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中國列車誤點到達？

列車正點到達

《列車正點到達》（Der Zug war pünktlich）是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伯爾（Heinrich Theodor Böll，1917－1985）的著名中篇小說。《列車正點到達》寫於1948年，發表於1949年。讀者可以從主人翁安德烈亞斯（Andreas）中找到伯爾的影子，伯爾年輕時被征召入伍，在軍中服役，曾被美軍俘虜，後釋放。六年戰爭生活的種種經歷，成為伯爾早期創作的主要題材。

戰後，伯爾除了在科隆大學研究語言與文學外，還當過木匠和人口統計員，因此對下層人民的生活較為熟悉。這部小說的情節設計和人物處理手法，均超出了壹般的意識形態思路。安德烈亞斯雖是納粹士兵，但對法西斯並無認同，在他心目中“任何死亡都是謀殺”。

在小說裏，安德列亞斯坐火車返回波蘭前線，當時德軍正在全線崩潰，回到作戰前線就意味著死亡。他的旅程象徵著從生命到地獄，是絕望和死亡的掙紮。車輪每滾動壹圈，便意味著帶走壹部份生命。

安德列亞斯在車廂裏坐著，想著“不久”這個詞，因為他不久就要死去。“不久”這個詞，像壹粒子彈壹樣鉆到他身上，幾乎是不知不覺地，穿過他的皮肉、肌理、細胞、神經。鉆進去，終於鉆到壹個地方，掛住，炸開，撕開壹個致命的傷口，引起血流如註……生命……痛苦……。是誰創造了“不久”？安德列亞斯不可操縱自己的命運，被掛上這趟通往“不久”的列車。

在車廂裏他遇到各種各樣的人，有納粹戰爭狂，有麻木的隨波逐流者，有精神崩潰的人，也有好心腸的人。

小說的高潮發生在壹個傍晚，安德列亞斯和幾位同伴在壹個小鎮下了車，到壹家妓院過夜。這家妓院是壹個地下抵抗的據點，安德列亞斯遇到了波蘭姑娘奧麗娜（Olina），她是地下抵抗戰士，表面職業是妓女，她靠出賣自己的肉體而刺探德軍的情報。但是，兩人的相遇，徹底改變了這壹切，既改變了他，也改變了她。安德列亞斯並不知內情，只是以臨死真誠的禱告，打動了這位準備置他於死地的波蘭姑娘。他們相愛，她也把自己的壹切秘密講給他聽。最後，奧麗娜決心幫助安德列亞斯逃出死亡的魔掌。

小說的高峰是安德列亞斯的懺悔。隨著火車接近終點，死亡逼近，安德列亞斯懺悔。作者寫道，“現在，他想，終於是我祈禱的時候了。我這壹生的最後第二夜決不在睡眠中度過，決不迷迷糊糊打瞌睡度過去，不拿白酒去玷汙它，決不讓它虛度。我想在需要祈禱，尤其需要懺悔。人們要懺悔的事情那麼多，像我這麼不幸的壹生，也有許多事兒要懺悔。”他懺悔當年在法國酗酒，醉得像壹頭野獸，他懺悔罵過學校的老師，罵過教堂的傳教士，取笑過同袍士兵。他懺悔夜深入靜天寒地凍的夜晚，拒絕過壹位又凍又餓的妓女，並把她推到水溝裏去。安德列亞斯懇求神饒恕他。懺悔給他帶來新的生命，他不但不恨那些在火車上嚷嚷“實際上我們已經打贏了這場戰爭的人”，而且還為他們祝福，因為他們是那樣的愚蠢。

伯爾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答辭中說，安德列亞斯的懺悔，不是單純壹個認罪與不認罪的問題，更不是簡單的“誰是兇手”或“誰是肇事者”，這樣壹些具體的責任問題，而是，透過懺悔，讓讀者看到實實在在的靈魂對話。懺悔，不是簡單的善和惡的鬥爭；懺悔，實際上搭起“悔”和“改”的橋梁：悔過去的罪，改未來的生。

在壹個息息相關的社會裏，面對災難，我們的靈魂是否安寧？如果我們不能安寧，那就說明我們是有責任的；如果我們心安理得，那就說明我們的良知毀滅了。

伯爾用自己的小說告訴讀者，人間大愛與宗教信仰對他來說是最重要的，每個人都有權利享受自己的人生，同樣每個人都有權利面對自己肉體的死亡。小說結尾最重要的壹句話“我把妳帶到哪裏？未來的生命！”表明作者相信，人死後重生，新的生命開始。故事中特別安排教會與國家和戰爭的關系，小說家提醒讀者：每壹個人都有自由和尊嚴，每壹條生命都必須得到體恤。

列車誤點到達

伯爾是德國戰後最偉大的作家之壹，他不是簡單的“廢墟文學”代表，他的偉大在於，他用小說讓德意誌反省：我們需要重建家園，而不是重建江山。“列車”到達終點，江山易位，政權更疊。江山“易改”，家園不變。普通人需要的是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園，權力者需要的才是江山。所以，“廢墟文學”基本是同壹個命題：德意誌重建家園、治理家園。

滿載GDP的中國列車開始誤點，7.23溫州動車追撞悲劇的發生，我們能不能反省壹下，幾千年來我們中國人治理的是家園，還是治理江山？

我們先不追問“誰是兇手”或“誰是肇事者”這樣壹些具體的責任問題，我們欠缺的是，透過心靈實實在在的對話，我們需要通過懺悔，搭建“悔”和“改”的橋梁：悔過去的罪，改未來的生。

誤點的中國列車，請妳幹脆停壹停，等壹等，載上每壹個有自由和尊嚴的中國生命，鏈接整體中國人的良知和道德，不要讓江山變成危樓，不要讓GDP脫軌，更不要讓家園坍塌，讓每壹個中國人都能平安抵達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