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寄希望于柴玲

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柴玲关于“宽恕六四”的讲话，读后感慨良多，因此有这篇小文。

我们有罪吗？

这里的我们是指1989年之前就到欧美来留学的我们。不管你是公派还是自费；不管你是否因为“六四保护案”而留在欧美，希望我们一起来反省，我们竟然活着，有没有罪？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 ， 1883 - 1969 in Basel）在其著作Die Schuldfrage《罪的问题》(1946) 中指出形而上学罪：不能尽自己的责任去维护人类文明的罪性。根据德语原文，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们不能尽我们所能去阻止这些罪行，那么我们同样有罪。

战后，德国雅斯贝尔斯等一批知识分子带领德国人反省，认定希特勒是罪大恶极的首犯，但是，一般德国人也是有政治罪过的，因为普通德国人曾用投票方式把希特勒送上权力顶峰，这就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当然，那些希特勒政权的台柱人物，因为直接参与他的战争罪恶，更负有刑法责任。

德国战败以后，纽伦堡世纪审判。希特勒及其爪牙的刑法罪责越大，一般德国人的政治责任就越大。

暖气设备的工人到我家里来进行维护工作，休息时我问他：“平时你业余时间做什么？”他回答：“我喜欢足球，我也花很多时间研读《第三帝国的兴亡》，我的爷爷和父亲非常崇拜希特勒，只有认真研读纳粹德国史，才能真正了解德国。……”

我在德国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感觉德国人的忏悔是认真的。

1994年方励之先生到慕尼黑，当时全球媒体都为柴玲轰动，因为她“期待别人流血，而并没有真正打算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她说：“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

我问方先生的看法，方先生间接为柴玲辩护：“责任毕竟在政府，总不能说，杀人者有理。”

第二年在瑞典开会，遇到刘宾雁先生，我说：“柴玲有罪，你我也有罪。”刘先生表示不理解，我可以理解宾雁先生的不理解。

我说，真正的悔改是“改变，转过头来，朝新的方向走去。”悔改不只是情感层面上的事。悔改的第一步，是认识什么是罪，这就需要忏悔。真正的忏悔不是靠发表痛快的演讲就可以办得到的，而必须把自己整个的生命都放在天平之上；真正的反省不是在善恶、好坏之间做出简单的取舍，而是需要让一切价值都还原到历史的情境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从内心忏悔，让自己的生命往道德关怀方向成长。
   
柴玲能否把“宽恕六四”和“期待别人流血”还原到历史的情境之中，真正忏悔？柴玲如果敢于站出来，承认错误，忏悔自己的过去，会带动中国人对六四的反省，毕竟柴玲是六四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若柴玲果真做到这一步，我们更有希望。

附录：

柴玲：“我原谅他们”

送交者: 伊萍 2012年06月06日13:39:28


写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23周年。

2012年6月4日，

23年前，中国政府的镇压在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导致数百人死亡。从那时起一个新的一代在中国成长起来，其中大部分对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天是被蒙在黑暗里的。

但对我来说好像昨天。我开始了这一天，为一个新中国抱着极大的希望，但它最终以一种无法形容的悲哀而结束。

二十三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人变老了，很多1989年的一些关键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去世。但对更多的人，无关他们是否公开承认还是暗暗在内心揣摩，人人都知道这一篇中国的历史，还是没有结束。

这一章的中国历史将会如何写成哪？故事的最终结局会怎样？从最近公众对陈光诚和薄熙来发生的事情来看，全世界还是很有兴趣在等待着观看下一步的中国。

在过去23年来，我也试图了解天安门的意义。我清楚地记得，最后一小时：站在天安门广场，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不可思议的灾难，在我们身边展开。

在我完成这本“一心一意向自由”的书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只可能有结局：一个是持续地恐惧，另一个是走向真正的自由，宽恕的命运。

