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大万岁”

　　紧接着“反右”的所谓“双反运动”之后，开始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所谓“三面红旗”(也称“三大万岁”)运动。这场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运动堪称建国史上背离科学与民主精神的“范本”。

　　一九五八年夏天，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几省，说了“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八个字。于是报纸上就出现了省略去“还是叫”三个字而剩下“人民公社好！”五个字的大字标语口号。

　　记得十分清楚，到了当年秋天，报纸报道河北省徐水的新闻，头版头条大号仿宋体的大字标题非常醒目：“刘主席说：吃饭不要钱，一个人发几块钱，大家就很高兴了”。也许那时我国的第二号人物也跟着头脑发热了一阵子。而当几年之后他变得比较务实时，并不知道他的变化已经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惨遭灭顶之灾种下了祸根。

　　全国呼喇一下子成立了人民公社。部里下决定：学校办公社，我校副校长兼校党委书记薛冰被上头指派为“北峰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这个拥有十数万亩土地的特大公社，位于学校北面，竟绵延数十华里。公社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的规划。学校决定把教师分散下放到公社和省内外各个下放点去协助搞规划和参加劳动锻炼，接受教育，进行思想改造。大学生除病号之外，全都按班级分散到下放各个队里去。队里配备党员干部或教师，甚至党员学生当队长，教授也得听从队长指挥。

　　我下放前系里交给我一项临时任务：陪同两位东欧留学生到天津郊区一个公社参观水稻高产“卫星”(大概是想让“老外”也受受教育吧)。因为只有我才能和他们自由交谈：他们讲的汉语和俄语，我大约分别都只能听懂百分之五十。我发现讲非俄语的斯拉夫人，讲俄语时常很不严格，正如我们的外省人讲普通话时，总爱用乡音和习惯词汇糊弄过去一样。不过两个百分之五十相加起来，我基本上还能听懂他们的意思。

　　我们来到现场时只见那里已经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路旁插着一块特大的木牌，上面写着“高产卫星指标”：亩产十五万斤！还写上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指标：每人每月几斤肉、喝牛奶吃面包、一年发一件棉大衣、一双水胶鞋(显然是那时稻农日思夜盼的奢侈品吧！)... 。我看后目瞪口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说这就是我们准备为之而奋斗终身的，人类最崇高、最美好、最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之邦？面对这种“憧憬”，我不但得不到一丝一毫的精神鼓舞，相反却灰心泄气。

　　两位老外研究生参观时一直沉默不语。回到旅馆，他们用怪腔怪调的普通话对我说：“亩产十五万斤？太可笑了！为什么不算一算，一亩地不是才六六七平方米吗？就算地面上统统铺上稻谷，至少也得几十厘米厚才能有十五万斤呀！那稻杆能撑得住吗？”。

　　老外们怎么会理解呢？中国的政治是不鼓励用那种简单数学来推算的。前不久，我正好在某农场办公室，就亲耳听见场长在电话里和某机关领导人，商定“高产卫星”指标。在十来分钟的谈话中，他们把指标从一开始的一、两千斤，不断加码到了上万斤！真是“电话卫星先上天”！令我惊讶不已。

　　多数农业科学家都不会赞同这种无知的疯狂。比如我校Ａ系的蔡修越老教授就是敢于坚持真理不怕打击的一个。一次，上级部门特意安排一个“擂台”大会意在羞辱蔡老。他们找来了一个“生产能手”在会上向蔡老挑战，扬言可以搞出亩产万斤的小麦“高产卫星”。蔡老却坚持自己只能达到亩产一千斤，于是被讥笑咒骂为“大草包”。当年比赛的结果，蔡老的田里收获了一千斤，而“能手”的田里只收到麦草。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受了沉重的政治惩戒之后，也总会有些人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不再采用任何科学计算的方法去处理他门畏如虎狼的政治问题。有时候甚至表现得相当麻木不仁，遇到上面号召的事情，往往不假思索，人云亦云，好像学了几十年的科学知识，在政治概念面前已经黯然失色，如同敝帚一样，一文不值。甚至有少数人也学会了有时跟着瞎起哄凑热闹，只要是顺乎上面的意图的事，便举双手赞成，你冒我更冒，只有那样做最为省力气，可以少死几个脑细胞，而更重要是为了表现得很“革命”，那样对个人也就最为安全。Ｔ系早年留美的岑祺教授奉命“参观学习”了一处“番薯亩产一百万斤丰产卫星”，回校之后，居然做演讲说：“原先不敢信，看后不得不信”，为浮夸风推波助澜。他用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独立人格换来了一顶“左派教授”桂冠。

