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慰：麦哲伦证明的“非圆”

（跨文化误读随笔之一）

祖慰

麦哲伦误读：以杀报恩

 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麦哲伦首创环球航行。众所周知他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证明了一个人际交往中的灾难性的“非圆”――上演了一出因跨文化误读而酿成的误杀大悲剧。

 
开创环球航行第一人麦哲伦

 这个悲剧的情节是这样的。
1520年末，麦哲伦带领船队穿过南美洲的被后来人命名的“麦哲伦海峡”，在新发现的大洋中风平浪静地、太平地航行了一百多天（因此麦哲伦命名新洋为“太平洋”,其实太平洋一点也不太平）。船队行进中却出现了另一种灭顶的不太平，此时粮尽水绝。1521年的3 月6 日，他们突然发现驶达了一个富饶的群岛――太平洋西部的马里亚纳群岛。当地的土人得知他们缺少食物而奄奄一息，马上给他们送来了粮食、水果、蔬菜和淡水。麦哲伦和他的船员们非常感动和感激。然而，就在船员们狼吞虎咽美食时，土人们纷纷走上船来，选取他们感到新奇和喜爱的东西，不打一声招呼就大大方方地拿走。麦哲伦和船员们在惊愕之后开始几番阻拦，结果都无效。接着他们怒火中烧，斥骂土人是强盗并拿起枪炮向土人开火。最后是把“强盗们”歼灭。麦哲伦后来死于航行途中，那些完成环球航行的船员们还理直气壮地把这个群岛命名为“强盗群岛”。
百年之后，文化人类学家来此研究发现，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跨文化误读所造成的杀戮。
该群岛当时土人的制度文化是原始公有制。按他们的文化价值，见到来客十分饥渴，立即送上食物是天经地义的事；同理，按原始公有制文化价值，他们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拿来玩赏或使用，也是天经地义的行为。可是，积淀了私有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麦哲伦和船员们，他们把土人主动送来食物，读为基督教价值上的无须报答的爱心，而把不经允许拿走他们的东西的行为读成是“强盗行径”。
 为了证明上述事件确实是文化误读的灾难，我们不妨来做个思想实验：如果粮尽水绝的麦哲伦到达马里亚纳群岛之初，发现土人有水有粮食，与土人交涉，愿意将船上某些东西交换，换取淡水和粮食，土人也表示同意，那么就不会是悲剧，而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物物交换的喜剧了。由此可反证，因为文化价值上的互相误读，即用私有制的价值去解读原始公有制的价值（反之亦然），那么，就使得本来具有互补、共生条件的人际交往，造成了不幸的惨杀。

        乾隆皇帝误读：促商为盗

关于价值的误读，我们再来举一个本来有着无限商机、就是因为远距离跨文化的不同价值误读、导致了商业上莫名其妙失败的著名案例。
1793年，英（国）王乔治三世，派出了一个700人的空前使团到中国。领头的是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的代表麦克卡尔尼（George Mccartney）,随行的有商人、科学家、艺术家、会计、工程技术人员、医生、水手和厨师等跨行业人士。目的是想与处在“康乾盛世”的有极大商机的中国做生意。上一年（1792年），中国产品第一次大批量运到欧洲，掀起了欧洲人的狂热。当时，在法国王宫里最热门的摆设是中国瓷器；各国王后最爱穿的是中国衣料；甚至茶叶也成了欧洲上层沙龙的最珍贵最时兴的饮料。麦克卡尔尼带代表团朝见乾隆皇帝时是11月14日，正值乾隆八十三岁的寿辰。麦克卡尔尼按照英国大臣对国王的最高礼仪，先向乾隆行鞠躬礼，然后跪下一条腿要亲乾隆的手背。坏了，立即遭到了乾隆的严厉拒绝。按照中国宫廷礼仪（价值），下臣觐见皇上不双腿下跪就已经犯了天条，更何况，皇帝的龙体（手背）怎么可以让下臣、特别是番邦的下臣吻得？还有更糟糕的，那就是麦克卡尔尼呈给乾隆的英王的亲笔信上竟然称乾隆是“亲爱的朋友”，而不是无限崇敬地三呼万岁，这还了得？就是因为这些礼仪价值上的“跨文化误读”――注意：不是因为商业利益摆不平的原因――英国人一无所获，败兴而归！
过了大约50年，一头雾水的英国人不再派商团到中国来协议经商，而是野蛮地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商埠——国家级海盗破门而入了。

