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慰：《共和国的婊子》颠覆阿克顿
——贪污的发生机制

                 祖慰

法国也有情人让贪官败露
 我有位在BBC电台中文部当记者的英国朋友，会说一口把四声拧得像麻花一样的汉语，我埋怨他是听觉的高能耗制造者。他不以为然，说能听懂就行。他高调感恩汉语，因为汉语让他对中国历史有种“不可救药的入迷”。接着他引用一位心理学家的定义，称“天才乃是顽固的入迷”，说完就打住了。哈，想当研究中国历史的天才！他叫Ronald Smith，姓“斯密斯”，在英语中是“屠夫”；名“罗纳德”，是“统治者”。他不让我称呼他的英语姓名，要我用汉语意译叫他“屠夫”。他解释说：“我这个屠夫是你们汉语成语‘庖丁解牛’中的庖丁，是专门解剖统治者的屠夫！”
 我在巴黎《欧洲日报》任记者与专栏作家时，倘若法国发生什么重要事件，屠夫常常会来电话对我进行录音采访。有一次，即20世纪末法国发生了一桩震撼法中两国的贪腐案。法国外长杜马的情妇钟古夫人，因被控侵吞社会资产于1999年被拘押5个月。她怪罪情人杜马外长不出手相救，于是出版了一本名为《共和国的婊子》的书，欲报复杜马。书中披露她是法国向台湾出售6艘拉法叶军舰中的公关人，用床上功夫打通情人杜马这个关节，使法国政府批准放行，因而获得军舰制造商汤姆森公司给的巨额佣金，与杜马分享。台湾那边也揭露，一位姓尹的海军上校指出法国军舰性价比不如美国军舰而被暗杀了，还传出台湾李登辉当局也拿了数亿法郎的高回扣。在进入司法程序后，屠夫为跟踪这个大案不停来电话，让我即时报道法国舆论、台湾媒体以及巴黎华侨的反应。
 我在被屠夫采访多次后，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屠夫老兄，你以前总是拿你的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老祖宗阿克顿勋爵的一句名言‘绝对权利导致绝对腐化’对我说，‘中国几千年是绝对权利专制体制，必然享有绝对腐化的专利’。很不幸，钟古夫人这位法兰西‘共和国的婊子’，把你崇拜的阿克顿先哲的理论给颠覆了。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舆论监督的民主制发祥地法国，照样有大腐败案出现，权力腐败并非只是专制体制的专利。”
接着我侃侃发挥，概括出一个与阿克顿相左的“贪腐发生论”：
一、权力腐败与制度无关，即与集权制还是民主制无关。
二、权力支配、管束经济才是贪腐的根本发生机制。当权力管束到经济，必然发生腐败，不是你贪，就是我贪。
三、腐败程度却与制度有关。权力管束经济活动的面积越大，腐败几率越高，反之亦然。权力被监督的程度越高，腐败几率越小，反之亦然。
四、要减少贪腐，最对症的特效药是让权力尽可能撤出对经济的管束。但是政治权力是调节社会大系统的权力，不可能完全不管经济活动子项，只要政治权力存在，人类社会永远会有贪官。
 屠夫对我的颠覆言论当然不会买账。我们唇枪舌剑狠斗了几个回合，但最后屠夫面对着法国政府管束军购权力导致巨大的腐化案，面对着还有当时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揭露出来的其他权力贪腐案，终于败在“事实胜于雄辩”这个硬道理之下了。在他认同了我的“贪污发生机制“后，立即把它贴到BBC网站上传播开去了。

