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臺灣“日治”的鬧劇

　　最近為修訂教科書事，不時有人提出“馬關條約”具有合法性，因此認為日本對臺灣的統治為“合法治理”，而非“非法占據”。其實，“馬關條約”之類的條約究竟是否具有合法性這問題，在國際法領域有個復雜的背景和明顯的發展趨勢。

　　眾所周知，十九世紀西方列強（包括日本）經過工業革命脫胎換骨之後，對外的軍事擴張便所向披靡。弱小國家則在強大軍事壓力下，簽訂了壹系列喪權辱國的“強加性條約”（此概念於十八世紀已由西方提出）。

　　以中國為例，從1842年南京條約開始，壹直到1933年的塘沽協議，絕大多數的國際條約都可歸類於：壹個主權國家處於喪失自主能力下被迫簽訂的條約。

　　基於此，國民政府於二十年代首先提出“不平等條約”的概念，目的在於要求列強主動放棄強加於中國的條約。

　　西方列強為防止既得利益受損，當然堅持所有條約的“合法性”，因而拒絕放棄“不平等條約。及至1943年美國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明顯需要中國積極穩住亞洲戰場時刻，便主動地連同英國放棄了過去與中國簽訂的“治外法權”。嗣後不久，同盟國又在紐倫堡大審上廢止了1938年在納粹德國軍事威脅下所簽訂的“慕尼黑協定”（將捷克斯拉夫讓與德國）。於是乎，國際社會可說是首次、集體地以法律行動對“不平等條約”添加了註腳。

　　如果再結合《聯合國憲章》著重對禁止濫用武力及武力威脅所作的壹系列規定，目前國際上即便對“不平等條約”的界定還有理論上的爭議；但政治實踐上，已沒有任何國家敢於明目張膽地采用武力手段迫使對手簽訂條約；當然，也更談不上敢於強調該條約的“合法性”。如今，霸權、強國、大國尚且如此小心翼翼；而壹度受到“馬關條約”嚴重壓迫、甚至導致日據之初20多萬抗日分子受到殘殺的臺灣，竟然有如此多的後人去維護該條約的“合法性”，其“主體意識”已墮落到了蕩然無存地步。

　　這次關於教材內容的更改，還涉及到“早期臺灣”究竟是該從“ 荷、西與鄭氏臺灣”談起，還是需要在“荷、西進出臺灣之前，介紹壹些漢族與臺灣的關系”。

　　許久以前，或說在杜正勝時代，臺北故宮曾舉辦過壹次“福爾摩挲展覽”。彼時，其進門第壹副掛圖便開宗明義地介紹“荷蘭人抵達臺灣之前，基本沒有漢族移民”。當時我便脫口責問其講解員，“1630年之後荷蘭人在臺灣殺戮的難道全是原住民？譬如郭懷壹領導下的抗荷運動，導致4000多名的漢人被殺，難道不都是我們臺灣人的祖先？”該講解員聽後頓覺語塞…。

　　嚴格說來，“日治”與“早期臺灣史”所體現的問題都屬同壹性質，即有些人處心積慮地試圖抹煞殖民主義統治的侵略性，而其心理動機無非是認為如此壹來就增加了臺灣的“國際接軌”。問題是，臺灣史上第壹次接軌是以人頭落地為代價的大悲劇；而此次的接軌運動純粹是壹場磕頭如搗蒜的鬧劇。 2013/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