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盛友

我把我们的后代称为 “留二代” （八十年代留学生的第二代）。

儿子没来电话，应该是安全“过关”了。我感觉疲惫，本想上床睡觉了，不放心，再次启动电脑，打开电子邮箱，阅读到儿子的来信：

爸爸，请你明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在办公室等我们的电话，我们路过匈牙利时，被海关扣押了，必须返回维也纳，到匈牙利驻奥地利领事馆办理过境签证。附件里是申请表格和给M先生的委任书。

这是儿子15岁那年发生的事情，他所在的教会每年大约50个大人带领小孩，开着3辆大巴士，到罗马尼亚最贫困的地区（靠近俄罗斯），帮助建造学校和给罗马尼亚的小孩补课。儿子15岁开始，每年参加，一直到中学毕业。没想到，第一年就被匈牙利海关来个“下马威”。

儿子持中国护照，办了罗马尼亚的入境签证，当时过境匈牙利，有人说中国人不用办签证，我们信以为真，想图方便，结果更麻烦。

在此之前的一年，发生过一件更加不愉快的事情。儿子中学的交响乐团到波兰演出，到了德波边境，儿子被拦住，海关让他到柏林办理入境签证，可是当天晚上就要演出，到柏林折腾，也来不及了。怎么办？三个领队老师，只好留下一位陪伴我儿子，在边界租了旅馆过夜，第二天等乐团回来，集体返回班贝格。

交响乐团的指挥责怪领队：“为什么没有事先给谢于骅同学办理签证？交响乐团没有第一小提琴手，怎么演出？”
领队：“我们往年去波兰，像赶集一样，哪知道要办理签证？我们也不知道，谢于骅同学还是外国人，况且，不是说有永久居留的外国人，进出波兰与德国人一样吗？”

看，当老师的德国人都搞不懂，让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怎样搞清楚？

2005年，儿子参加滑雪，小腿骨折，住院我陪床，这次我哭了：“儿子，爸爸真的对不起你，人家的父母花很多时间陪同自己的孩子长大，而我们不知道整天忙的什么？太少时间给你了。”
儿子为我擦干眼泪：“爸爸，你给我的时间够多的了。”
大概看得出，这时的我感情完全倾向于他，儿子大胆地与我讨论一些谢家的原则问题。儿子问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放弃中国国籍？”

我：“爸爸现在还没有找到做德国人的理由，等你年满21岁再说吧！”
儿子：“我21岁，你就有不做中国人的理由了。”
我：“你21岁，我就丧失了为你选择的权利。”

西方年轻人成长法律上有三个概念：十六岁是成人，允许同居；十八岁是成人，拥有选票；二十一岁是成人，独立开业。

年满21岁，儿子在慕尼黑果真立刻申请加入德国国籍。今年儿子22岁，这次八月在家住两周，他给他妈妈一个“任务”，不管他夜里学习多久，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一定要叫醒他，与父母在一起吃早餐。席间我问他，对“中国人”的身份到底感觉如何。

儿子：“做中国人，是我无法改变的事情；保留中国国籍或加入德国国籍，是我可以选择的事情。”
我：“那年你为什么说，你是班贝格人？”
 “我出生在班贝格，当然是班贝格人。班贝格的中国人。班贝格是我的家园，中国不是我的家园。”儿子回答得很干脆。

上回我写《“海不归”与“留二代”》一文，读者给我写信：“老谢，你这样的故事不能重复，这对你儿子的心身健康不利！”

感谢这位好心老兄，不过，我儿子若能阅读我这些汉字文章，他也许不用挣扎了，我也省心，正因为儿子的中文“堕落”，我才开始写《苦涩槟榔》这本书。《东张西望》出版后，我决定以我儿子和周围朋友的孩子为主线，继续写《苦涩槟榔》（留二代“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故事）。

我自己还很得意，发明了“槟榔留二代”，他们真的像槟榔一样，表面有坚硬的“中国人”外皮，内心的滋味如何，却无从而知。槟榔的苦涩，是我们这些第一代移民咀嚼时的感觉。也许留二代像槟榔一样，森秀无柯，风至独动。他们像槟榔一样，天生棘重累其下，却举羽扇扫天。也许他们有槟榔般的高大、自信、傲慢和执著，我们却视他们之身眇眇，微不足道，孤单无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