“贪污，是当官者的职业”
对中国历史不可救药地入迷的屠夫先生，没有就此作罢，他反扑回来了。
过了几天他到巴黎来采访，刻意留出时间约我到蓬皮杜中心斜对面的一家受到艺术家们青睐的咖啡店聊天。他一开始就引用大历史学家翦伯赞的话：“殷商以降，跟着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国家的成立，贪污遂成为统治阶级的职业”。（翦伯赞：《贪污列传序》）
“注意：贪污在中国，与中国古文明一样古老，是当官者的‘职业’！”屠夫强调。
 “不，历史记载，5千多年前两河流域起源的苏美尔人的城邦国家，其国王权力就表现出暴力维权、权力寻租（贪腐）两个本性了。所以，贪污并非只是中国当官人的职业，而是全人类当官人的职业。”我反驳。
屠夫说，他今天要谈的不是这个话题，而是要指出我的“贪污发生机制”有严重缺失，根本不能解释中国的贪官。
“中国皇朝的朝廷命官，只有少数管理经济，如管理盐铁等。中国绝大多数父母官根本不管GDP，从没有计划抓经济，主要是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等。与经济活动无涉的中国官场照样贪腐丛生，连‘三年清知府’都能贪得‘十万雪花银’。你的贪腐发生机制根本解释不了中国贪官之贪！”
接着屠夫一口气列举了中国数千年几十位大贪官：春秋晋国的羊舌鲋，当过管军权的司马，做过管刑狱诉讼的司寇，从没有抓经济，却成了第一位留名贪官史的人物；西汉以酷养贪著称的王温舒，官职是是负责记录的史料的秘书官御史，压根儿没有支配过经济活动；女皇武则天近臣、著名唐代酷吏贪官来俊臣，官衔是监察官的侍御史，用他的《罗织经》罗织罪名杀灭过1000多官员全家然后劫财劫色成了巨贪，根本不是支配经济活动而致富的；北宋以贪墨骇人听闻的蔡京，官职是宰相，没管GDP，整天忙的是为宋徽宗搜奇石的“花石纲”，从中捞取厚利；明代宰相严嵩以私吞军饷、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致富；清代乾隆宠信和珅，官职是军机大臣，不管经济活动，可他贪得的家产据梁启超计算有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
听到他列举那么多中国历史上的巨贪，我这个中国读书人居然有不少闻所未闻，确实感到汗颜。
“我来告诉你中国贪官贪腐的发生机制吧。”屠夫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得意姿态，令我更加汗颜。“中国历代贪官屡试不爽的贪腐发生机制是：卖官鬻爵、卖法卖狱、贪污军饷、强征暴敛、盗墓诈骗……等等。”
听他教诲到这里，我突然感到一阵清凉快意袭来，茅塞顿开地说：“哈，太好了，谢谢屠夫先生为我的论点提供了中国贪官史方面的实证！你刚才说的卖官、卖法、卖狱等，是买卖对吧？买卖就是经济活动。这说明中国官员很有创意，首先把权力管束的非经营性活动，如提拔干部，对罪犯量刑上的可高可低，坐监狱待遇的可善可恶……统统都变成可买卖的商品，然后再让权力在其中疯狂地寻租（贪污）。至于你后面说的横征暴敛、盗墓诈骗等敛财手段，那是属于权力的另一个天性——暴力图利，当另作别论。因此，中国绵延至今的几千年的贪腐，其发生机制仍然是我说的‘权力管束经济活动’。”
这回轮到屠夫他结舌了。
我得意地进一步教诲他：“其实，把官位变成商品，皇帝才是原创者。从秦始皇到嘉庆皇帝，都公开倡导这项买卖。朝廷百官们的卖官贪腐，不过是上行下效而已。”

皇帝由衷喜欢清官还是贪官？
屠夫听我说到皇帝与贪官合伙卖官，若有新悟：“由此可见,皇帝与贪官是利益共同体。虽然皇帝也杀贪官，那是不得已，其实他们从心底里是喜欢贪官而讨厌清官的，你同意吗？”
这个屠夫，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他马上笑着坦白说，这个观点是剽窃来的。他在网上读到一篇奇文，一位颇受当下中国高层赏识的作家表达了一个“新历史观”。作家称，中国历代皇帝的维稳之术是：多用重用贪官，少用轻用清官；让贪官为皇帝做实事，让清官对老百姓做道德形象大使。
 “重用贪官能维稳？胡说！”我讶异。
屠夫开始转述作家关于皇帝为何重用贪官的三大理由：
一、贪官能贪到巨款还能掩人耳目，证明贪官都是些极高智商的人杰。譬如和珅，乾隆明知他是贪官还是对他十分青睐。你看，在乾隆差钱时，和珅能立即发明出可以用钱买减刑的“议罪银”，一年就让国库溢满，乾隆因此能六下江南去高消费。因此，皇帝可用贪官之大智。
二、史书记载，各朝各代几乎都是“廉吏什一，贪吏十九”，即90%以上是贪官。皇帝与贪官都心知肚明这个普世价值。若皇帝一声令下查办哪个，哪个准有贪赃枉法而被抓被杀。因此，凡贪官都对皇帝绝对忠诚、绝对百依百顺、绝对时时处处为皇上着想讨得龙心大悦。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因此，皇帝可用贪官对自己之大忠。
三、一旦庶民犯上作乱，贪官深知自己与皇帝是“生命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贪官镇压起造反民众来绝不手软。例如清代大贪官李侍尧事发被判“斩监侯”后，无论是被启用去镇压甘肃回民起义，还是出征台湾，都绝对是万夫不当的狠角色。因此皇帝可用其捍卫江山的大勇。
屠夫话锋一转，引述那位作家对清官的评析。清官则让皇帝很头痛。由于清官奉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ＥＱ很低，团结不了当官奔财的大多数同僚，孤军奋斗办不成事。此外，大清官以“文死谏”为最高道德律令，尽给皇帝唱反调还不怕死，让皇帝心里很烦很厌恶。譬如，被称为纳谏如流的唐太宗都忍受不了魏征宰相唱反调差点把他杀了。又如，明代保卫国家功高如山、创造“两袖清风”成语的大清官于谦，被讨厌他的明英宗以不实之词斩于市。再如，明嘉靖皇帝不重用大清官海瑞，还在私下骂海瑞是“骂我的畜物”。就算清官中最走运的包拯，宋仁宗给他的官职也不过是个谏官，给皇帝提些反面意见，听不听就难说了，最后当了个有实权的枢密使还是个副的……
我还是坚持“皇帝用贪官能维稳”是奇谈怪论，说：连昏君都懂得，贪官当道，皇位难保。因为，贪官会“官逼民反”！
“皇帝不急太监急！”屠夫笑着调侃我。“中国几千年王朝，绝大多数皇帝重用贪官有几个垮台的？中国夏、商、周、汉、唐、宋、明、清等王朝，都享有有两、三百年甚至到八百年的江山，而每朝的末代皇帝却只有一个！其中的奥秘是，‘让清官当形象大使去愚民，用贪官清官一起上阵去镇压叛乱而恐民’。这一愚一恐之术就产生了一个绝妙的‘官逼民反滞后效应’——每个王朝都可以拖上几百年才会崩盘的‘滞后慢效应’。例外的是秦始皇，那是因为他只会镇压而没有学会愚民，才弄成了个15年的短命王朝！”
此刻，我真的觉得屠夫这家伙是实至名归的“解剖统治者的庖丁”了。

