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慰：薄薄的書 厚厚地想

——被陳家琪《三十年間有與無》所激活的

                 祖慰

         
“妳壹定不知道妳不知道”
 
我讀書常會出現壹種詭異的“通感”：當讀到壹本很對味兒的書時，潛意識會玩壹種把戲，在內視覺中超鏈接出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圖像來。譬如，近來我在讀完壹本薄薄的、封面設計毫無“視覺沖擊力”的《三十年間有與無》時，腦熒屏上居然會超鏈接出兩個莫名其妙的人物來。
第壹個內視覺圖像是，“讓石頭思想”的雕塑家羅丹制造出來的坐在地獄之門上的無名氏。妳看他那副模樣，已經是赤條條壹無所有了，已經到了地獄的大門口了，可還死不改悔地思索著，而且思索的問題還挺雷人：“地獄，什麼都可以帶進去，除了希望。”如果換壹種等式的表述是：“妳只要還揣著哪怕是壹丁點兒希望，就進不了地獄。”哦，原來進不進地獄的審批者不是主持末日審判的主耶穌，而是妳自己。
       
羅丹：《地獄之門》                           地獄之門上的思想者

——可是要問我自己：這位地獄門上的思想者與陳家琪的《三十年間的有與無》有甚關聯？

 另壹個人物形象有名字，叫喬達摩•悉達多，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羅衛國的王太子。像他這樣的人太稀有了，放下錦衣玉食的大好日子不去過，偏偏要去思索人生的苦。為此他竟然離家棄國，拋妻舍子，忍饑忍辱、抵抗誘惑……足足折騰了六年，終於思想出了只要是人都跑不脫的四個問題：人有哪些苦（苦諦）？苦的根源是什麼（集諦）？如何拔除苦（滅諦）？連根拔苦的程序是什麼（道諦）？於是，他說自己已經成了“覺者”，就是“佛”。他還立誌，要把這壹套思想出來的“四諦”教會全人類甚至全球生物界（眾生）。
 
