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右转”与“购岛”闹剧

日本政府一手导演的“购岛”闹剧，引起海峡两岸中华儿女的强烈愤慨，也成为海外华人的关注焦点。旅居奥地利的中国台湾学者俞力工，上世纪70年代就是“保钓”运动的积极分子，此后一直跟踪关注钓鱼岛的命运。与当年的“热血沸腾”相比，如今谈起钓鱼岛，他多了一份思考和分析。

　　他说，上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时，中日两国就钓鱼岛主权达成过“搁置争议”的谅解。但近些年来，日方越来越无视两国达成的“谅解”，常有日本议员登岛、抓捕中国渔民等事件发生，日本政府出面“购岛”，更闹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他认为，日本右翼势力围绕钓鱼岛不断挑衅两岸民意不是孤立的，与全球政治右翼和美国新保守主义抬头有关。

　　苏联、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后，右翼势力没了“对手”，趁机扩张势力。新保守主义军事上崇尚武力，在“人权”、“反恐”的幌子下，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等。在抓紧控制资源的同时，肆无忌惮地对弱小国家进行政治干预，直至更换政权。从巴尔干到叙利亚，他们力图将前苏联的盟友一个个打掉，以防俄罗斯羽翼丰满再次抗衡西方。在文化领域，他们鼓吹“文明冲突”，宣扬西方文明的优势，贬低伊斯兰文明，在欧美刮起一股不小的“反伊斯兰风”。在亚洲，美国高调“重返”，一方面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国的军事合作，宣布要将美国海军的60%部署在太平洋；另一方面又利用一些岛屿之争，试图将水搅混，随意将日美安保条约扩大到主权不属于日本的钓鱼岛。日右翼势力的兴风作浪、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有恃无恐，正是国际政治右翼在日本的反映。石原慎太郎等日右翼势力的代表，实际上是民粹主义者，他们的做法与昔日军国主义绑架日本民众如出一辙。

日本右翼势力得以兴风作浪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没有从战败中汲取教训，更没有对军国主义思想进行彻底清算。二战结束后，德国将反法西斯教育列为德国民众基本政治教育，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教科书，都有相当篇幅介绍反法西斯战争。此外，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遇害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德国政要每年都参加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活动并发表演讲，都是为了教育下一代不忘历史。德国正是凭借其反省历史的真诚，重新获得了邻国的信任。

　　反观日本，二战后未及对军国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国际局势就发生了变化。美国为了平衡新中国和苏联的影响，东京国际法庭未对军国主义代表人物进行认真审判就予以释放。这些战犯出来后成了日本政要。在德国，纳粹分子、法西斯思想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日本，战犯、军国主义分子却成了“政治精英”。他们对战争、对军国主义的反省，只是迫于外交需要。他们对战争的反省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赞同”某人的说法。

　　根据《波茨坦公告》，应由中美英等战胜国来决定日本战后的国土。对此，日本政府是完全接受的。但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作为，是要推翻《波茨坦公告》，试图由日本这个战败国来决定中国这个战胜国的疆界何在。这不仅非常荒诞，也是两岸民众绝不能容忍的。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美国曾是中国的盟友。但现在美国却为了一己私利，公然与挑战二战后秩序的战败国日本站在一起，也是两岸民众不能理解的。正是美国的“私欲”，使日本右翼势力在判断力量对比时产生了错觉，以为日本与中国叫板的力量就是“日本+美国”。实际未必如此，美国不可能为了钓鱼岛而陷入与中国的战争。

钓鱼岛由中国人最早发现、最先命名、最早管理的史料已相当充分。日本强调，他们发现钓鱼岛时，岛上无人，中国也没有对其进行实际管理。俞先生指出，“无人”与“无主”在法律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无人”不一定“无主”。何况日本自己的档案里对此早有明确记载，早就知道钓鱼岛属于中国。另外，日方所说的“实际管理”，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概念，当时根本不存在。是否入驻钓鱼岛，如何管理，由中国视需要而定。据台湾媒体最新报道，一家台湾银行在其地库里发现了一本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由台湾知府周懋琦写的《全台图说》。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解说了台湾的情况。书中说道：“山后大洋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这再一次证明，钓鱼岛当时就在台湾知府的管理下。

　　俞先生建议，两岸应成立钓鱼岛及南海诸岛研究会，邀请两岸的历史学家、国际法、海洋法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研究并撰写一套具有普及性、知识性的读物，从记录历史的角度，还原历史真貌，让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了解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让每一个关心此问题的国外友人获得真实、可信的史料。

　　（本报维也纳9月19日电 本报驻维也纳记者 方祥生）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