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從開羅看六四

親愛的同學：

開羅的革命是否成功了，全世界人都在拭目以待。

面對開羅，妳們都請求我講壹講六四，我不是不願意講，我不知道我該講些什麼，況且，壹提到六四，我心如刀割，就想哭，話到嘴邊，就難以出口；況且，我不是直接參與者，我只是“隔岸觀火”，講出來的話，壹定是壹面之詞。既然妳們也這麼關心六四，可見了解六四真相是多麼的重要。

1989年4月8日早上，胡耀邦在中南海懷仁堂參加十三屆四中全會前夕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開會期間，胡突然心臟病發，隨即送至北京協和醫院，情況雖沒過危險期，但壹直穩定；至4月15日早上，胡耀邦突然因急性心肌梗塞，搶救無效於早上七時五十三分逝世。胡耀邦逝世後，隨即翌日在北京主要高校校園內，出現形形色色的大字報，借悼念胡耀邦，批判1986年令胡耀邦下臺的“老人政治”。基於對胡耀邦遭遇的同情，和其開放清廉形象的尊崇，加上對改革開放以來引發的官倒，與貪汙情況嚴重的不滿，使當時的青年學生紛紛出來悼念胡耀邦，以至引發後來的學生與民間聯合運動，並導致近代著名的六四事件發生。

我們八十年代這些留學生，有的已經海歸，有些甚至擔任部長。每年兩會期間，我們都寄希望近距離靠近中央權力的同學，在人大開會時提出議案：“四•二六社論”是否可以重新討論？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又稱“四•二六社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人民日報》於1989年4月26日在頭版頭條刊發的社論，內容針對之前全國各地學生因悼念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而發展出來的學生遊行活動進行了批評，並將學生活動定性為動亂。

這篇社論是由國務院總理李鵬下令，胡啟立組織，曾建徽執筆起草，社論的大部分內容得到鄧小平的支持。198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將政治局會議和鄧小平的看法，通報趙紫陽和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李鵬還要求胡啟立負責，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稱“四•二六社論”），當晚就在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中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全文。社論稱，“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 利用學生制造混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社論發表第二天，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的江澤民，以市委的名義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黨員群眾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精神，制止動亂；北京也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李錫銘發表講話，稱要維護首都社會穩定，批評學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動亂。

四•二六社論的發表在中國基層引起反彈，很多人對將事件定性為“動亂”表示不滿，很多大學黨委組織報告中也有不滿，稱社論的發表在學生中有很大抵觸情緒。

親愛的同學，我和妳們的父母親經歷的文化大革命，是壹場動亂，這是中共中央定性的，我們是在十年動亂中長大的，我們深知，我們在國內親身經歷的文革和在海外看到的1989，其“動亂”的情況和程度是不壹樣的。為什麼不壹樣？我們不知道，所以我們真的很想知道真相。

同學，六四真相大白有很多好處：
第壹、若真的是動亂，中央領導人會教育公民，請今後不要動亂，我們相信，大多數中國人都不喜歡動亂，都想過安定的日子的。
第二、若不是動亂，那麼那篇社論是錯誤的，討論壹下未嘗不可？
第三、大學者阿克頓說“歷史的教訓就是，人們往往沒有從教訓中吸取教訓”，我們中國人是希望從歷史中總結和吸取教訓，吸取和學會教訓，做到今後不犯同樣的錯誤。

妳們讓我談六四，過去，我認為六四是壹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經過二十多年的思考，如今我認為，六四不是壹場民主運動，因為89年的中國，不同於東歐，這裏有哈維爾、索爾仁尼琴這樣的思想家，他們的理論背景推動著東歐民主運動的車輪，而中國沒有。

也不同於臺灣的民主運動，那裏有殷海光、胡適、雷震、傅斯年這些理論家在推動，而在大陸，沒有。

現在，面對開羅，我認為， 89年的六四至少不是壹場“動亂”。當年北京的學生“領袖”，他們的確有理、有利，但是，沒有做到有節。

當國內開始戒嚴時，在海外的留學生個個看電視，個個都驚呆了。朝野對立成了難以化解的僵局。這時候有壹個人站出來提出壹個方案：學生和政府各退壹步海闊天空，學生撤回去，人大常委會使用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對“國務院的戒嚴令”進行違憲審查。提出這個方案者就是當時的四通總裁萬潤南先生。
如果當年學生們都聽老萬的勸告，接納了這個方案，六四肯定不是那樣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