禪連河畔、菩提樹下的思想者——忍饑、忍辱、抵抗誘惑的王太子

——可是又得自問：這位王子覺者又與陳家琪的《三十年間有與無》有何幹系？

於是，我又去翻《三十年間有與無》進行反芻，想追問個究竟出來。
呵，好像反芻出壹個可以說服自己的答案來了。
同濟大學哲學系系主任、當代中國哲學界的翹楚陳家琪，在《三十年間有與無》這本書裏，根據自己的日記整理了1978-2008三十年間的純屬個人的“思想編年史”，言簡意賅、大開大合地敘述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裏他這位思想者到底想了些什麼。
在開卷第壹篇（即1978年，當時他不過是文革後的第壹批研究生，已是三十而立之年可啥都還沒立），他就在對自己提出壹個繞口令似的問題。他寫道，哲學界有兩句名言。壹句是：“妳知道，妳必定知道妳知道。”另壹句是：“妳不知道，妳必定不知道妳不知道。”這兩句聽起來很費解的話，可以兌換成如下的大白話：妳說知道某件事，那妳肯定知道那件事的原委；反過來，妳說妳不知道某件事，當然妳對某件事壹無所知。
難怪法國有句調侃哲學家的俏皮話：把壹句大實話說到妳聽不懂了，那人就是哲學家。
陳家琪接下去對自己的發問卻是很好懂也很有意味。他自問：回過頭來想，在而立之年的我自以為“該知道的都知道了”，那是因為還沒有屬於自己的問題，所以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哪些不知道的。
是啊，地獄之門上的那位，有屬於自己的問題；菩提樹下的王子，也有屬於自己的問題。壹個定位為思想者的人，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問題，那不成了是男非男的“思想太監”了？
怪哉，天底下難道還有沒有自己問題的思想者嗎？
有，在華夏傳統中有的是！
翻開中國的思想史，毋庸置疑先秦諸子百家的每壹家都有屬於自己的問題，不然就成不了壹家之言。可是自漢代的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幾千年來的中國（也包括現在的港臺）的思想者中的絕大部分就沒有屬於自己的問題了。
沒有屬於自己問題的中國思想者們在想什麼呢？他們壹生只想兩個不屬於自己的問題的問題：
壹、 證明聖人的話絕對正確；
二、 證明皇帝的話無比英明；如果皇帝離得很遠，那就證明直接上司的話極其高明。
因為這類中國特色的思想者太多，漢語不得不為他們造出兩個名詞：證明聖人的話絕對正確的叫“註經派”，證明皇帝或上司的話無比英明的叫“揣摩上意派”。
註經派雖然沒有屬於自己的問題，但還是把聖人提出的問題的外延擴大或者內涵深化，在解釋學意義上說，對聖人的思想文本做了新的詮釋，還算是有點貢獻的。
揣摩上意派就不同了，他們不過是創造了壹些漢語詞庫中頂級豪華形容詞（例如“最最最最偉大”、“五百年才出壹個的天才”等），並由此得到聖上或上司的升官發財嘉獎。這派思想者在思想的原野上可以說是顆粒無收。
在中國的兩千多年裏，似乎只有1919年那壹年，中國的思想者有規模地鬧騰過證明聖人的話不聖明，皇帝的話更不靈。這就是頗有爭議的“五四運動”。然而後來、再後來、壹直到現在，中國的思想者主旋律，卻又九九歸壹地回到了註經派與揣摩上意派上來了。
註經派在當下還在進化，與時俱進地進化出了新的亞種。
這個亞種名為“教授級說書派”。這派幾乎都是高等學府裏的文科教授，他們正火爆地活躍在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電視臺的各種名目的“講壇”上。他們特擅長將文言文轉換成最前衛的世俗話語，再加上野史裏的壹些有趣故事，把聖人的話證明得很動聽、很幽默。於是，他們壹下成了家喻戶曉、名利雙收的大腕兒。教授級說書派大走紅是有其天時地利的。這要感謝文革的“批林批孔”把孔聖人太妖魔化了。說書派應運出來正本清源，是“天降大任於斯人也”的大任。因此，這壹派人像環保者保護野生動物、保護地球生命基因庫壹樣，保護了中國思想基因庫，當然是有功勞的。不過，遺憾的是這些有學問的說書人和他們的前輩壹樣，仍然沒有屬於自己的問題。
“教授級說書派”近來又基因突變出了新的變種，不大好歸類，這些人也在各類講壇上用現代話語參雜野史說書，但說的已經不是諸子百家，而是歷代帝王將相名士名媛的連本。有的幹脆把《水滸》等文學說唱話本拿到百家講壇上來重新編碼戲說壹番。這些“學者”痛痛快快地揚棄了保護國粹的功能目標，說書就是說書，還真是中國正宗茶館說書人的嫡傳。憑這，就該為他們向聯合國遺產委員會申請壹項非物質文化遺產。
如果對中國當代的註經派再作細分，還可以弄出壹些細目來。
1949年之後，在註經派中增添了“註革命聖經派”的新鮮血液。他們用神聖莊嚴得可畏的歐式話語註釋馬恩列斯毛。他們的圭臬是“與人鬥其樂無窮”，到處出擊，捍衛原教旨。要是哪位人士成了他們定義的對手，那必敗無疑，而且敗得極慘。但，到1978年後註革命聖經派突然式微了。
1978年後時興起了“學院註洋顯學派”，例如註尼采、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薩特、德裏達、福柯、哈貝馬斯、阿倫特、羅蒂等等。這派人學貫中西，很辛苦地讀書與翻譯，對開拓中國思想者的視野功不可沒。他們的優先而有限的目標是借註釋洋顯學辦個博士點什麼的。然而可惜的是這些學富五車的人士仍然沒有屬於自己的問題，其“博士點”充其量是“德國尼采總公司中國某學府總代理或分公司”。
因此，陳家琪在這本書的後記中仰天長嘆：“無論是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還是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我們的哲學在理論思維，在‘更深層次發掘人的智力潛能，也就是從人的內在性的喪失或空缺入手來解決與環境的不適應問題’上太無建樹了！”
在這個上下數千年、縱橫十萬裏的中華大背景上，陳家琪向自己提出“屬於我的問題是什麼”，就真有點像地獄之門上以及菩提樹下那種人的問題了。陳家琪在這本書裏不是問壹次，而是從頭到底都在問自己，問了三十年。他壹無所有時在問，他功成名就時還在問。與他壹起不斷對自己發問並苦苦尋找屬於自己的問題的還有與他構成哲學界“三劍俠”的張誌揚與魯萌。這個問題對於“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西方傳統的思想者來說也許是多余的問題，但對於中國傳統的思想者來說的確是個命根子問題，是思想者之所以成為思想者的正名問題。
哦，難怪在讀《三十年間有與無》時，我的潛意識把法國羅丹造的、印度造的兩位思想時的尊容超鏈接到我的腦熒屏上來了。

