    　　《望东方周刊》：据你所知，即将组建的奥巴马政府中，中国政策的班底情况如何？

    　　李成：在竞选中奥巴马有一个很大亚洲政策班底，有六十多人，其中中国政策顾问有15-16人。

    　　奥巴马身边有很多“知华派”，包括杰夫•贝德（Jeff Bader）（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主任）、大卫•蓝普顿（David Lampton）（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项目部主任）、理查德•布什（Richard Bush）（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温迪•舍曼（Wendy Sherman）（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和朝鲜问题特使），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部资深主任、现为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等等。

     

 网友评论

由 * * 发表于 2010-2-21 11:22:34

    我倒是觉得李成文中关于六四部分的说法 句句在理 。 “对于有说法指当时的学生太过激烈，导致最后不可收拾的局面，李成表示，青年人有太过激烈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据当时的局势，这场变革必然会失败。也许学生能推翻政府，也许军队会倒向民众，但绝不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健康的民主制度必须有社会结构、权力均衡、有组织的反对势力，但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都不存在。而且，学生运动后期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无法有组织地领导学生运动，学生领袖一波波来来去去，所以留下比较极端的学生领导人，主张温和、正式对话、妥协的逐渐失去市场。 　　李成说，“如果说六四给了一些意义的话，其中一点就是给了经验教训：怎样来实现中国真正的民主。需要去考虑民主的程序、规则、权力平衡，而不只是喊口号、上街绝食等等。我不是说这完全是错的，但要建立一个有效成熟的民主制度，不是用休克疗法或群众运动就能解决的。” 难道不是这样的么？正义在学生一方，政府杀人有罪，我们就要神化六四么？任何对六四的批评都听不得？况且，李成这篇文章也没怎么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