布达佩斯游轮上引“玉”
屠夫得到消息，匈牙利要大选。对阵的双方令世人瞩目。一方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被苏联军队绞死的纳吉总理的女儿所组织的政党，这个党的成员是当年被迫流亡西方20万受害者当中归国的一部分人，有历史荣耀。另一个是前匈牙利共产党后改名的社会党，有历史污迹。他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去采访，我说有，于是我们就一起到了布达佩斯。最后的选举结果却是社会党获胜，屠夫为此大发感慨：“看来，人民的选票不会投给历史。社会党尽管历史名声不好，但有丰厚的政治资源与执政经验，他们提出的施政纲领符合当下匈牙利人的愿望，人民还是把选票投给了现实。呜呼，流亡者是与独裁者同归于尽的悲剧人物！”
跟屠夫在一起，总能听到这样的高论。
我与屠夫不同，写完报道交差后的关注点还是我的“贪腐发生论”。我们在布达佩斯多瑙河的游轮上，邂逅一位匈牙利记者同行瓦什•伊斯特凡。伊斯特凡自我介绍是《短缺经济学》的作者、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的弟子。我一听肃然起敬。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推崇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因为它第一个揭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致命的“短”。我立即把我的“贪污发生论”当“砖”抛了出来，看看能否引到科尔奈高足的“玉”。
伊斯特凡听了，脸上滚起团团疑云，说：“您应该知道，马克思概括他的学说是‘剥夺剥夺者’，即把资本家、地主等剥夺者的全部生产资料剥夺过来，交给共产党的干部来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匈牙利是历史上政治权力支配最大面积经济活动的社会，按你的贪污发生论，应该出现历史上最大面积的贪腐。可是不是。恰恰是匈牙利在实行民主制下的市场经济时期贪腐最为疯狂。”
屠夫也跟着发难：“是啊，你们中国在毛泽东主政的时候，中国吏治就空前地清廉！”
我一时失语冷场。然，当我凝视伊斯特凡眼睛时，忽然从他灰蓝色的瞳仁里看到了他的导师科尔奈。我问：“我记得，您老师在《短缺经济学》中论述过，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政治权力对公有制企业的管束就像父子关系。‘儿子’（企业）的目标不是利润，而是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是‘父亲’计划下派的任务，既不是‘儿子’（企业）的渴求，又没有利润可进私囊，因此‘儿子’（企业）没有动机给‘父亲’（权力）输送权力租金（贿赂）。这样，作为‘父亲’的权力就无租可寻了。此外，坚硬的公有制意识形态以及相关体制，使得当时任何当权者与他的家属不可能通过权力把国营资产私有化。更重要的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物质严重匮乏，即使企业领导想升官而行贿上级，那也最多是纳贡一些市场买不到的生活物质罢了。对吧？”
伊斯特凡到底是科尔奈的弟子，心有灵犀一点通，马上连声说“是”，亢奋地赞赏：“哈，您的引申解释太有意思了，短缺经济把权力寻租部分也给弄短缺了！”
“不过，”我提醒，“一旦进入市场经济，贪腐就会大面积溃烂，就会前仆后继地疯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中无一例外。就如马克思形容资本贪婪时所说，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2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敢冒绞首的危险。权力寻租可都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岂能不狂？”
冷不防屠夫又甩出了一个奇论：“中国毛泽东主政时为什么吏治那么好？我认为这与他的一项发明有关。”
“什么发明？”
“民主制是靠选票来监督权力的；毛泽东不搞民主选举，但是他别出心裁发明了不断发动群众给当官的整风，背靠背揭发干部品质上的贪污腐化与政治上的修正主义。这个在共产国际中的独特发明，使得在集权制度下也能实行有效的群众监督。可惜毛泽东发动文革整过了头，后来主政者把这发明给废了。结果是，中国在世界贪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你们二位同意我发现的中国当代政治新大陆吗？”
屠夫话音刚落，游轮就鸣笛靠岸了。我们三人匆匆上岸，各奔东西。庖丁（屠夫）的新大陆问题，于是搁浅在我的心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