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反殖民主義運動風起雲湧，建立了壹個個新興國家，其共同特征在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民族資本勢力合流。

 

美國以首的西方國家，為了在這些國家保留部分利益，並將其納入本陣營的軌道，暗殺、政變、收買、直接軍事幹預等手段無不用其極。繼壹個個新政權崩潰後，取而代之的不外是軍政府、封建君主與新買辦勢力。就伊斯蘭教世界而言，當民族主義運動受到嚴重摧殘，唯壹繼續在各個地區保留活力，並切實按傳統教義向貧苦百姓提供救濟、援助的就是伊斯蘭教組織。因此在七十年代末，首先在伊朗發動了政治化伊斯蘭教運動。此壹潮流不論如何受西方國家及其代理人的抵制，直到今天隨時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再現政治舞臺。

 

　　911事件後，美國原打算以摧毀伊拉克引起骨牌效應，誘使壹個個伊斯蘭教國家與投靠前蘇聯的阿拉伯國家易幟，成為美國麾下的小兄弟。沒想到反恐戰爭的無限擴大化，以及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金融投機所導致的全球性救濟危機與物價的飛漲，造成了反向的骨牌效應。如今，正是那些長期受美國豢養、保護的獨裁政府，例如突尼斯、埃及、約旦、黎巴嫩、也門、沙特阿拉伯等等，受到最嚴重的沖擊。

 

　　以埃及為例，這個每年接受美援規模僅次於以色列的國家，竟然會把埃及、加沙間的邊境管理權交給以色列，允許以色列出面封鎖同為阿拉伯兄弟的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可說明埃及政府的奴性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眼看著這些傀儡政權的搖搖欲墜，西方國家退而求其次，又開始物色壹些受過西方教育，稍具民族主義色彩的政治人物取而代之。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總幹事巴拉迪就是壹個最佳的候選人。此人與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以及巴拉迪的前任布利克斯（瑞典人）壹樣，雖然都長期與美國保持密切合作，但到了任期屆滿之前，為保留晚節而無壹例外地與美國鬧翻。

 

埃及政局何去何從目前不得而知；美國是否看中巴拉迪，或寧可支持副總統蘇萊曼也並非明朗。極為可能的是，不論誰上臺，都可能是個短暫的過度政府，最終革命果實還可能像伊朗壹樣，為伊斯蘭教傳統勢力收割。

 

　　民主政治出現於二十世紀有其物質原因，即必須在軟體、硬體領域，建立壹系列的全國性共同設施，如電訊、交通、能源、教育、保健、非政府組織、工會、政黨等等，把全國人民有機地聯系起來，以打破割據、建立共識與互信。如果單靠軍事手段與高壓，則有如在鍋上捂蓋子，壹旦蓋子掀開，原有什麼草藥，繼續發什麼味兒。俞力工　

2011/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