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同学，感谢你们参加班贝格查经班，我们一起领受主耶稣的话语。昨天晚上和2010年平安夜，你们都问我：“谢叔叔，六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况且，我不是直接参与者，只是“隔岸观火”，讲出来的话，一定是一面之词。既然你们也这么关心六四，可见六四情节在中国人心中重千斤。

我能告诉你们的是，北京开枪后我开始信主，跟儿子到德国教堂，读德文圣经，我开始懂得，我是地地道道的罪人一个，整天在找别人的罪，而没有忏悔自己的罪。

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六四可能是中国人的“人格秦岭”。我只知道，在我的作家朋友当中，北京开枪的当天，有些宣布退党，在海内外流亡；有些不久后要求入党，甚至出卖流亡的退党者。

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知道北京开枪后，当局有了一份“名单”，22年过去了，从来没有人提出解除这份“名单”。现在，我似乎明白了一点，你们看看中国大陆的法律，只有颁布新法律的，从来没看到解除无效的法律。

如果说文革是我们父亲（你们爷爷）那一代人的悲剧，六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

1989年4月8日早上，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期间，胡突然心脏病发，随即送至北京协和医院，情况虽没过危险期，但一直稳定；至4月15日早上，胡耀邦突然因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早上七时五十三分逝世。胡耀邦逝世后，随即翌日在北京主要高校校园内，出现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借悼念胡耀邦，批判1986年令胡耀邦下台的“老人政治”。基于对胡耀邦遭遇的同情，和其开放清廉形象的尊崇，加上对改革开放以来引发的官倒，与贪污情况严重的不满，使当时的青年学生纷纷出来悼念胡耀邦，以至引发后来的学生与民间联合运动，并导致近代著名的六四事件发生。

我们八十年代这些留学生，有的已经海归，有些甚至担任部长。每年两会期间，我们都寄希望近距离靠近中央权力的同学， 在人大开会时提出议案：“四•二六社论”是否可以从新讨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人民日报》于1989年4月26日在头版头条刊发的社论，内容针对之前全国各地学生因悼念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而发展出来的学生游行活动进行了批评，并将学生活动定性为动乱。

这篇社论是由国务院总理李鹏下令，胡启立组织，曾建徽执笔起草，社论的大部分内容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98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社论发表第二天，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

同学，我和你们的父母亲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这是中共中央定性的，我们是在十年动乱中长大的，我们深知，我们在国内亲身经历的文革和在海外看到的1989，其“动乱”的情况和程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很想知道真相。

 过去，我认为六四是一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经过二十多年的思考，如今我认为，六四不是一场民主运动，因为89年的中国，不同于东欧，这里有哈维尔、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背景推动着东欧民主运动的车轮，而中国没有。

也不同于台湾的民主运动，那里有殷海光、胡适、雷震、傅斯年这些理论家在推动，而在大陆，没有。

现在，我们八十年代的这些留学生对六四评价的要求，不高。我们只要求，政府承认， 89年六四不是一场“动乱”，六四这个话题是可以讨论的。

那么，六四是什么？在没有充分讨论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