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战略部署与利比亚事件

                                                                                                                       俞力工

经济危机的来由与物价的关系

　　最近，舆论界纷纷讨论，阿拉伯或伊斯兰教世界的乱局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应当关注的倒是，全球经济究竟对伊斯兰教世界造成了什么影响？

　　2006年米价突然提高320%的时候，出现过许多解释。一是由于石油价格高涨，导致美国把大量粮食拿去生产乙醇燃料，因此使得粮食供应紧张和物价飞涨；另有人指出，2001年相继攻打阿富汗与伊拉克、以及频频对伊朗进行威胁后，危机情绪使石油价格由25美元一桶飞涨至2008年的92美元（数天前高达115美元）。油价的飙涨导致物价的飞涨，又促成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也激发美国于2005年前后连续提高主导利息16次，因此引发房贷问题，又激发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最近还经布朗女士（Ellen Brown，见How Banks and Investors Are Starving the Third World）透露，2003至2008年，以高盛银行为首的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对农产品进行大规模期货看涨投机，致使这一期间的投机资本由130亿美元激增至2600亿，而所造成的物价冲击，使得全球饥饿人口增加至2亿5千万。此外，评论界不断有论者指出，美国为应付财政危机，大幅度印制和供应美元，也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伊斯兰教世界除少数石油丰富国家外，均属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一般家庭收入要拿出一半左右购买食物。食品价格只要抬高50%，其后果绝非食物开支仅占收入10%的发达国家所能想象。因此，彼处民众对生活的不满早就成为潜伏的定时炸弹。

民主运动

　　伊斯兰教国家大多为独裁国家是个不争事实。客观原因在于其部落文化、地方主义所造成的割据状态，导致人民不易达成政治、文化、民族、国家、宪法认同。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实施政党政治、议会选举，也多出于各个方面的基本设施（交通、通讯、、媒体、教育、跨国性民间政治社团等等）早已促成了主要问题的共识与谅解。伊斯兰教国家处于部落文化状态，各个地区只能根据历史造成的结果，推出若干长老、宗教领袖、望族、强人出任其地方代表，并在此基础上组成国家议会或决策机构。如此格局的中央政府一旦遭外力破坏，取而代之的仍旧是不经基层民主选举而由上而下所指定的“代表”，并由这批人扮演民主选举的候选人。与原结构不同的是，过去的地方代表由地方酝酿产生，虽然不具民主形式，但符合地方的传统利益；而“民主制度”之下的新政府成员，不过是由外来势力所挑选（情况一如阿富汗与伊拉克），其稳定性更为脆弱。

　　伊斯兰教国家并非从来没有进行过民主选举，问题在于其结果不为西方国家所认可，而肆意破坏之。例如1991年阿尔及利亚的选举，2006年的巴勒斯坦选举，以及伊朗的数度选举，先后都为西方国家杯葛或否定。至于听话的政权，多为清一色的独裁政权（土耳其为唯一不甚听话的例外）。基于此，此次伊斯兰教世界的动乱，不论是否受外力所主导，其性质既包括对生活的不满，对独裁政治以及贪腐问题的抗议，也多少带有反西方的情绪。

　　从西方国家对当前各个国家的群众运动的反应观察，不难发现几个特点：一是持欢迎态度，但倾向于以一个新的亲西方政权取代原来的“伙伴”；二是对各地运动的报导多做议题设置以避重就轻。例如，这次主流媒体对摩洛哥、巴勒斯坦西岸地区、阿曼、约旦、科威特、黎巴嫩的群众运动多避而不谈；对也门、伊拉克、巴林等地的运动则避重就轻；相反，对伊朗与利比亚则是全方位地极尽夸张、挑拨之能事。

美国的战略部署与利比亚

　　尤其是利比亚，从英国外长谎称“格达费已流亡国外”开始，主流媒体的报导便层层加码。然而不论如何渲染，大家依旧可从有限的画面发现其“反对派”频繁在夜间进行破坏活动，而且很快地造成地方割据局面。这一切，均给人留下有组织、有预谋，甚至里应外合的印象，而且从媒体报导的“制裁措施”的字里行间，不难预料下一步或是划定禁飞区，以巩固分离运动的地盘；或干脆由北约组织抬出“人道主义干预”旗帜，进行直接军事干预。最后，当然就像前南斯拉夫与伊拉克一样，遭到实质性的肢解。

　　本月25日美国的智囊机构Stratfor即为文指出，利比亚将分裂为东、西、南三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以班加西（Bengasi）为核心的东部地区已控制在反对派之手，而该地区恰好是1969年格达费推翻的国王的老家所在，也是对格达费最为敌对的地区。除此之外，该智囊机构所指出的三个区域也刚好是三大油田的分布区。

从冷战结束至今，一个不容忽略的趋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意进行全球性的战略重新部署。继巴尔干问题解决后，便以反恐为由对伊斯兰教世界进行新一轮的组合。据美国前任北约组织总司令克拉克（Wesley Clark见Libya: Is Washington Pushing for Civil War to Justify a US-NATO Military Intervention? by Mahdi Darius Nazemroaya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3375）透露，2001年攻打阿富汗之际，他从国防部秘书长办公室发出的文件获悉，阿富汗战争过后的5年之内还要以军事手段对付的国家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与伊朗。如今，从伊拉克、黎巴嫩、索马里、苏丹的相继制服，唯一剩下的有待修理的国家就是利比亚、叙利亚与伊朗。

总所周知，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发动，以及所导致的乱局曾引起北约组织若干成员与美国民众的反对，因而使新保守主义受挫，甚至导致奥巴马的上台。如今通过对利比亚事件的观察，大可相信国防部文件的精神正在以实际行动继续贯彻中。其部分原因固然是德国与法国新领导班子的亲美态度使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奥巴马终究会向克林顿一样，对强大的右派势力低头。

伊斯兰教世界民主运动的启迪

　　笔者近年来多次为文指出，1970年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金额至多只占总交易金额的5%。如今，不只是超过了95%，甚至已达到全球国内总产值的一百倍左右。其结果不止是造成金融泡沫与社会动荡，也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1960年全球最富的20%人口与最穷的20%之间的收入比例为30：1。如今，差距应当在100：1左右。兼顾上文所提及的农产品投机问题，不得不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稳定必须以有效遏止金融投机为手段。即便西方国家，为维护人民生活的稳定，也要征收股市投机税，该措施不失为各个当局参考的范例。

　　此外，从各地运动参与者的组成看来，绝大多数为年轻人与知识分子也是显而易见。这意味着，刚好这个阶层属于最先的启蒙者与政治觉悟者，因此即便是基本设施落后的地区与国家，不能长期以“维稳”为由，阻止这一部分群体的政治参与。如何首先在发达地区、教育界、文化界推行一个公民社会所应有的政治机制应当是刻不容缓的议题。2011/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