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飞到香港新机场，再坐广九直通列车就到了广州天河车站。到广州是去会一位朋友，我也想看看中山大学。

    我对中大的了解，源于我对近当代广东的兴趣。近代广东有过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等政治人物，更有过“岭南画派”的高奇峰，作“思乡曲”的马思聪，导演“渔光曲”的蔡楚生。还有那悠悠岁月中不变的“吃早茶”。

    胡适先生早年说，中国封建文人好用口号和空话来管理国家。现在呢，我想长进不大，什么“振兴中华”，“翻两番”，“初级阶段总路线”，没有口号似乎就过不了日子。广东人不那么热爱口号，比较实际，这就是广东的可爱之处。在近二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内地的读书人在忙于争论姓“社”或是姓“资”时，广东人得风气之先，心胸开放，埋头苦干，广东产品走红全国，广东经验北伐中原，给中国大陆开辟了又一条富民之路。

    走在中大的校园里，路边挺拔的椰子树，一派南国风光，正碰上毕业生穿着学位礼服在校园里留影，欢声笑语又把我带回了几天前在台大看到的此情此景：四年埋首，二十出头，生活的美好都在前面。风华正茂真叫人羡慕，眼睛看着就是一种享受。

    1924年9月，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建校初期，孙中山每周到中大演讲，并题校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现在中大立的校训牌把那个罗嗦的“之”去掉了。中大还有一处碑文，写的是孙中山先生1923年12月21日来广东大学演讲的一段话：“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这是中山先生有感而发。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赂议员，以1350万元“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身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广东）大元帅的孙中山痛心民国政治腐败，号召学生做大事不求做大官。中山先生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打到军阀，重建民国。这次演讲后的一个月，即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揭开了国民革命新的一页。孙中山先生的这段话成了后来政客们要求追随者的名言，出处原来在中大校园。

    我也去看了中大的陈寅恪故居。早年，梁启超，王国维与陈寅恪是人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三大师。陈寅恪49年后避乱由清华去了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那时的岭南大学是人才济济：离开北京不去台湾去了岭南的还有，国际知名的放射学权威谢志光等一批北平协和医学院教授，即后来中山医学院的八个一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首任数学所所长姜立夫。

    “重视”读书人的国民党政府48年底到49年发起了“抢救大陆学人”的行动，然而，失去了民心的腐败政府最终也失去了读书人的合作。再说，国民党大势已去，一个小岛又能挺多久呢？

    陈寅恪的故居是一栋二层小楼，红砖黑瓦，绿树环绕，四周是草坪，当年是两家合住。一条小土路通向正门，左侧有一条醒目的白色水泥路通向楼的背后，这就是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这条路是1956年建成的。从朝鲜战争中喘过气来的中国政府要大搞建设：195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说知识分子的地位关系到新中国建设的成败；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9月中共八大召开，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的需要和生产力的不足的矛盾，于是知识分子受到善待。

    1956年的那个春天，中山大学就为陈寅恪修了这个专道，因为陈的视力只能辨浅色，故把水泥路涂上白色。不仅如此，还专门为陈设了高稿费，可调用学校的小车。受到优待的知识分子们不再计较曾有的委屈，忘记了昨天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忘记了被批判的红学家俞平伯和被收监的胡风分子。大家欢呼“科学的春天”的到来。

    这时的陈寅恪也许不后悔当年拒绝了梅贻琦和傅斯年的多次邀请去台湾吧？

    然而，人们必须为自己的健忘和纵容付出代价。共和国的这个“春天”太短，1956年11月，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反革命复辟”；12月毛泽东抛出“新矛盾说”，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转为敌我矛盾；1957年全国掀起了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斗争。一批敢说话的读书人被清洗了，不谈政治的陈寅恪也被他的学生贴了大字报。

    以后陈寅恪更是批判的对象，他死于1969年11月，比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早死了7天。应该说，由于陈寅恪的名气太大，当局对他网开一面，他所受的待遇要比许多人“好”，所受的批判要比许多人“少”，大多数读书人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如果我们想一下人民群众（包括读书人）在侮辱人格方面迸发的热情和创造力，就会深深地同情那一代被迫害人所遭受的羞辱。

    值得同情的又岂止是受迫害者呢？迫害者和纵容迫害的民族从中收获的也只是愚昧和贫穷。

    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不知道1957年和1969年的陈寅恪在想什么？如果时光可以倒退到1949年，历史学家的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也许他还是不去那个小岛，台湾的李敖和柏杨不也因为言论自由进了老蒋的大牢吗？在中国做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难，读书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就象太监裤裆里的那玩意儿，摆摆样子可以，你不能真干。

    我在这条白色小道上留了影，它有一个那代人的普通故事，这样的故事许多中国家庭都有。恶梦醒来是“早晨”，很多人愿意相信“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向前看”的谆谆教导，可曾几何时，“清除精神污染”，“抵制和平演变”，又旧戏重演，似乎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这个二层小楼的下面现在是中大后勤部门占用，楼旁立了个红色大理石的牌子，说明是“陈寅恪教授故居”。碑文的三分之一的篇幅说，“从四十年中期开始，陈寅恪教授视力严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学校专为他修砌了这条小路。涂上白漆，方便辨识，还在房屋东侧的路口设了一道护栏，以策安全。”

    只可惜这条小路后来的故事不得不省掉了，不知情的人读完碑文后也许会羡慕陈寅恪余生的“恩遇”了。我想起了陈寅恪的一句诗：“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

    原载《华声月报》99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