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殖民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建立了一个个新兴国家，其共同特征在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民族资本势力合流。

 

美国以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在这些国家保留部分利益，并将其纳入本阵营的轨道，暗杀、政变、收买、直接军事干预等手段无不用其极。继一个个新政权崩溃后，取而代之的不外是军政府、封建君主与新买办势力。就伊斯兰教世界而言，当民族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摧残，唯一继续在各个地区保留活力，并切实按传统教义向贫苦百姓提供救济、援助的就是伊斯兰教组织。因此在七十年代末，首先在伊朗发动了政治化伊斯兰教运动。此一潮流不论如何受西方国家及其代理人的抵制，直到今天随时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再现政治舞台。

 

　　911事件后，美国原打算以摧毁伊拉克引起骨牌效应，诱使一个个伊斯兰教国家与投靠前苏联的阿拉伯国家易帜，成为美国麾下的小兄弟。没想到反恐战争的无限扩大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金融投机所导致的全球性救济危机与物价的飞涨，造成了反向的骨牌效应。如今，正是那些长期受美国豢养、保护的独裁政府，例如突尼斯、埃及、约旦、黎巴嫩、也门、沙特阿拉伯等等，受到最严重的冲击。

 

　　以埃及为例，这个每年接受美援规模仅次于以色列的国家，竟然会把埃及、加沙间的边境管理权交给以色列，允许以色列出面封锁同为阿拉伯兄弟的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可说明埃及政府的奴性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眼看着这些傀儡政权的摇摇欲坠，西方国家退而求其次，又开始物色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稍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人物取而代之。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巴拉迪就是一个最佳的候选人。此人与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以及巴拉迪的前任布利克斯（瑞典人）一样，虽然都长期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但到了任期届满之前，为保留晚节而无一例外地与美国闹翻。

 

埃及政局何去何从目前不得而知；美国是否看中巴拉迪，或宁可支持副总统苏莱曼也并非明朗。极为可能的是，不论谁上台，都可能是个短暂的过度政府，最终革命果实还可能像伊朗一样，为伊斯兰教传统势力收割。

 

　　民主政治出现于二十世纪有其物质原因，即必须在软体、硬体领域，建立一系列的全国性共同设施，如电讯、交通、能源、教育、保健、非政府组织、工会、政党等等，把全国人民有机地联系起来，以打破割据、建立共识与互信。如果单靠军事手段与高压，则有如在锅上捂盖子，一旦盖子掀开，原有什么草药，继续发什么味儿。俞力工　

2011/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