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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喜歡用心靈和自己對話的人

謝盛友


 

《壹個喜歡用心靈和自己對話的人》



作者:穆紫荊



  在位於德國的阿克賽爾•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報業出版集團於2012年1月6日所發布的立項研究《書寫德國新聞史的人》的綱要中,出現了壹個來自中國大陸在德國已生活了將近半個世紀(盛友註: 作者穆紫荊筆誤。正確應該是:將近四分之壹世紀。)的名字——謝盛友(You Xie)。被同時列入研究綱要的共有20人。


阿克賽爾•施普林格( Axel Springer ,1912–1985 ) 5月2日誕辰100周年,他創立的公司阿克賽爾•施普林格圖書報業出版集團於2012年1月6日發布了立項研究《書寫德國新聞史的人》的綱要,列入研究綱要的除了阿克賽爾•施普林格以外,還包括近代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人導致了媒介革命的古滕貝格(Johannes Gutenberg),德國新聞立法的先驅國王克裏斯蒂安七世( König Christian VII) ,悲劇《丹東之死》的德國作家畢希納(Georg Büchner),《明鏡》周刊創始人奧格斯坦(Rudolf Augstein),前聯邦德國總統候選人無黨派人士、牧師高克(Joachim Gauck),德國《圖片報》總編迪克曼(Kai Diekmann)等20人。


這些人的業績和作品將成為阿克賽爾•施普林格新聞學院(Journalistenschule Berlin - Axel Springer Akademie)學生的研習內容之壹。

謝盛友的文章在中國的評論學者中的定位是“見善”的作品。意思是說,他總是看到德國好的壹面。他說,通過自己對德國憲法的研究,發現:“自由的個人和社會,都面對著國家機器。有智慧的謙卑者設計的憲法,使得國家這臺機器,讓公民不僅學會熟練地操作和運轉,若有可能,還繼續發明和創造新的機器;而有智慧的傲慢者設計的憲法,則使得國家這臺機器,接納‘人民’作為這臺機器的壹部分(比如被當作‘齒輪或螺絲釘’),被這臺機器所使用。

  為此,他把自己定位成壹個“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的追隨者”,因為他欣賞丹尼爾•貝爾的話:“本人在經濟領域是社會主義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義者。”

  中國的評論學者把他定位為壹個“見善”作家,那麼他自己又是如何來理解“善”的呢?為此他解釋道:“中國的傳統文化是追求‘善’的。待人處世,都強調心存善念;與人交往時,也強調要與人為善。所以於我個人而言,善良是壹種自信、壹種智慧、壹種力量和壹種遠見。可惜的是我們的這種‘善良’在中國常常被濫用。

  當跨入五十之年以後,他所註重的壹件事情是懺悔與反思。五十年對壹個人來說,在生活裏可謂是已經歷了很多,也領受了很多。所以他的懺悔和反思,首先是對其自己的過去做壹個“對或錯”的分析和思考。他認為這同時也是壹個人智慧的開始。但是僅僅有反思,還是很不夠的,因為還存在壹個反思以後卻找不到方向的困惱。而懺悔,他認為不是單純是壹個人認罪與不認罪的問題,也更不是簡單的“誰是兇手”或“誰是肇事者”這樣壹些具體的責任問題,而是在懺悔中讓自己和自己的心靈有實實在在地對話。所以他認為懺悔,不是簡單的善惡之分別,而是在“悔”和“改”之間架壹座橋梁——是悔過去的罪,改未來的生。在中國的的文化裏有懊悔、悔恨、悔過、悔悟、追悔莫及、悔不當初等等字眼,但是往往只限於“悔恨”過去,沒有對未來的方向。而沒有方向,生命就無法成長。

  他說:“其實,從上帝的觀點出發,人是需要有悔改的。然而,從中國大陸的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到“右派”文學,中國人在上上下下形成了壹場最廣泛的‘訴苦’運動,並通過此運動滋養了壹批又壹批的‘文學啃老族’。只是那些‘苦大仇深’的撒嬌者,都沒有被引向自我懺悔這壹更深的精神層面。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他們被自己的理性知識所阻攔,無法像康德所言‘超越理性,達到彼岸’,獲取神性真理的基本信息。”

由此,話題便又進入了知識分子這個範疇。他認為,知識分子簡單地講就是有知識的人。知識分子不但要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而且要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必須有獨立人格、自由思想,形成和體現壹系列的價值觀。知識分子要“知恥近乎勇”,做到“力行近乎仁”和“好學近乎知”。不僅要參與國家這臺機器的設計,而不是還有成為機器的制造者和操作者。否則,將缺乏真正的思想、精神與價值觀,而成為工具。

  就他個人而言,他所欣賞的知識分子是像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 1969)能夠帶領民眾反思罪痛的;像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能夠讓公民逐漸懂得“惡法非法”的,即當安定性與正義的沖突達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法律已經淪為“非正當法”(unrichtiges Recht),法律就必須向正義屈服。所以,知識分子要帶領國人學會去懂得“立新”不壹定要“破舊”的道理。

  在針對信仰這壹點上,他的觀點是:信仰需要有壹個真神。作為基督徒,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並引用康德的話:壹生“有兩件事物越思考就越覺得震撼與敬畏,那便是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準則。它們共同向我印證,上帝既存在我頭頂上的天空,也存在於我的內心。”由於信仰在他個人生命中所起的作用,以致在他後來的文章中越來越多地出現壹條主線即:每壹個人活著都是有自由和有尊嚴和每個生命都必須得到應有的體恤。

  對於如何評估他自己,他則認為自己是壹事無成。說自己壹生只做了兩件事——做自己有能力改變的事情和包容自己沒有能力改變的事情。同時,由於發現自己缺乏智慧判斷以上這兩樣事情,所以需要依靠上帝。

  而對被入選這個問題,謝盛友看得很淡。用他自己的話說,僅僅是壹份“人家的善意”而已。他說:“記得上大學的第壹天,校長說,壹百個農民四年的勞動所得,才能培養壹個大學生讀完四年畢業。想想自己如今在歐洲只做壹個留而不學的‘海不歸'。虧欠實在太多”。

  從這段話中我可以體會到謝盛友是個每天都活在“罪惡感”中的人。“罪”(αμαρτια ,hamartia),在古典希臘語中它的意思是“未中標記”或“未中目標”。他現在常常為自己的不完美而懺悔。

  開始獲知此消息的時候,我對德國的阿克賽爾•施普林格(Axel Springer)報業出版集團所聞甚少。而現在卻通過此事從網絡上查到該集團在這裏出版發行的報紙有《漢堡晚報》,還有《世界報》、《星期天世界報》和《圖片報》的漢堡版。讓我這個孤陋寡聞的人對德國的施普林格增加了了解,也是壹個意外而又愉快的收獲。

(文章來源:華商報308期《謝盛友:壹個用心靈對話的人》,轉載請註明出處。)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