祸害根源是价值的内隐性

在巴黎，一位在此留学的日本女孩嫁给了一位法国小伙子。女孩的妈妈满腔热情来看法国女婿。按照日本的民俗价值，吃面条应该发出大响声，响声是对烹调者的赞赏，是对自己好胃口的证明，可是法国女婿的价值却认为吃饭有响声不文明。当女婿听到岳母大声吃面时耸肩做了个鬼脸无意让岳母看到了，岳母感到长辈的尊严受损而记在心里了。有一天，法国女婿感冒，老是喷嚏不断，鼻涕连连。根据法国民俗价值，打喷嚏不能有响声，擤鼻涕可以大声，故法国女婿打喷嚏时其拼命压抑的样子很可笑，而擤鼻涕时却肆无忌惮地通过大鼻子的共鸣腔放大而响声雷人。岳母用鄙夷的眼光看了女婿几眼被女婿发现了……就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细节不断积累成了怨艾，岳母住了一星期就愤愤然走了。
要问：为什么他们不能沟通解释一下各自的价值观呢？
国际知名的价值学学者弗隆地兹（Risieri Frondizi），在他的《价值是什么――价值学导论》一书的第一章指出过价值的一个“寄生”性质：“价值本身无法存在，它的存在基于某种通常是事物价值携带者（value carrier）。以美（价值）为例，美的自身无法独存，然而，美却在某些物质对象中显现出来：如一块画布，一块大理石，一座铜像，都可以表现出美。价值需要一个携带者，是价值的一项特征，这种需求注定了价值的‘寄生式的’存在。”（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第3次印行，第4页）。价值的“寄生性”，意味着价值是内隐在价值携带者中的，不是直接显露在外而一目了然的。这个糟糕的“内隐性”就是引发不同价值人际交往时误读的根本原因。价值寄生在事物、事件中，对于同质文化的群体来说，它是约定俗成不言而喻的，在交往中互相能够心有灵犀一点通。然而，对于跨文化的人来说就无法解读而且不便说出“寄生”在事物中的内隐价值了。日本岳母与法国女婿之间的相互看不惯是价值内隐而不说出来惹的麻烦；麦哲伦误杀马里亚纳群岛的土著也是内隐价值惹下的大祸。
由于价值的寄生性所决定的内隐性，还让误读者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误读，于是，常常发生一误再误的连锁误读，导致人际对抗的不断升级。

