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倭民、汉奸？兼与张召忠将军商榷

台独思想之起源应当是个值得大家冷静探讨的问题。或许，这才是了解许多问题和自我认识的借镜。

　　台湾割让与日本之初期，反抗与镇压活动不断。据多方资料介绍，台湾遭日本殖民当局杀害的人口大约在20万上下。然而到了上世纪20年代，抗日活动大体销声匿迹。及至1943年日本兵员不足时，日本当局甚至能够不采用暴力而征得20万上下踊跃报名的台湾兵（相当军夫），其中，精挑细选、编入正规军的有数千人（若资料有误，请方家指正）。

　　1943年正值什么艰苦抗战时刻无需我赘言，台湾人究竟是彻底“皇民化”了？还是出于保护自己、对敌人亲善的“斯德哥尔摩情结”？还是纯粹出于赚取更高薪资的考虑？这问题，本人不敢妄作答复。或许，三种因素都带一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其关键性不在于台湾人如何、如何，而在于我们对此历史现象的价值判断如何、如何。

　　由于中国近代存在着“为自表清白，动辄捉汉奸”的习惯。元朝百年，清朝近280年，凡受外族统治的汉族，都成了“汉奸”。除此之外，凡不能跟着国民政府抗战到底、实施焦土政策、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沦陷区老百姓（精华地区人口至少占总数的2/3），包括受日本统治的台湾人民，也都成了汉奸、伪民、倭民。在这种思维影响之下，有哪个台湾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皇民、汉奸？同时为了替台独思想开脱，最好的“辩解”就是指称“台湾人普遍认为（当年的）国民政府比日本还坏”。

　　台湾独立思想从什么时候开始抬头？光复之后？或者二二八事件之后？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对台湾政治情况稍有观察者，均知道台独运动不过是1968年美国趁着中国文革乱局，大肆宣传“台湾地位未定论”之后、首先在台湾知识分子群体中开始酝酿、发酵，并形成规模的运动。然而，六、七十年代之交，刚好不是国民政府白色恐怖最严重、最腐败的时期，而是经济起飞的开端。所以说，台独思想固然具有殖民地文化背景，但壮大起来还得靠美国的推波助澜。此时的问题早已不是“国民政府比日本殖民当局还坏”，而是“抱美国大腿比北京政府更加牢靠”。于是乎，对台独分子而言，为取得政权继续诋毁国民政府这一招依然有效，而且，按其要求，全体外省人也应当即刻归化为“新台湾人”。实际上有点多此一举的是，泛蓝分子中也有不少人希望走什么“德国模式”、“互相承认”、“一边一国”的路子。就因为如此，“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已形成了泛蓝、泛绿的交集点。再进一步，就是如何争取“不否认对方的存在”（马语）与“正式承认对方的存在”。

　　那么，北京政府如何因应呢？光复之后直到李、陈政府为止，老共为了打击国民政府，也口口声声地“国民政府比日本还糟”、“二二八造反有理”。但随后却发现台独问题严重到了可以影响疆、藏的地步，于是又觉得国民党还有可爱之处…。至于究竟谁比谁糟？二二八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老共似乎毫无深入了解的兴趣。侥幸的是，由于陈水扁政府的贪腐无度，再次把国民党推向执政舞台，但此时此刻的政府，已是一个修理得直不起腰的政府。

　　台独理论家胡乱把台独思想推诿到“国民政府的无能与腐败”身上固然轻松，然而无法自圆其说的是，为何国民政府、共产政府先后在大陆更加胡作非为的地区却不见任何独立运动？？？这点说明，台独思想绝对与殖民地历史有关，而且，这是中国数百年亡国史里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主要责任在于无能的满清政府和贪得无厌的日本，至于“皇民化”、“殖民地化”的台湾老百姓，根本就与接受满清统治276年、“剃发易服”的汉族人民一样，毫无责任可言。我们这些两岸亡国奴的后代，命运、处境不过是彼此、彼此，玩弄“捉汉奸游戏”根本就是件相当荒唐的事。

　　具体地说，明末清初如果有哪位明室遗老遗少不顾自己的无能与失责，而指控臣服异族统治的全国老百姓为“汉奸”；或者，甲午战争失利、割让台澎与日本之后，出现哪为高官与谋士指责台湾人民为“倭民”、“皇民”，我认为该切腹自杀的是指控者，而非追求自然生存权利的无辜百姓。为何老百姓没有任何责任？原因很简单，他们早透过纳税把卫国责任交付了中央政府与“天降大任”的士人。

　　言及此，不得不提提最近拉起“捉汉奸”大旗，把元、清时代与抗战时期沦陷区老百姓一并归列为汉奸的张召忠将军。其实，远的历史根本就无需多加赘言，一个能让神九升天、核弹头积压数百枚的军事大国竟然在钓鱼岛、南沙岛屿问题上束手无策，对此首先该切腹自尽的当然是负有国防责任的武将与要员。

　　张先生到处“捉汉奸”之余，还一板正经的建议“该好好研究中国的汉奸文化”。对此建议，本人愿做一个及时的响应：

中国人的“捉奸狂”严格说来出于几个误区：一是不了解中外历史上战败投降、失利议和、甚至与优势民族妥协、融合、甚至改变传统宗教信仰等等等等，不仅仅是社会常规，也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维护自然生存权利的唯一出路。当前国际上最新的发展就是塞尔维亚即将加入北约组织，同时也正在部署北约军队驻扎该国。难道塞尔维亚人都生得一副贱骨头，不把肢解南斯拉夫祖国引为国耻，且都投敌求荣吗？当然不是如此，而是他们要活下去。如把视野再拓宽至当前“大中东计划”下的牺牲者，如伊拉克、利比亚、巴勒斯坦、黎巴嫩…，我们除了看到大批知识分子流亡海外，少数激进分子采取反抗行为，又何曾见到成天为基本生活需要奔波的老百姓揭竿起义呢？难道这广大群众都心甘情愿地接受列强、异族统治吗？果真这些老百姓群起进行武装反抗，结局不外是亡国之外加上灭种。那么，促成如此结局的“奸”究竟是谁呢？

其次，受点儒家文化皮毛影响的士人往往自诩为“杀生成仁，舍身取义”的志士，而忽略了中国文化还有老庄“听天命”、“乐感”、“乐生”、“不怕死但不找死”的重要一面。如果个个老百姓都成了不屈不饶的屈原，别说是台湾的日治时代，或者是蒙满统治期间，甚至可追溯到外族入侵的魏晋时代，早就把所有汉人杀个精光，根本轮不到我们今天去议论谁是皇民与汉奸。这就说明，“捉奸派”非仅不了解人类历史与社会常态，甚至不了解中国儒家文化的精神价值在于：独立的士人阶级严格律己，对芸芸众生却是充满悲天悯人的关怀。

　　简言之，台独现象不能脱离其殖民地历史背景，这不是台湾人的责任，而是与“剃发易服”一样，都是中国历史的悲剧。如今武人与谋士要想彻底治疗民族创伤、洗雪历史耻辱，最好的办法就是即刻收回钓鱼岛和南沙群岛。如果无法履行人民托付的职责，首先该想到的是切腹谢罪，而不是往历史伤口撒盐巴，或在老百姓堆里捉汉奸。俞力工　　2012/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