在希伯来文圣经，大卫王的儿子押沙龙背叛了自己的父亲，用武力来夺取宝座。大卫，甚至在面对这样的背叛，也原谅了他的儿子。他告诉他的将军们，当他们征服了叛军，抓获任性的儿子时他们应该开恩，“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

但是，当押沙龙被吊在树上，孤独和无助的时候，王的将军选择不听大卫的忠告，硬是杀死了押沙龙，从而持续了以暴换暴的模式。

我们都知道，那些现在肆意压迫无助的，也将发现自己会像押沙龙那样，有脆弱的一天。但问题是：等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中国会将继续持续残酷严厉的报复模式，还是开始恩典，怜悯和同情的道路呢？

你可能会问， 中国看似不庞大的领导什么时候会变得脆弱哪？答案是：它一直是脆弱的，现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

在中国普遍地都很少有真正的安全感，甚至是至高至上的领导人。权力，金钱，军队或警察部队可以给几个人临时带来财富和稳定，但这些东西不能提供持久的安全。

在1989年，排名第二的领导人赵紫阳因为反对邓小平的决定而瞬间失去了他所有的力量；不久，声势浩大的强硬派，前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也被判处16年徒刑。最近薄熙来也从恩典中坠落。这些领导人可能从外面看起来前所无敌，但他们可以憌刻之间失去了一切。以至于陈希同最近坦承的承认：在所有的这些高层次的政治斗争中，对方可以使用任何低级的方式，不择手段，目的就是窃取权利。

中国的社会体制压制人性和怜悯。象盲人律师陈光诚为代表13万妇女被迫接受强制堕胎和强制绝育而呼吁， 却遭监禁和迫害。恐惧和自我保护的气息影响这社会的各阶层，如遭受5次强迫堕胎的受害者梅顺平姐妹在国会的作证时讲道， 她的两次强迫堕胎都是因为她的同事打了小报告，因为她们的奖金都跟不超生绑在一起； 又如去年秋天，18个人走过一个被面包车碾压的孩子，不管不问。

虽然天安门运动被给予了很多名称和目的，但是做为当时学生方面的总指挥，我可以说， 我们要结束的， 就是这种灭绝人性的文化和气氛， 而创建一个充满爱， 和平和富足的社会。所以1989年的6月4日是一个痛苦的日子，当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个梦想被坦克碾死。我们为失去的兄弟姐妹的痛苦中， 也在为这个没能实现的社会而难过。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想起当年的领导人选择这条毁灭和强暴的选择时，我的心总是会跟痛苦和愤怒作战。

两年半前，我认识了耶稣。他对妇女，儿童，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热爱，是跟主流文化和传统相反的，基督叫我们跟随他的门徒也做同样的事。

他还原谅了那些嘲笑他的，并冷血地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这是他临终的话。（路加福音23:34）

又一次，他叫我也做同样的事。

这是我为什么选择原谅他们的原因。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士兵们冲进1989年天安门广场。我原谅目前中国的领导下，继续压制自由和实行残酷的独生子女政策。

我以耶稣万胜的名祈祷，恩典和宽恕的文化会在中国升起，让所有的人都得尊严和人性。我以耶稣万胜的名祈祷神会改变中国目前领导人的心， 让他们也会遵循耶稣的教诲和行为，施怜悯，求公义。我以耶稣万胜的名祈祷，那些受压迫和不公正的会早日得到完全的自由，而且，他们不会寻求报复，像大卫王的将领杀害押沙龙那样，而是有勇气来宽恕的。宽恕不是接受他们的不公正，而是把最终审判的权利交回给万能，万胜，和完全公义的神。

我明白这种宽恕是反主流文化和感情的。我也听说前几年几位信基督的天安门同事的兄长的宽恕被误会。然而，在这天安门23周年的纪念日，我还是要选择宽恕。因为我知道，当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和平与宽恕时，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反应出耶稣对整个人类的巨大宽恕。我也知道，当我们在天安门前面对坦克机枪而决定不放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时候， 我们早已经选择了宽恕！我更知道，只有当我们真正宽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