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一些看法

(一)内因决定论的贫困

　　XX君与我的视角在某一点上是共同的，即伊拉克、利比亚败得更加迅速的主要原因是实力不比伊朗，这是因为这3个国家有一定对比性。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不会把伊、美战斗所导致的伊拉克败亡，说成是伊拉克的内因是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伊拉克的失败是必然，是常识，做出相反的主张（美国会打败）是荒唐。蚂蚁踩死不了大象，强调蚂蚁的虚弱内因又是为了什么呢？这点说明“内因决定论”对许多场合的不适用。一个极端的例子便是，你老兄要是强调“对门的女孩给拉去充当慰安妇主要是由内因决定的”，肯定出门就让人给一枪崩了。这个例子又说明滥用“内因决定论”的不智。

　　同样的道理，我也不会过分地强调伊朗的内因败坏到什么地步。原因是实力相当的南斯拉夫也经不起北约组织的打。因此一旦美国做出打的决定，结果都是大同小异。

　　中、美同为核子大国，打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之小。这是因为美国畏战、不具备核战承受力为主要内因呢？还是中国实力强大构成主要内因呢？还是各占一半的分量呢？在这问题上“内因决定论”也不是那么好使。

　　马克思对社会发展史有过慎密的观察与研究。他发现在漫长的历史中呈现一定的重复性与规律性，他因而做出“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低，决定了不同社会的发展层次以及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结论。这不过仅仅是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得出的结论，他从来不会把这局部问题的结论延伸到“一切事物的发展以内因为主”。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他研究欧洲历史后得出欧洲曾经经历“史前、奴隶、封建、资本”的几个发展阶段的结论。然而却有些多事的人，如斯大林和中共，却一口咬定全世界都依循同样的几个发展阶段。别的不说，中国有过奴隶社会阶段吗？就我所了解，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原因在于找不到任何充分的证据。同时，为了套用这种“5个阶段论”（包括共产主义），中共硬是把商鞅以降的2000年市场经济中国（工业资本前的初级资本主义社会）定性为 “封建社会”。久而久之，许多大陆同胞都以为中国那2000年过的是土地分封、官僚世袭、农奴徭役的日子，于是批判起来也就方便得多了。

(二) 文化不容轻易否定

　　一个民族体质健康必须要有文化认同。德国人认同基督教精神、古希腊、罗马文明，推崇马丁路德、黑格尔、席勒、歌德、康德、尼采…，而我们中国人有这文化认同吗？没有文化认同来促成国家认同便只能依靠高压手段。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办法，而且经不起外界的冲击。宇宏先生提出的问题，症结恐在于中国整体，台独不过是反映了周边地区的的某种情绪。正是1968年，即文革时期，美国抬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台独势力也随之形成气候；又正是四人帮事件的大翻案，使得海外统运呼声嘎然而止。文化建设求于百年之功，破坏起来确是一夜之间。

（三）莫要过于苛责古人

焚烧犹太教堂，捣毁犹太人住房，没收犹太经书，

向其投掷猪秽，不保证犹太人的人身安全..

知道这些主张出于何人之口吗？

　　这是基督教新教教主马丁路德的呼声。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根本没有超出路德所定的范围。然而，今天大家谈到他的历史功绩之时，谁去议论这些污点？比较之下，孔老二要文明多了。

　　XX讥讽我“钟爱中国固有文化”十分不当，我只不过是要求客观地对待历史，不能够为了自省而全盘否定，也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苛责过去。百年来我们已丢弃得太多，应当是重新检讨这些“内因”的时候了。

（四）中国的商业资本为何与现代工业资本无缘？

　　就“社会发展史”议题，中国分别在30、50年代进行过两次大辩论。大体说来，50年代那次辩论“正统”立场是：把“夏朝至春秋一段定为奴隶时期”，“战国至鸦片战争定为封建时期”。甚至还有学者如侯外庐等，跟着一些西方学者称呼中国的古代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即“中央专制集权，土地国家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有趣的是，这其实是1956年之后的写照，却与中国古代，尤其是商鞅之后毫无关系。这些辩论其实并不影响一般老百姓的思维方式，真正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官方发起的一次次运动，如文革、批林批孔，以及文学家如鲁迅、吴虞发表的“孔乙己、祥林嫂、狂人、吃人、血馒头”等议论。

