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德国）、高行健（法国）、余英时（美国）、艾未未（大陆）、南方朔（台湾）等被评为2010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版]。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人家的善意，但盛友深知，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离开书本实在太远，盛友何德何能称为知识分子？面对100个名单，实话实说，没有一个能称为思想家，新时代中国未能生产思想家，能不让中国人感到伤痛？

不过，盛友比较欣赏许小年博士， 2010年，许小年博士提出：几十万亿国有资产应分给13亿民众，敬佩他的胆识。2010年，最令我感动的是，蔡定剑教授最后的一句话：“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盛友至今只做两件事：做自己有能力改变的事情；包容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的事情。因为缺乏智慧判断以上两样事情，所以喜欢阅读思考写作。盛友把自己定位为“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的追随者”， 盛友非常欣赏丹尼尔•贝尔的那段话：“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

盛友主张，人的尊严通过个人的独立自主而得到保障；社会通过个人的理智而得到进步；民主通过公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渐成熟；自利的资本主义通过社会自由主义而得到改善。

盛友相信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小时候的社会主义，至少不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盛友希望弱势群体得到扶助，寻求社会（机会）平等。盛友认识“社会主义好”是到德国了以后，当年盛友还是穷学生，妻子、我和儿子居住两室一厅的房子，房租600马克，由于我们收入低微，市政府住房津贴每月260马克。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也得到德国政府的住房津贴，我切身感受到德国的“社会主义好”。对德国社会的再认识是，德国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德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扶贫，在金融海啸中也扶富。德国政府采取200亿至250亿欧元的配套措施，削减利率，为汽车制造商和建筑装修业提供资助，同时通过减税以让企业能够注销一部分的投资。

盛友再次深刻体会刘少奇的“资本家养活了工人”。

 

二十多年来的书写表达，无非希望有所保留和有所改变。

希望有所改变，首先是中国高层的改变。盛友八十年代提出“和平演进”的概念，建议中国共产党学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和平演进；盛友八十年代建议中国取消宣传部，建立新闻局；盛友八十年代呼吁中国应尽早成立政治特区；盛友至今仍然呼吁中国应该建立宪法法院；盛友至今仍然呼吁中国应该根据宪法，允许民间互益性社团存在壮大；盛友至今仍然呼吁中国应该根据宪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仰自由；盛友至今仍然呼吁道德重建、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比如针对反右、文革、六四）；盛友至今仍然提出讨论：一个政党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至于两岸，盛友二十年以来一直坚持提出的“中华事务部”。盛友始终认为，“陆委会”、“国台办”工作做了很多，而且做得不错，但都不是站在一个中国的构架下思考和运作，都是视对岸人“外人”的一种思维架构，“陆委会”、“国台办”可改名“中华事务部”。两岸下一个甲子，首要任务是寻找公约数，双方要理清楚“一个中国”的国家概念和法人人格源自哪里？

希望中国底层得到改变，提出“白血病”的概念，指出中国国内权力腐败、权利贫困就是“白血病”， 盛友十几年前就呼吁彻底取消“农民工”制度，获得国内高层的支持。根据2009年7月6日广州日报报导，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代市长王荣说，“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深圳“农民工”概念将消失。“农民工”的第二代现已成年，他们在就业时会选择留在深圳。国内媒体撰文报道，引述谢盛友的文章认为，要“消灭”“农民工”称谓，必须配套相应的行政管理条例，只有从制度层面全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帮助他们享受到城市发展与改革的成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是概念后面真正应该实现的实质变化。

盛友希望保存中国古老文化，2010年盛友为与张爱玲同輩的女作家苏青（馮允莊）的故居宁波冯家大院请命，希望能够保留作家的故居，协助徐芳敏教授（苏青的外甥女）、高麗娟等，通过宁波日报、共识网等媒体呼吁两会关注老房子的保护，2010年3月底宁波市政府决定：不拆除苏青故居。一个老作家的老房子得到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