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朋友来信，谈及旧约圣经里的一句话：“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回答说，不管基督教怎么定义“义人”，世人眼中的义人即道义之士，我们中华民族是有的，例如现在狱中的陈光诚、胡佳和师涛，还有最近被判刑的“四川好人”（艾晓明语）的谭作人。
 
   对他人苦难的深切关怀，是义人的一个显著标志。按照康德的说法，正义是这样的选择，当你事先不知道你是否会处于那种境地时，你的选择是什么。在中华民族的灾祸来临时，谭作人等选择了行动——受害者希望人们对待他们的苦难的行动。
 
   二十年来，谭作人在两座废墟上艰难跋涉。作为八九民运的参与者，他在六四后人们健忘失忆的精神废墟上，做出清晰有力的见证；作为环保维权人士，他在四川地震后跋涉了三千里路，展开公民调查，追问那一片破碎的山河。这位55岁的成都人，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判取五年徒刑，但他用生命作出的奋斗和努力，绝不是无效或无结果的。从道德上看，其理想之价值将会永恒。
 
 
     ◎ 在六四废墟上“见证最后的美丽”
 
 
   成都市中院刑事判决书指控说：“2007年5月27日，谭作人炮制文章《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简称《广场日记》），并将该文章通过互联网发布在境外‘自由圣火’等网站，在该文章中，谭作人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进行歪曲描述和诽谤。”
 
   同为八九广场人，笔者含着眼泪读完了谭作人的《广场日记》。这篇真实的见证，讴歌的是屠刀下宁死不屈的人们，那些在大难临头时付出爱心的人们。
 
   谭作人书写的是广场最后几天的情景：黄昏的晚霞，广场的歌声，民主大学，坦克的轰鸣声，隔离墩、广播车，枪声，砖头瓦块，烧焦的尸体……。谭作人记得，他怎样保护了一个大个子解放军士兵，因为他们也是孩子。谭作人不能忘记，一个短发白衣的女人独自站在西长安街口大喊：“别开枪！别开枪！他们都是孩子！” ……
 
   在日记里，谭作人赞颂说：1989年的中国人民是“前所未有的美丽”。无论现实多么令人恐惧，无论惨案多么令人悲伤，谭作人不是被动地承受这一切，而是在苦难中审美，以回忆来见证人类之爱的存在，见证自由的尊严和人性的高贵。在大屠杀后人民丧失信念的时候，谭作人以他深情的美好故事，滋润了枯竭悲哀的人心。
 
 
        ◎ 在沦陷国土上纪录生命的数字
 
 
   以一篇已在海外发表两年的日记作为“罪证”，把谭作人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做法，实在可笑之极。中国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六四事件不能提及。当局指控谭作人“歪曲描述和诽谤”，却没有拿出具体事实证明他歪曲什么了，为什么构成诽谤？
 
   其实这只是一个转移视线的借口。谭作人被判刑真正的原因是，他揭露了四川地震中“豆腐渣工程”校舍倒塌，造成千万名中小学生丧生的内幕——校舍建筑质量问题，因此惹恼了当局。谭作人念念不忘的是那些失去生命的数字，而这是当局最要掩盖、最忌讳公开的数字。

 
   在艾晓明拍摄的记录片《公民调查》中，我们看到晒得黑红的谭作人，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奔走在山野和瓦砾之中，寻找校舍垮塌的原因。2009年2月，他建立了四川地震“五·一二学生档案”，发起收集遇难学生真实数据的网络倡议，希望网民志愿者“以自发组织的方式”，“开展公民独立调查，确认每一个班级、每一所学校、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县市、每一个地区遇难学生的真实数据。”
 
   做环保维权没有固定收入，谭作人经常因身为男人不能养家而痛苦，幸亏有太太王庆华的坚定支持，使他能够数十次自费往返灾区做调查。据谭作人在其法庭最后陈述中说：“我被捕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有关方面竭力避免提及的彭州石化基地工程。”曾被四川媒体评选为“成都市文明市民”，谭作人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使四川那块土地不继续沦陷。
 

     ◎ 正义的拱顶建筑需要石头支撑
 

   这些充满人道关怀的公益性工作，为什么却成了谭作人身陷囹圄的原因？为什么高尚的人在中国总是遭受厄运？从陈光诚、胡佳到谭作人，一个个义人的不幸命运，令我们疑惑而迷茫。我们相信，正义是人的灵魂需要。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然而，中国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总是把它最优秀的儿女送进监狱？
 
   英国哲学家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指出，“正义的社会美德及其组成部分所产生的同样的人类幸福，可以比拟为一座拱顶建筑。每一单块石头自己都会自动掉落地面，只是由于各相应部分的石头相互支持，联合在一起，整个建筑物才不会倒塌。”
 
   这就从理论上解释了谭作人等悲剧命运的原因：正义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即正义局面的形成需要所有人的相互支持，但冷酷的现实却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做支撑他人的石头，有的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逃避责任。当其他石头不愿支持时，极少数一心要撑住正义大厦的石头，跌落下来就在所难免了。
 
   在中国，正义的局面是如此脆弱，义人是如此稀缺。曾经让亿万人民关注并为之哭泣的四川大地震，其受害者的数字竟然不允许调查。这一不载之明文的黑色禁令，居然就畅通无阻。这种荒谬现象，除了归咎于罪恶的专制制度之外，还有民族性的病症。如著名的西方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在一个世纪前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
 

     ◎ 行动的勇者需要更多的支持
 

   对谭作人这样的仁人义士，中国人不是没有尊敬和同情。调查地震死难原因这样的行动，是符合所有中国人的利益的，因为豆腐渣校舍会威胁每一个家庭的孩子。但大多数中国人属于老好人类型，他们只会在有利于自己、至少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协助谭作人们的行动。西方社会学家定义这种人的名称是：集体行动中的“条件合作者”。一旦政府施加威胁或给予利诱，他们就畏缩不前了。
 
   但无论如何，中国社会中还是存在利他主义者的。谭作人没有完成的事业，艺术家艾未未及其志愿者团队在接着做。这支五十人左右的团队，从十几岁的学生到八十岁的老人，继续展开”五一二汶川地震死亡学生“的调查。其中有二十人次在四川遭受非法羁押。
 
   这些行动的勇者，以他们的博爱之心对抗当局的不公正。但比较起中国巨大的人口数字，这些人只是凤毛麟角，仍然不够支撑起正义的拱形圆顶。美国教授奥尔森的研究结果显示：“一个群体或社会中如果有百分之三的利他主义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
 
   写到这里，我想起在网上看到的一张照片：谭作人的女儿小蒙，一个不满16岁的孩子，穿着一件阔大的白色T恤，上面画着她爸爸的头像，头像下有四个字：“还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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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0年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