　　XX兄似乎认为土地私有是造成“中国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因”。这点我表示怀疑，因为西方经历近千年的封建社会也一直没有将剩余资本投入于工商业。反倒是唐、宋期间中国一度形成了资本主义的雏形，而且其发展程度还远远超过西方封建社会。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农民的购买力太低，家家户户生产同样的粮食与布匹，不足以构成庞大商品市场是个重要原因；也有人提出，交通不发达是限制农产品长途贩运与资本积累的原因；马克思还多次提及中国人的节俭与勤劳，以至于英国必须采取土匪手段强制供应鸦片和工业产品。因此这也可以算是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人将责任推到“传统社会歧视工商”的思想与政策之上，当然这也包括中国人画地为牢的家庭观念等等。我个人比较认同的理论是，中国的作坊式生产方式扩大不了国内、国外市场，同时也无法迫使内外市场必须接受作坊的产品（瓷器、茶叶、丝绸等等均非海外的必须消费品）。

　　欧洲16世纪进入重商主义阶段之后，便为了取得廉价原料而四下侵略、扩张，但本身却拿不出太多其他地区必须购买的商品。作坊式生产的枪炮弹药可能制服得了某些弱小民族（如拉丁美洲），但却对付不了任何大帝国（甚至还让郑成功打败）。但是到了使用机械动力的工业革命阶段，他们的任何产品都对传统工业造成威胁（质量、数量与价格），不断推陈出新的产品与消费方式又通过广告宣传成为落后地区的理想生活方式和生活必需品。到了此一时刻，西方才真正取得绝对优势地位。至于为何刚好在英国首先发明蒸汽机并进入工业资本社会？这好像是个很难解答的问题。最起码，我还没看到过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只能用“历史偶然性”来搪塞了。

（五）中西社会的分野

　　早于孔子时代，中国与欧洲逐步分道扬镳。中国迈向世俗政治、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欧洲则步入政教合一、基督教文化不断巩固、扩展的道路。直到中古末期，欧洲的知识、文化始终控制在教会手中，而权力则掌握在封建君主一方。且由于欧洲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商业受到重重障碍，要么直接由各地区的封建当局操纵，要么由特殊社会阶层（包括犹太商人）包办。欧洲的封闭状态，直到文艺复兴晚期才打开决口，并出现一批市民阶层与商业富贾。至于欧洲国家如何把商业资本发展为工业资本，有些成功又有些失败，应当是个很大的题目，也超过我的知识范围。

　　欧洲封建时代的佃农、隶农与封建主直接发生关系，甚至定有详细的权利义务契约（譬如佃农自备马匹、武器，替封建主充当一定期限的卫士）。

至于中国，商鞅以降固然也存在地主与隶农之间的契约，但隶农人数较少，只能算是封建社会的残余。较为广泛的是债权与债务两方签订的高利贷契约（包括涉及土地抵押）。

　　中西两社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是个中央集权国家，皇室靠税赋（1/10至1/30 的实物税）维持其存在，因此其利益与自耕农相当一致；而地主与官商阶层，则不断设法扩充土地，并从分包给佃农的土地中抽取约占农产50%的租金。官商、地主的占有田地越多，中央的地位就越不牢靠，农民的生活也越加辛苦。鉴于此，历代王朝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着意于执行鼓励农民生产、保护其农地所有权，以及一系列的限田、抑商政策。农民一方，每当官商地主盘剥太过，便发动一些针对官商地主阶层的反抗行动（历史上最频繁的动乱）。当然，如果官商地主的土地无限扩大，直接威胁到朝廷的税收，而朝廷又只能透过行政手段采用苛捐杂税办法巧取豪夺。这时，便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中国的传统士人、儒生，未必是站在官商地主一边，相反，维持社会和谐一般为其最高理想。基于此，儒家思想不太追究皇室的血缘与合法性，而是认为不论谁高高在上，必须执行符合德信的王道。2011/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