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克蒙:我的父親蔡定劍
2010年11月22日淩晨,父親走了。21日壹早,我和母親就被告知:他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呼吸衰竭,需要做好心理準備。這壹天我守在他的床前,腫瘤使他粒米難進,胳膊削瘦如柴,而腹部卻腫脹如鼓,我不忍心看他。他幾乎整日昏迷,僅是在下午他多年的老朋友王振耀先生前來探望時,微微睜開眼睛,示意我們將他的新書《走向憲政》贈給王老師壹本。其余的時間,他只能在床上吃力地喘著氣。到了晚上,他已感覺不到持續折磨他五百余日的痛苦。我和母親覺得此時離開對他或許是壹種解脫,淩晨3時30分,他永遠地走了。
父親並不算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也很少在朋友交際上投入時間。對他交友能力的懷疑,甚至讓我向父親的學界友人請教問題時都會惴惴不安。既非大家又難稱名流的他,在身後引起了這樣大的反響和追思,這是我和母親,或許也是父親自己從未想到過的。父親雖然奮筆疾書,卻很少涉及我們年輕學子頂禮膜拜的政治哲學,如康德、黑格爾或施特勞斯。他外語能力並不出色,雖然能閱讀壹些英文的專業資料,也能對付出國的英語交流,但他組織的英語句子常為母親和我所詬病,遑論像很多我崇拜的學者那樣精通日德法等多國語言。他對待書籍的態度很功利,由於他缺少時間,往往是研究需要哪個領域他才會看哪個領域的書。他倒是十分關註與學術沒有太大關系的各類報刊,這令我頗有些不解。父親走後,我才發現我對他的理解是多麼的片面。學界、媒體與民眾的悼念與追思,幫助我拼成了壹個更完整的父親;幫我認識了小時候夜裏兩三點醒來,看到他書房中夜闌燭火的價值;明白他拆開那些申冤叫屈的信件並寫回信的意義;理解他電話中,不厭其煩地解答記者關於民主憲政的壹些基本問題所帶來的影響。
2009年6月22日是壹個我將牢記終生的日子,那時我正值大四,在北大校園中擺攤賣書,母親電話通知了我父親體檢查出胃癌肝轉移。我含淚趕回家,看到眼睛哭紅了的母親在看體檢報告,而父親已經平靜地坐在沙發上改著法大本科生的憲法試卷。他看到我哭著回來,微笑著淡淡說了壹句:“沒關系,不要緊。”我知道父親並不是壹個會講“壹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的淡泊生死的文人。父親看重人世,留戀他的工作和生活。因此,父親積極地配合治療,以前發燒感冒從不吃藥的他壹年中不知喝了多少中藥湯。我曾想讓父親在治療時散散心,送了幾本閑書給他看,希望能夠減輕患病給他造成的郁悶。可父親在病榻前從沒翻過這些書,而是依舊去看與他研究的民主制度有關的亨廷頓、熊彼特和達爾。
我在父親做化療陪護時,曾經無意中聽父親嘆息自己的病,“這都是命”。我知道父親是壹個不信命的人,如果信命,他或許還在江西農村務農。父親1956 年出生於南昌新建縣壹個普通的農村,在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二。他18歲高中畢業後並不甘於在家務農。對那個年代的農村青年而言,當兵是他們離開農村唯壹可能的出路,因此當兵的指標是搶手的香餑餑。可我大伯已經入伍,占了家中入伍的名額,而村子中的民兵連長又希望自己的侄子被征召。父親不甘心,給招兵連長寫信、表決心,終於打動了招兵連長成功入伍,駐守福建連江海防前線。在部隊中,父親文化素質較高,文筆又好,提幹本來很有希望,但他所在的連隊卻因為編制調整被裁撤,導致他喪失了提幹的機會。1979年是恢復高考的第二年,父親那時已是壹名4年的老兵,即將退伍,家中也勸其返鄉務農,但父親實在心有不甘,希望能夠搏壹搏高考。部隊有規定22歲以下的戰士有資格從部隊參加高考,而父親當時已經23歲,可父親求學的誠意打動了營長,他爭取到了全營僅有的兩個高考指標之壹,並成功考入了中國政法大學。早年坎坷的經歷使他明白壹個人因為並非自己能夠左右的條件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痛苦。他走上反歧視的道路並非來自於他的閱讀,而是當他看到優秀的年輕人從農村考入大學、成功地通過教師考試,卻因為乙肝“小三陽”而不能入職時感同身受的痛苦。
父親總覺得我生活的物質環境過於優越,缺乏磨礪,因此總想將我在夏天送到江西老家的農村“憶苦”。他常說:“妳應該感受壹下赤腳在能夠烤熟雞蛋的石板路上行走,在充滿螞蝗的水田中插秧的苦。”在他看來,他和母親已經為我提供了相對優越的家庭條件,因此我應該選擇推動社會進步,實現社會公平作為自己的事業。得知父親生病後,我曾打算放棄赴法國留學的機會在身邊陪他,可被父親拒絕。母親告訴我他不希望耽誤我的前程,不想讓我看到他受苦,而他更覺得民主和法治的事業需要我們年輕的法律人去推動。
父親生前給予我很多教誨,有壹句我會銘記終生。而他走後引發了如潮的悼念,亦有壹句話令我刻骨難忘。2009年9月6日我飛往巴黎留學前壹日,父親去上海閔行參加公共預算改革的會議,7日飛回北京直接從機場送我走。他在機場對我說:“克蒙,妳要記得,知識分子要有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妳要有毅力,要細心。”
2010年11月26日父親的追悼會上,壹位長者對我說:“我不是學法律的,和政法大學也沒有關系,我只是個普通的中國人,來謝謝他所做的。”
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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