“無”：無阿倫特的“公共空間”？

 咱中國人看重的是沒法說的“道”，“道可道，非常道”，說得出來的就不是“道”了。讀了羅素說到西方文明三個源頭文章後，知道他們很稀罕說得很清楚的“數”。從古希臘畢達哥拉斯論證“萬物皆有數構成”，到今天勃發的數字化時代，是西方的壹條“純數學”理脈。
陳家琪的《三十年間有與無》這本書，把“數”和“道”編程到壹起去了。
從中國國家層面上來回憶，1978-2008的三十年，是中國歷史上特殊的“數”。
這三十年的基本算法應是鄧氏的“改革開放”。根據這個算法能算出很多過硬的數來，諸如GDP，外匯儲備，鋼鐵產量，建造高速公路與鐵路的數字，減少絕對貧困人口的數字，銀行存款數字，富人榜數字……這些數字證明了三十年裏的中國經濟的確在世界領著風騷，成為“四金磚”國家中含金量最多的壹塊，成為絕對貧困大大減少而相對貧困驚人擴大的壹方。這些“數”大概就是30年的耀眼奪目的“有”。
在慶祝“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數字節點——2008年——上，由中國出版的汗牛充棟著作中，幾乎都只在稱道著這個被官方稱之為盛世的“有”。陳家琪作為思想者，他的這本經北京《新京報》2008年壹年連載、爾後由上海復旦出版社結集出版的同類書裏，他在說“有”的時候同時皺著眉頭不停地困惑自己也在困惑他人地問：三十年除了“有”，還有“無”嗎？如果有“無”那是“無什麼”？
不要小瞧這壹問，它把這本書與汗牛充棟的那些本本區分開來了。
作者在書中記敘，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他那時還是個攻讀西方哲學史的研究生時，就這樣給自己降（不是天降）下了“大任”：“心中所想的始終是中國自己的問題。想為中國的‘新時代’‘移植’壹套適用的‘新原則’、‘新方法’。野心勃勃，讓人樂觀也讓人感到可笑。”
可笑什麼？他沒說。我從他後面的幾十年的困惑的問題裏感知到，可能可笑的是“移植”二字。
中國的思想者在百年來“移植”過好多回了。1919年“五四運動”的思想者移植“德賽先生”，即西方現成的科學與民主。1911年辛亥革命的思想者的三民主義實際上是移植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1921年的共產主義思想者移植的是西方馬克思列寧主義。到了改革開放時期的思想者，移植運行了幾百年的西方市場經濟……近百年來的中國思想者，都把功夫下在“移植”之上。
且看百年來“移植”的成果到底如何？
陳家琪描繪是壹個中國版的西西弗斯神話。
從1985年開始，陳家琪、張誌揚、魯萌這三位哲學界的“三劍俠”就高頻地討論起古希臘神話《西西弗斯》來了。
 