      尊严侵犯是价值误读的致命要害

 麦哲伦误杀是文化隔绝时代的跨文化误读事件。那么，当下已经是地球村时代，是以数字化网络快捷而无限地交流着信息的时代，各种文化的价值通过传媒已经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介绍，还可能发生跨文化误读的麻烦吗？
 法国跨国大企业法马通公司，承建中国大亚湾核电站的工程，兼有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项目。按理，工程技术的培训，是以科学技术规范化了的无误读交流，然而也发生了严重的对抗。据负责“文化解读”的法马通公司高级中国顾问郑鹿年向我介绍，一位法方工程师居然到了见不得中国人面孔的地步：只要有中国人坐的车他就不坐，有中国人出席的会议他就退场。中方也向法方提出，一定要换掉这位工程师。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呢？出在与工程技术完全无关的跨文化误读之上。核电站是人类最危险的造福工程，丝毫马虎不得。法方负责培训的工程师，为了让中方培训人员对每项技术问题加深印象，在讲授时经常用他们习惯的“是非法”，即一个问题故意提供一错一对的两个答案，点名让中方技术人员回答。法国工程师无意地数次让中方一位资格老、威望高的工程师来鉴别是非两个答案，结果这位中方工程师几次以错为对，引起众人哗笑。中方老工程师恼羞成怒，认为这是法国工程师故意让他在下级面前出“洋相”，内隐起了强烈的不满。老工程师按中国文化要有涵养的标准，并不形于色。法国工程师一点也不知自己犯下了跨文化误读的大错――即中国人忌讳当众丢面子，尤其是在下属面前丢不起。这个内隐的中国价值，中方老工程师不会说出来，而是处处不露痕迹、不留把柄地刁难、伤害法国工程师的尊严，以泄私愤。法方工程师如堕五里雾中，出现了精神障碍，泛化为抗拒接受全部中国人。本来有着共同目标、共同利益的两位不同文化的优秀工程师，竟然闹到了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地步。
 这个案例进一步说明，内隐的价值是极其细致复杂的，再详细地介绍中国文化价值的书，也不可能讲到（想都不会想到）在工程技术培训时不宜用“是非法”向中国高级工程师当众发问的价值细节。因此，即使在数字化网络时代，价值误读仍然不可避免。
 法马通公司案例还提出了一个价值误读的要害问题：不能有意无意地伤害人的尊严。“是非法”发问的要害，是使中国老资格工程师当众丢了面子。面子，在中国文化中是尊严的通俗表达。丢面子，就是在人前丢失尊严。中国工程师对法国工程师的报复也是刻意制造麻烦伤害法国工程师的尊严。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著名宗教学者池田大作，在他们的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的结尾章节中对尊严有这样的论述：“必须把生命的尊严，看作为最高价值，并作为普遍的基准价值，就是说，生命是尊严的，比他更高贵的价值是没有的。”（日本圣教出版社1984年版）。在这价值多元的时代，人类仍然有一个共同的基准价值，那就是人的尊严。尊严是每个人的“精神雷区”，是万万不可触碰的。不论你权位多高，财富多巨，都不能肆意地损害下属“卑微者”的尊严，不然你定会遭到引爆“精神地雷”的报应。
 综合上述数个古今案例，得出如下几个结论：价值的寄生性、内隐性，成了跨文化人际交往误读的触发机制；同理，由于价值的内隐，导致误读双方双盲，即误读者意识不到自己在误读，没有与对方沟通的需要，误读常常会一误到底；价值误读倘若侵犯人的基准价值――尊严，别看表面的事情鸡毛蒜皮、微不足道，其导致的对抗常常是意想不到的不共戴天。
 
知音在哪里？

 到巴黎人家里作客，有人忠告说，要回避两个话题——艺术和政治。因为，一谈及这两个话题就会引起无休止的永远不能达到共识的争论，破坏了朋友欢聚的气氛。在世界艺术之都忌谈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个中原因就是因为艺术的价值标准多如牛毛，而且越来越多。政治相对少一点，但也足以造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由于多学科的发展，由于思想的自由，由于每个人只能在极其浩瀚的信息中读取极小一部分、即施行信息割据，造成当今世界的价值越来越多元。由于价值的内隐性，其相互误读的机率也就越来越大。因此，人们比古人更感到知音难觅，更有在热热闹闹的人际交流中的强烈孤独感。
 知音在哪里？成了现代人最为关切的人文之问。
 在朋友聚会中，即使是一些文人雅士的聚会，得到最多“知音”的话题是“食色性也”的形而下话题。因为性等快感标准是由生物学的基因决定的，文化对其影响力或者说干扰不大，如孟子所说凡人的感官都有同美。谈比赛体能的体育也是有共识的知音话题，因为体育的判定标准不是多元化的。只要一碰到哲学等形而上命题就麻烦了，即使是有着“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的君子们在一起，其扫兴感、失语症也会迅速传染开来。我把这个饭桌上的谈话现象叫做“形而下沉降”。
 人类既是个体生存物，也是类生存者。没有知音的心灵共振是不能忍受的。知音在哪里？人们在寻找中发现，已经不可能在“钟子期听解俞伯牙高山流水的琴音”的艺术中，而只有在古老的宗教信仰里。那里的知音反而多得。只要你能虔诚地信仰一种宗教，它的教义就是绝对独尊的价值标准，不必也不能用怀疑的态度去追问“为什么”，这就绝对消解了由多元价值构筑的精神迷宫。这样，在同一宗教中的人们，可以畅谈在同一价值标准下的信仰体验，于是在各种虚拟的神的光辉下，觅得了许多知音。这，就是在高科技时代宗教信仰者反而大增的原因之一，可能也是不少高科技人才竟然信仰和传播各种荒唐邪教的合理诠释。
 知音还在哪里？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给当今人类带来空前丰富的精神消费；然而，同时也使懂得越多的人活得越难受，即总给他们带来在价值迷宫中找不到出口（难以做出真善美还是假丑恶的二值判断）的痛苦，带来空前的知音难觅的精神孤寂。
现代人比古人更加慨叹：人生得一知己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