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出发，我去了台湾和大陆近五个星期。去台湾是作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访台团的一员，由《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邀请的。《大同盟》虽然登记为社团，但与执政的国民党有深厚的联系，第一任会长是何应钦将军，第二任即现任会长马树礼先生也是国共老人都熟悉的闻人，抗日时他与中共的宦乡先生合办过《前线日报》，现年九十二岁的马老先生目光灼灼有神。我们的在台行程主要是密集地拜访政府各部委，也有研究机构如中华研究院和国关中心（即原来的匪情中心）。

    我猜想，《大同盟》邀我们去，主要想是介绍台湾的经济建设。我是去考察台湾的全民健保和再就业辅导。两个星期的访问下来，实地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台湾经济方面的印象了。

    虽然是第一次去台湾，但我喜欢的几只老笔大都在台北：高阳，李敖，南怀瑾，柏杨，在他们的书里，我熟悉了台北的街道和人情，到了台北就有点似曾相识。

    一出桃园的中正机场，来接我的是出租车，坐上去后发现是Volvo车。司机说台北的出租车好车不少，但租费不贵。我住在中山北路，打个出租车到市内的其它街道，也就100来元台币，合美金3块多，人民币二十多元，比成都贵不了多少。台北坐公车方便价低，线路多，车子多，上车时投几块台币（约1元人民币:3.8元台币）。

    台北是一个周末放1天，下一个周末就放2天。一到了2天周末的星期五，台北通往台中的高速公路上就车满为患，大家都要往南去渡假。我们正好赶上了到台中和日月潭去玩，有一多半时间是在公路上堵住，好在车里有卡拉OK机，台湾人也有在车里打扑克和麻将的。

    台湾的汽车比较普及，我住在日月潭的旅店时，看见女服务生开着本田Civic来上班。上下班时，台北街道上的摩托车很多。摩托车可以见缝插针，不受堵车之累，再说摩托车停车很容易。台北设有摩托车停车场，一块窄地停上百辆摩托，成为台北处处可见的风景。我看见很多人骑摩托戴口罩，原来台北是盆地，机车废气散开慢，空气污染就重。台北很早是一片水地，后来水从盆地缺口流出就形成了台北的陆地。

    台北地小人多，住房就特别贵。我有个台湾同学，现在做副教授，花了17万美金在台北县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有三个卧室，一个客厅与厨房相通，大约有近100平方米，还得自己掏钱装修，包括灯具，还得买停车位。台北人不喜欢贷款买房，他回台工作才几年，恐怕是家里帮助不少。

    他请我去他家玩，车子开进公寓的地下停车场，地下室里停满了车，他一按控制器，一块铁板从空中降到过道上，他把车停在铁板上，铁板升到空中，移到另一辆车的上空。我放眼一看，空中到处停有车，第二层车快顶上天花板了。就这个半空车位，他也花了2万美金。据说，你要拥有台北市区的几个车位，这辈子小康就到手了。

    据台湾政府介绍，台湾在亚洲发达地区中是收入差别最小的地方。出租车司机告诉我，教授很有钱，每月可争15万台币（1美元:32台币，大概四千多美金）。我那位做副教授的同学说那是名牌教授啦。他每月加上超课时费，不过9万多，很多年轻教授也就是6万多台币。

    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坐车到台大去玩，我问出租车司机每月挣多少钱。他说，能挣5万多。听出了我们的大陆口音，他说，我才回台湾开了半年的车，我原来在大陆东莞市做了六年台商。看着他那付样子，油渍衬衫，脚上带泥的指头夹着日式塑料拖鞋，我很难相信这位曾是衣冠楚楚的“台商”。这小子还说，大陆的女孩子太漂亮了。我问他在台湾结婚没有，他说没钱，娶不起。

    离开台北前，我去一家糕点连锁店买凤梨酥送我妈妈，两个女店员端茶倒水，很亲切。问她们的薪水如何，她们说每天可挣700台币，业绩好会有月奖。700元台币相当于200元人民币，20多美金，每天工作12小时。就算是一月工作30天，不过2万多一点台币，合6000人民币，700多美金，比大陆是强，比美国差多了。再说凭这点钱在台北买什么房子呀。两个女孩子说，我们以后要嫁人，老公也会挣钱嘛。

    亚州金融危机对台湾的经济影响不大。台湾政府说，占了台湾经济主要部份的中小企业表现良好，稳定了台湾经济，大企业与银行勾结较紧，烂账多，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

