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李登輝”的兩岸意義

1994年，我訪問臺灣時，正好發生千島湖事件， 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4月9日批評中國共產黨“像土匪壹樣”。李登輝至今說了很多廢話，但也說了壹些實話。

李登輝因國安密帳案遭起訴，日前在出席臺灣團結聯盟募款餐會上，李登輝說，身為壹個總統，應該想到的是國家和人民，對國家人民有利的就去推動，但是要怎麼執行，這種細節他從不曾多問。李登輝還說：“我不相信白白的布，會被染到變黑；就算人世間已無公義，但我相信還有上帝存在”。“我相信就算我李登輝死了，臺灣人還有很多個李登輝，千千萬萬個李登輝，會繼續為臺灣的民主打拚”。

李登輝的第壹句話很實在，因為公義的意義在於，為惡是要遭到懲罰的。當我們以上帝為我們德性之本的時候，便以他為聖潔；若我們從他處理世人的觀點來說，我們便以他是公義的，他是壹個公義的主宰；他壹切的律法，無不聖潔、公正、和良善。

李登輝的第二句話更有意義。李登輝提醒我們：雖然壹個為惡的人受到懲罰，但為惡的人不會只有壹個，可能有千千萬萬個，而且還會假借著神聖的口號繼續為惡，人們必須隨時警覺，引以為戒。

現在李登輝自己本身終於被起訴了，正提醒了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要始終保持堅定的信心：為惡之人必遭懲罰。我們相信公義的上帝，因為他處事沒有偏私，審判力求公正；他從不處罰無辜，也不放縱罪人。

臺灣有人認為，起訴李登輝是“政治追殺”，同樣，全世界有更多的人認為，IMF前總裁斯特勞斯•卡恩企圖強奸壹名酒店女服務員的案子，是“政治追殺”。

是否“政治追殺”，現在很難確定，我們留給歷史，留給上帝。馬英九否認他在幕後操縱這些司法的進行，並說他“壹向絕對尊重司法，並極力維護司法獨立空間，不介入個案也不幹預個案”。

國安密帳在2003年就已經終結了，因為陳水扁當年需要借重臺聯黨的力量穩定政局，檢方高層連李登輝都不準傳，讓這件原本該在八年前就可查清楚的案件，延宕、空白多時。沈寂相當壹段時間之後，因為成立了壹個特偵組，所以重啟調查。

李登輝畢竟是中華民國自1947年行憲以來，首位由公民直選產生的第壹位公民直選總統，也是第壹位出生在臺灣本土的總統，也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二名遭起訴的卸任元首。

陳水扁和李登輝都是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雖然是民主選舉，有很多的優勢，但是如果說國家元首不受監管、不受監督，或者監管不嚴、自己自制力不強的話，同樣可以犯罪。妳曾任國家總統，又怎麼樣，貪汙犯罪，照樣要接受刑事起訴。

李登輝被起訴，是侵占公有財產罪，雖然法律規定是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重罪，但是，自1935年1月1日公布、同年7月1日實施的《中華民國刑法》即臺灣地區現行“刑法典” 第63條規定，年滿83歲的老人犯罪，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者，減輕其刑。

不管李登輝這個案子將來進展如何，是否判刑定讞，但是，像卡恩壹樣，這個案子是公開進入法律程序的，這是不可否認的法治意義。

幾乎在李登輝案子的同時，大陸“釋放”了艾未未。中國大陸的法治糟糕在於，“逮捕”和“釋放”有時並沒有公開進入法律程序。

艾未未的被拘留，北京當局是違反法律程序的。艾未未有地址、有住家、有工作單位、有正當的職業，公安無視於中國大陸刑事訴訟法，而隨便拉人，隨便拘留人，這在任何壹個法治國家都是不允許的。而對艾未未的“假釋”，也沒有公開的法律程序。根據新華社6月22日發表的英文電訊稿，遭到監禁的中國著名異見藝術家艾未未已經獲得假釋。新華社援引北京市公安局的話說，艾未未獲得假釋是因為“認罪態度良好和身患慢性疾病”。艾未未在回家時對等候他的記者們表示感謝，但是他說，根據假釋條件，他不能再多說。

回到千島湖事件，當年在臺灣大學座談時，法律系的同學問，到底兩岸的法治差別在哪裏？我壹時無法回答，於是搪塞：“北京的判決書是用簡體字寫的，臺北的是用繁體字寫的。”

有點傷感，如今北京對艾未未卻什麼“書”都沒有。“李登輝”的兩岸意義在於，這個案子成了壹面鏡子，折射出兩岸法治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