莫非中國百年來的移植工程誌士都是西西弗斯？

荷馬是最初講西西弗斯神話的人。荷馬的理念是惡有惡報。西西弗斯是科林斯國王，因生前貪婪，死後被判刑為“永罰”：西西弗斯要將壹塊巨石無比艱辛地推上山頂，接著巨石滾到對面的山腳下去了，西西弗斯只好再從對面的山腳下將巨石往上推，等到達頂點時，又滾向對面的山腳去下……如此循環往復直到永遠。
到了1942年，法國的存在主義作家加繆寫了壹篇《西西弗斯的神話》的隨筆，對荷馬的文本重新詮釋，以闡述他的存在是荒謬的哲學觀。他把西西弗斯描繪成壹位抵抗荒謬的英雄。加繆認為：西西弗斯推著巨石上山是快樂的；有了蔑視荒謬的快樂就有了幸福感；有了幸福感就有了人的尊嚴。西西弗斯被加繆拔高到了這個境界：快樂地被永罰變成了對荒謬的喜劇性抵抗。
1985年陳家琪重等新提起這個神話當然不是炒剩飯，而是另有隱喻要移情於其中。中國的西西弗斯推巨石的記錄是：“五四運動”所推的德賽先生滾下去了；辛亥革命所推林肯的“三民”巨石滾下去了；付出了百萬生命所推的列寧主義巨石，起碼在它的發祥地滾下去了。例外的是，1978年以來所推的稱之為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巨石還沒到山頂，正方興未艾，但陳家琪在“1983：立誓忘卻，卻忘而不卻”篇中寫道：“十壹屆三中全會後，壹切機制原封未動，插頭只是暫時拔離了插座；這與‘帽子拿在手中’的道理壹樣，只要最高領導人想把插頭插進插座，壹切都會如前壹樣地運轉起來。”
好壹個“插頭效應”！這是壹個具有點睛之筆的傳神比喻。陳文中所說的制度，大概是政治制度等。所謂“帽子拿在手中”是文革政治術語，是當年掌權者對革命對象最可怕的最後通牒：“把妳定性為‘地富反壞右’的帽子拿在我們手上，妳要是不規規矩矩，隨時都可以把帽子給妳戴上，把妳打翻在地，踏上壹萬只腳，讓妳永世不得翻身！”“隨時可以插上插頭”的比喻與西西弗斯所推巨石隨時滾下來是異曲同工的隱喻式表達。
荷馬講西西弗斯神話是講倫理，加繆重講西西弗斯神話是講哲學，陳家琪再講西西弗斯神話是講政治輪回。
 讀到這裏我明白了：“隨時可以插上插頭”，便是陳家琪要說的三十年間的“無”。
 神話雖然形象鮮明、故事動聽，但畢竟是邏輯的情緒而非邏輯本身。陳家琪沒有在這裏止步，他在本書的自序中對汶川大地震的壹個感天動地的場景進行追問。2008年5月12日14時48分發生8級大地震，山搖地動，瓢潑大雨，道路崩塌，沒有人號召，沒有人指揮，成都市成百上千輛出租汽車不約而同地放棄做生意，都奔向震中地區去救人，這意味著什麼？陳家琪認為這是“每個人都把自己與完全陌生的別人相聯系在壹起，主動投身到這壹人為、人造的‘公共空間或集市’之中”。
所謂“公共空間”或稱“公共領域”，這是當代政治哲學家阿倫特首創的壹個概念。阿倫特的靈感來自古希臘民主集會的廣場，她將公共空間闡釋為壹個由人們透過言語及行動展現自我，並進行互動與協力活動的領域。社會公眾在有他人在場的場所，在平等、理性、開放等公認規則下發表己見，與國家展開互動，進行權力制衡與利益博弈，並在社會內部實現自我協商、自我調節。阿倫特進壹步說，雖然公共領域是大眾的匯集之處,但是存在於其中的人都處於不同的位置，通過從不同位置和方向的個人對同壹事物進行觀察和闡述,致使聚集在壹起的人在多樣性中看到了同壹性,這時，公共領域開始具有現實性。
把阿倫特的理論翻譯成俗語，“公共領域”是：壹、有不受權力管制的公共場合（例如廣場）或公共媒體（例如報紙）；二、有他人在場（這個場在今天來看可以是物理空間，也可以是數字空間）；三、公民在理性、平等、開放的規則下說自己想說的的話；四、公眾從不同中找到了共同而進入實踐——對權力制衡或者促進制定出公共事務的新規則等。