    一到台北，大家就讲“吃在台北”。台湾的领队人徐文沼先生是个懂吃的人，带着我们吃台北，两个星期下来，“吃在台北”并非浪言。49年从大陆去了不少人，把个台北搞成了移民城市，各省风味的饭馆应有尽有。台湾靠海，海鲜又好吃又便宜。我们是大小饭馆都去，高级的有如台北著名的来来宾馆里的餐厅，大排档有如士林夜市。300元台币的自助餐，南北菜，各种海鲜生鱼，尽吃。最让我想念的是参观核二厂后吃的海鲜，那是个一般的乡镇饭馆，生猛鱼蟹按家常做法端上来，又是大餐馆里找不到的口福。

    一天晚上九点过，台湾同学请我到士林夜市去消夜。士林夜市是摊贩云集之地，吃的，用的，穿的，都有。到了饮食排挡，一个灶位，几张桌子就是个摊位，上百个摊位，数千盏灯火，人声熙熙。选一个摊位坐下来，老板娘请点菜，几分钟就做好，若看中了其它摊位的饮料小吃，老板马上给你代购过来。在台北期间，不知是饭菜可口或是自觉机会难得，胃口大开，每天从早上猛吃到晚上，夜里还要去坐趟酒吧。

    水果也是“吃在台北”。每到一处拜会，坐下后就是一盒剥皮切块的各色时鲜水果，象盒饭一样端上来。除了荔枝，菠萝，梨，西瓜和木瓜外，台湾特产的莲雾清脆爽口，味美多汁，我是第一次吃到，非常喜欢。台湾搞“精致农业”，力求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在水果的品种和改良上做得很好。

    吃是享受，一个社会有太多的斗争和运动，这吃文化就上不去，上不去还以为是不腐败，有理想的象征。台湾在日据时代和光复以后已经享受和平多年，应该是好吃会玩之地。大陆自79年经济改革来，“和平”才只有二十年，就这么短，大陆吃的变化也不小。

    陈水扁当台北市长时，作风强悍，得罪了不少选民。例如收了蒋宋美龄手里的士林官邸，强制封闭公娼。后来选战输给了马英九，丢了台北市长。陈水扁从小读书好，在台大读法律时也是尖子生，可以说是少年得志，不知天高地厚，不讲人情冷暖。栽了这个筋斗，也学聪明了。一些少年得志的人还没有阿扁哥的这种悟性呢。人生四大悲剧，第一悲是少年得志，常常是一事无成，郁郁终生。

    小马哥当上台北市长后，纠正了阿扁的“极左”路线，包括给公娼两年的转业期。我们好奇，在天母区观光时就参观了公娼区，同去的还有保驾的女团员。公娼已经没有了昔日的辉煌，只剩了一条窄街，两边红灯闪闪，每个铺子里有几位半老徐娘，坚持走完本行业的最后一段。公娼是日落西山，再有一年多就得彻底关门，有办法的阿姨们都走了。

    看我们不象当地人，她们就用日语打招呼，见我们听不懂，就用韩语，最后用上了英语。我回了句“嗦嘎，嗦嘎”。同团的小马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是抗日电影里看来的，皇军猪头小队长啃烧鸡时就这么说的。

    所谓公娼，就是公开登记营业，照章缴税。据当地人讲，台北市的理容院，KTV才是春色满院。政府对这些数量巨大的暗娼是闭了一只眼。六十年代是台湾春业的繁荣时期，记得1967年12月，美国的《时代周刊》刊出了台湾北投风化区女子陪浴的照片，使得当时正在推行文化复兴运动的老蒋大丢面子，扫了一下黄。那时中国大陆正忙着庆贺韶山通火车，造反派夺权。

    三十年河西，目前大陆政府顶住内需不足和失业压力，大力扫黄，引起风尘女一片哀怨。我在成都参加一个劳动力市场与就业的研讨会时听到了一首关于“三陪”的顺口溜：

     “一不偷，二不抢，坚决拥护共产党。      不征地，不占房，工作只需一张床。      无噪音，无污染，拉动内需求发展。      不生女，不生男，不给政府找麻烦。”

    回到大陆，有人问我台湾生活怎样？我说若按衣食住行来评，留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同学们，也不输于台湾的中产阶级，只可惜中国大陆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台湾和美国多数人享受的生活水平。也有人批评说，台湾人爱“夸富”，和大陆的少数暴发户一样。我看，中国如今能摆脱“人整人”的黑暗时代，从“斗狠”到“夸富”该算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原载《华声月报》99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