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捷夫

这位在世界著名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分支就职的年轻专业人士还说，政府当局一旦允许公开讨论六四，“其结果就将直接导致民众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怀疑”。 于是他也像许许多多他的同辈一样，既不对六四表示任何纪念，更不会对由此而产生的任何对政府不利、因而导致危及其既得利益的行动推波助澜。所以他说，“我崇信强力政府，维持稳定从而达到更大目标极为必要，为此某些牺牲是可以接受的”。

在与我交谈的另外四名青年也有同感。他们表示，在现在的中国，“稳定至关重要”。一个青年精英毕业于“动乱之源”的北京大学，他回顾说，“我北大的同学都知道六四真相。但每年此时，学校和班主任就会不断地提醒我们‘老实点儿’”。这使人有些伤感，今天的北大学生和1989年的北大学生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在当今的北大学生中，不少人对政治毫无兴趣，更有一些人不同意当年天安门示威者的行动。在党媒的熏陶下，中国青年认为，你们西方国家过去也没有什么人权，所以你们没有权力对我们说三道四。在这种青年人的心目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他们说，“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可避免”。前面谈及的那个会计师对我说，“我刚刚在深圳买了一套房子。为此我从银行贷款数百万人民币，得在二十年内还清房贷，我当然不希望社会动乱”。

在与我交谈的五个青年俊杰中，只有一个似乎对政治不那么反感。可他的观点却是，“过去二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职能转变、向‘看不见的手’发展上尽了努力”，“不过即便我说应该提及或纪念六四，又有什么作用呢”? “我不常和朋友谈论六四，这倒也不完全是怕惹麻烦，更主要的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发生争执有伤和气”。

中国青年对政治的距离感有时来自他们父辈的经历。我的一位中国朋友说，“我的父亲在1980年代崇尚自由民主，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六四以后他变了，他要求我远离政治”。 他说，“政治险恶，陷进去了没人能帮你”。

还记得几年前，也是一个六四周年的前夕，我的一个中国同学给另一个人发短信说，“咱们也去天安门广场自焚抗议吧”，这个玩笑所产生的后果是三十分钟后一大串警车和一大批警察包围了我们的学生宿舍。

在中国，每个人都在揣摩能做的事和不能做的事之间的界限，然而没有人能获得成功。于是人们的政治哲学通常是，“宁愿画一个大圈，它就是禁区，我必须远离它”。在某种程度上，我现在变得与他们类似。在策划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把采访对象局限在自己的好友之中，我们的说法也通常是“那事儿”而不说“六四”；说“那地方”而不提“天安门”。

今年六四即将到来，我上述五名中国朋友之一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说，六四那天他也许会在微博上说，“十分欣慰中国政府继续删除网评”。(全文结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sted on www.creaders.net: 2016-06-04 19:48:28
http://news.creaders.net/china/2016/06/04/16826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