 
阿倫特禮贊的古希臘公共集會廣場（Agora），公民可以戴著桂冠發表屬於自己問題的意見

 
幾十年來中國特好讓偉人占廣場。近來報道，成都新造了“四偉人雕塑”（右起：江澤民、鄧小平、毛澤東、胡錦濤）廣場。中國自古以來都不時興古希臘的公共集會廣場。

 家琪頗有德國浪漫派哲學家的氣質，日神加酒神。他在用阿倫特“公共領域”的觀察軟件觀察時，十分動容地激賞成都出租車司機不約而同地奔向地震災區的展現自我與助力群體的語言與行動，是壹個彌足珍貴、難能可貴的“公共空間”,因為，在這裏曾經奉行過“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處世哲學，在這裏正在流行著現代個人主義價值觀。這是壹個從政治家到普羅大眾普世激賞的“公共空間”。然而要問，假如上海的出租車司機為了他們中有人被非法的“釣魚事件”所害，共同奔向壹個集會場所，討論如何與市長理性對話，這樣的“公共空間”還能被市長激賞或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嗎？答案是否定的。阿倫特是政治哲學家，其實她所指的公共空間不是道德空間，而是“在平等、理性、開放等公認規則下發表己見，與國家展開互動，進行以權利制衡權力以及其他利益博弈的‘公共領域’”。因此，關於這，陳家琪在《三十年間有與無》中綿裏藏針地指出，這是個缺憾的“無”，對於古希臘的Agora，不僅是“無”而且還是個大禁忌。
 因為這個“無”，才有百年來中國政治版的西西弗斯神話。
因為這個“無”，才有可能出現三十年間的“插頭效應”。

奮鬥來的“有”，很容易被玩殘為“無”

 我猜想，家琪在說此地“無”阿倫特公共空間時，意指著彼地“有”了。
 的確，在我們西邊很早就“有”了。
 古希臘雅典城邦，在公元前6世紀就開始“有”了，阿倫特把古希臘的民主廣場當做人類的政治範本。可是，沒玩多久，僣主篡過權，後來馬其頓人入侵就徹底告吹了，以後壹千多年希臘人再沒有“公共空間”與民主制。
好像這寶貝東西壹開始就經不起折騰，像林黛玉那麼脆弱。哦，還不僅如此，這寶貝還很容易給玩邪了。例如雅典人玩民主玩得正紅火的公元前5世紀就玩出了壹個大邪門。當時的民主派主張自己玩公共空間，但又很討厭甚至發展到仇視大思想家蘇格拉底玩的“公共空間”。蘇格拉底喜歡在廣場上用困惑自己的問題去困惑別人（特別是民主制的領導人），他與柏拉圖等學生也是用在公共空間對話的方式討論與傳授思想。按理說這些都是標準的阿倫特公共領域。可是怎樣呢？民主的陪審團把七十老翁蘇格拉底宣判死刑，理由是：“蘇格拉底有邪惡行為，好管閑事，尋求天上地下的事情，顛倒是非，蠱惑人心。”去掉罪名中的形容虛詞，剩下來的就是“好管閑事，尋求天上地下的事情”這兩句。這不正是公共空間每個公民起碼可以說的話嗎？

 
蘇格拉底被民主派宣判死刑，在喝毒酒前還在公共空間慷慨陳詞：“最有智慧的人就是知道自己尚壹無所知的人。”

 蘇格拉底死了，雅典民主制沒多久就被玩死了。
 古羅馬人玩的是貴族共和制，由公民選舉貴族中的兩個執政官分權而治，有貴族組成的元老院議事制約，還有貧民出任的保民官為貧民說話。雖算不上真格兒的民主制，但還是有點民選與分治的共和味。可是，這也沒能玩多久。到了愷撒大帝，因其軍功顯赫，就終身當上了獨裁官（即再也沒有兩個執政官的分治了），這壹來定期改選也滅了。愷撒被刺後，其養子屋大維即位，幹脆把共和制改為元首制，即披著共和外衣的君主制。到了戴克裏先皇帝連外衣也不要了，公開實行君主獨裁制。
 到18世紀啟蒙運動之後，死了壹千多年的“公共空間”與民主制才開始復活。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開啟了現代民主。然而，革命勝利後馬上玩出了“多數專制”的革命大恐怖，接著又玩出了拿破侖以及拿破侖三世當上了皇帝。妳看民主制有多腎虧體虛？拿破侖有句名言：“政治家堅持錯誤比改正錯誤更容易渡過難關。誰要我收回成命，我就給他做放血療法！”在這句名言的語境中還會有“公共空間”嗎？雖然後來法國人把民主制給弄回來了，但阿倫特對法國大革命頗有微詞。
 玩民主玩得最邪門的是1933年的德國。他們通過正規的民主程序把政治狂人希特勒選舉成了德國壹號人物。看來民主和法西斯離得並不遠。希特勒死後給後來的獨裁者留下了壹份政治遺產：諸多形形色色兇狠的獨裁者都效法與發展他，通過槍桿子控制下的選舉來玩民主，把自己打扮成為民選的元首。譬如伊拉克的薩達姆，譬如咱們文革中的四人幫，不都是得票極高地當選的嗎？
 那麼世界上還有既經得起折騰、也沒有玩邪的民主典範嗎？政治哲學家阿倫特高調地宣稱：有，那是美國。
家琪在《阿倫特論革命與反革命——對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比較研究中的另壹視角》壹文中，引用了阿倫特的論述。她認為法國大革命是窮人鬧翻身，因此法國革命者“他們永遠被‘社會問題’的巨大的緊迫性，即被貧苦大眾的幽靈所糾纏，而每壹次革命都壹定會將這個幽靈解放出來，於是他們壹成不變地，也許是不可避免地抓住了壹根稻草，那就是法國大革命最暴力的事件，希望能借暴力征服貧困。誠然，這是壹種絕望的祈求。……在大眾滿載苦難的地方，不可能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壹個新的政治體。”而美國革命則完全不同，那裏是不愁生計的人在鬧革命，阿倫特寫道：“然而在美國，辛勤勞動者貧窮但不悲慘。……因此，他們不為匱乏所動，革命也不會被他們淹沒。他們提出的是政治問題而非社會問題，關乎政府形式而非社會秩序。”陳家琪概括了阿倫特關於美國革命成功的結論：革命的目的就是立憲，立憲的目的就是維護人的自由，因此革命革出了壹部確保民主自由長治久用的美國憲法。
美國的民主制真的是個金剛不壞之身嗎？
我懷疑。
美國華裔學者湯本在文匯出版社出版過壹本《妳不知道的美國》，我曾為這本書在《南方周末》報發過壹篇書評。這本書裏講了壹個驚世的數據，說美國被暗殺掉的總統占總統總人數的比例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登陸諾曼底戰役中盟軍傷亡的比例還高。更讓人不可思議的，美國有著世界壹流的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還有獨立司法，這類國家頂級大案居然大部分成了沒有偵破的無頭案！這些案子的元兇真的深不可測嗎？不，是人人心裏明白的的利益集團，在眼下就是軍工集團和猶太人集團。這些集團成了美國政壇的玩偶藝術家：在大選時，他們調動輿論、資助選舉經費來使某位代表他們利益的候選人當選；倘若某位總統在任上施行了損害這些集團利益的政策，集團就把他給幹掉，而且幹了總統還能永遠逍遙法外。譬如某集團於1963年幹掉民意支持指數很高的肯尼迪總統之後3年中，18名關鍵證人相繼死亡，其中6人被槍殺，3人死於車禍，2人自殺，1人被割喉，1人被擰斷了脖子，5人“自然”死亡，在40多年的歲月裏，肯尼迪遇刺案的各種證據和證人灰飛煙滅。倘若當選的美國總統們不想遇到不測，那麼妳自己就要識相加自律。這個美國特色意味著什麼呢？壹、阿倫特所贊美的美國憲法連美國總統的自由都難以保證，還遑論保護敢於挑戰利益集團利益的庶民？二、美國的民主是壹個可以控制與被操作的“玩偶民主”；三、超越法律的利益集團成了美國的隱形僣主或者是玩民主木偶戲的幕後獨裁者。

   
肯尼迪總統被刺現場。已經過去40多年還是無頭案，意味著美國民主與法制被玩殘了？

其實，不少思想者早就對現代民主制提出質疑了。馬爾庫塞在《單向度人》中寫道，（包括美國在內的）政治自由在選舉中被簡化為壹種在根本不認識的政治代表之間作出選擇：這些代表熱衷於從事沒有結果的純屬於技術的爭論，而且往往加以誇大，以便造成民主制在運行幻象。競選成了政治營銷。搞政治營銷等就要弄金錢、玩公關、拼謀略、塑形象、戴面具等表演。政客在競選時的承諾無需兌現，選民都知道這不過是比口才的“競選話語”,是壹種極為昂貴的語言遊戲。
有人會說，選舉不認識的人不成問題，因為傳媒會給選民提供客觀而多元的信息。不，思想者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說不。他指出，18、19世紀的小型報刊確實是壹個能夠發表各種制約權力言論的公共領域，可是現在，由於媒體的私人化、商業化，公關和廣告技巧被大量運用，新聞和資訊被有意識的操作，誠如紐約日報壹位資深記者所說：“新聞自由說到底不過是老板的自由。”此外，國家也在辦代表政府立場的媒體。政治人物還刻意在各類最有影響的媒體中“經營民意、制造共識”。如此這般，媒體不再是公民的公共空間。據湯本的《妳不知道的美國》所述，美國的傳媒與好萊塢影視，基本上由猶太人利益集團所控制。在哈貝馬斯看來，大眾媒介已被私人利益和國家權力所操縱和統治，而被操縱和被統治的大眾媒介又對公共領域進行了操縱和統治。由此，公共領域的公共性被消解了，變成了“再封建化”的“偽公共領域”。
網絡的出現讓熱心公共空間的人興奮過壹陣，認準了這裏是壹塊廣袤無垠的不可能再受商業和政治控制的公共空間。然而，道高壹尺魔高壹丈，國家機器馬上就掌握著最先進的篩選過濾技術，把壹切不利於當政者的信息悄然封殺，在這虛擬的數字空間裏妳還找不到封殺者是誰。商業也長驅直入地占領了這塊虛擬市場。此外，網絡本身也有個先天性的頑疾——由於可以隱身發表意見，造出了大量沒有公信力的信息垃圾，真偽難辨。噫籲兮，網絡仍然是讓人感到憋屈與茫然的“偽公共領域”。
 嗚呼哀哉，阿倫特樹立為人類樣板的美國公共空間、美國自由民主，也不是什麼特殊材料打造的，仍然被壹批掌握著巨大社會資源的利益集團合法地或者說讓法律沒治地給玩殘了！
 然而，到這裏還沒有見底呢。對於思想者來說，還有更悲的悲劇呢：所有文明人都贊賞的普世價值也被“國家利益高於壹切”的價值給玩廢了！
自由、平等、人權、人道、人本、尊重、法制、多元，還有“人”的位階在“國家”之上，國家有義務捍衛人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如生存的權利、免於恐懼的權利、生育的權利、知的權利、免於匱乏的權利、思想自由的權利、表達自由的權利、集會遊行自由的權利等等，在人類語言中還有比這些更讓人充滿崇高感與美感的詞語嗎？所有正常的的人都把這些價值視為高於壹切的天價。可是，天價之寶壹旦遭遇上國家利益，立即就變得分文不值了。
隨手拈來幾個實例來說說天價的掉價吧。
壹、糟蹋普世價值最兇的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而自詡高舉普世價值大旗的美國，居然在明裏暗裏大捧兩伊戰爭時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使用毒氣彈的他。還是對待這同壹個薩達姆，後來美國又用兩條子虛烏有的罪名（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基地組織勾結）打敗他並把他絞死。這壹捧壹殺說明什麼？普世價值等於零，美國國家利益才是天價。
二、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 薩默斯（Lawrance Summers）於1992年2月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壹篇備忘錄，大聲疾呼要世界銀行支持發達國家把汙染廢物轉移到不發達國家去。根據他的汙染經濟學理論，“讓窮人把汙染吃下去”，可以大大減低汙染成本。薩默斯論述，由於第三世界和發達國家的民眾在維護生命成本上相差幾百倍，因而從疾病和死亡的付出來衡量，第三世界的個體生命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個體生命相比是幾百分之壹。發達國家的平均工資數百倍地高於第三世界國家，那麼同樣的邏輯，第三世界國家的個體生命的價值也就數百倍地低於發達國家。這樣，即使生態環境惡化導致了第三世界國家民眾的疾病和死亡，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是很合算的，因為他們的生命成本低。因此，發達國家向低收入國家傾倒大量有毒廢料背後的經濟邏輯是無可指責的。現在很多發達國家就是按這個經濟學理論做了，包括把嚴重汙染的工業轉移到中國與印度等國家。那麼在這個經濟理論中還能計算出“人生而平等”、“每人都有生存的權利”這樣的普世價值的壹點點價值嗎？
三、全球權威的科學家診脈說地球已經發燒得大病了，倘若不立即治療全人類都要遭大難：世上還有比這更高的普世價值嗎？於是前不久召開了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各國首腦到場吵了許多天，最後是“國家利益”打敗普世價值，弄了個糊弄人的空頭協議散了場。如果地球有大難是個真命題，那麼從哥本哈根會議中完全感受到了人類為了國家利益寧可同歸於盡的悲壯！
四、普世價值還有個致命的克星——“5.3”。 英國 “新經濟基金會”(New Economic Foundation)發表壹份報告稱，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國那樣消耗資源的話，需要5.3個地球；如果像法國和英國的消耗水平，則需要3.1個地球；這壹數字相對於西班牙是3、德國是2.5、日本是2.4。可是，鐵定的事實是地球只有壹個。在這個絕對的前提下，我們不妨來做個思想實驗。如果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要允許窮國的人具有普世價值賦予的“免於匱乏的權利”，那美國以及英、法、德、日等國的人從今天此刻起就要甘願大大降低生活品質，例如每個美國人要自動減薪到5.3分之壹、讓英國人減薪到3.1分之壹，這才符合普世價值的“平等”“人道”。天底下會有這等奇事發生嗎？絕對不會。倘若窮國不依，偏要自己發財致富，那富國只有壹條路，找個借口制裁妳或者“把妳炸回到石器時代”（這是美國軍界常用的豪言壯語）！好了，實驗結果出來了：普世價值對陣5.3，絕對被消滅。
從這裏人們看到壹幕荒誕劇：普世價值要把人的位階放在國家之上，結果國家把普世價值給廢了！
家琪在本書“2007：行走的夢想”中寫道，他曾寫了許多與普世價值有關的文章，希望把這些種子播種到孩子們心裏去。可是他同時感嘆，普世價值能否讓普世實施，“我承認，它只是夢想”，“但又正是我們這些殘缺不全的人所必須或應該具有的‘行走的夢想’”。
 民主制，普世價值，都是人類用多少代的無數人命換來的，連極權主義者也不敢說他們壞，有時還拿這些寶貝當作巴黎名牌香水給自己噴壹噴呢。可是，這些寶貝畢竟是脆弱的水晶石或者是沒有防病毒軟件的赤裸計算機，經不起“利益集團”、“國家利益”把玩，壹玩就邪，兩玩就廢！
當今世上很難找到民主、人權的正宗貨了，基本上是假冒偽劣。這就麻煩了，把中國壹些好移植的思想者的買賣給弄砸了。
 家琪在《三十年間有與無》結束處寫道：“這就是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的尷尬命運，也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我們的時代的尷尬。”
 那麼剩下來思想者還能做什麼呢？
 
 家琪在本書的結尾用了壹張耐人尋味的照片：他戴著黑眼鏡坐在陳寅恪的墓前，像羅丹地獄之門上的思想者壹樣蜷曲著身子，看著前方，身後的大石上銘刻著陳寅恪的座右銘：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仿佛聽到他的內心獨白：
這就是思想者的宿命，或者說是思想者唯有的招數。憑著這，看能否給民主、普世價值等寶貝編寫壹個防病毒程序，或者像發現納米材料那樣發現新的政治材料，讓它們結實壹點？或者幹脆再去找壹找讓人類活得更好些的未知的東西。這，就是我不知道我的不知道，就是屬於我自己的讓人熱血奔騰而又讓心靈滴血的問題……

   寫於2009歲末-2010年初參與上海世博工程設計事務的時間隙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