　　我承认在东欧研究生说那番话之前，自己也忘却了可以运用一下初中时已经学到的简单算术。显然，由于他们不是中国人，脑袋上更没有一顶紧箍圈，头脑比我们的要冷静清醒得多，不会跟着我们去走火入魔。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完全相信那些十万斤高产卫星是千真万确的了。但那时我内心里确实曾经一度希望贫穷的中国会出现人间奇迹，哪怕比说的少很多倍也行。我思想上主要的疑问是觉得把进入乳熟期的几十亩田的水稻秧苗，像码韭菜一样堆挤到了一块儿，就算是产量再高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心中这种异化了的念头是不敢轻易表之以言辞的。不过水稻不是我的专长。而当面对专长，我自己就冷静得许多。比如在这之后我从杂志上读到申知韵写的一篇奇文—《Ｑ县葡萄亩产五十八万六千五百七十八斤零五两的经验总结》。那时他已经病着从 S省下放点回来了。据他太太蓝碧玉说，当时四十多岁的申知韵上山修梯田时，把脱下来的棉袄摊在一块大石头上，那时正是隆冬季节，劳动完了之后再披回到身上去时吸了棉袄的寒气，患上了大叶肺炎，只好批准他一个人撤回校里来。我去他家看望他时，直截了当地问他：“您真的认为亩产能有这么多吗？”他说：“下放队长指定要我写当地农民的高产经验总结，我敢不写吗？”。

　　这种对话只能在两个知心师生之间进行。

　　我和东欧研究生参观回校时，学校里的人差不多走空了。我被安排到离校十多里路的北山村去下放，说是那里要发展大面积的果园。那一带是叠岭层峦，苍松翠柏之间崭露出庙宇的高大屋顶，在喧嚣闹腾的大跃进声中这里暂时算得上是一块相对的净土。倘若不是心情芜杂，确真是一块可供休养生息、令人悠然神往的好去处。整个村子座北朝南，背后连着燕山余脉，前面则是一溜宽阔的干河床。虽然经历了不愉快的“双反运动”，却在那狂热的“大气候”感染之下，我怀着既压抑又兴奋的复杂心情，一个人背着沉重的行李住到村里去了。

　　村里只有我一个下放教师。不久从某大学派来四个下放锻炼的年青学生，他们因我和他们在一起显得异常高兴，好像从此有了一个成年的兄长陪伴护卫着他们似的。村长安排我一人住进一座破旧的空房子里。这空无一人的破烂房子，加上炕头墙上能够看见外面天空的一个特大窟窿，更令人感受到初冬的萧瑟寒冷。我心头顿时袭来一种凄清的孤独感。

　　我的日常活动是和大队里的林业主任配合。整整一个星期，我和他一起踏勘了一整溜山坡和沟谷。最后确定先在那宽阔的旧河床上规划发展六、七百亩果园。计划经公社批准后下达执行，我负责规划设计和指导施工的全部工作。

　　我这人有个脾气，就是只要我想做的事就非做得精益求精，象个样子不可。我把浑身的解数都拿了出来，一心一意，一丝不苟地以“最高标准”进行设计。我想既然说要“奔向共产主义”，就只能采用“共产主义”的标准。至于什么样才算是“共产主义标准”，我也只能想象那就是我脑子里最科学、最现代化、面向未来的一种规格。我回校把经纬仪、水准仪、坡度仪、标杆、测绳、地形图等等，一股脑儿都给扛了去。我每天早五点起来，带领那几个大学生去测量土地。回来后便在地形图上做出详细的设计图来，其中的道路、排灌系统、林带等都按将来机械化的要求去设计，就像毛泽东当年所说的一样，“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那几个大学生们也乐意跟于我，从而学到不少知识和技术。他们积极主动，听从指挥，确实帮了我很大的忙。

　　当时人民公社从上到下搞的全是命令主义。上头把附近几个村庄的上百壮劳力都调了过来，还加上下放在村里的几十人的“右派分子劳改大队”，这些人全归我指挥，进行开园劳动。我虽不可能把那些散漫惯了的、乌合之众的农民安排得井井有条，但一切总算按计划进行，每天下来我感觉得虽疲累却又高兴。

　　最听指挥的还是那个“右派大队”。因为他们自知已经跌落到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而被强制劳动改造的卑下境地，深知如果表现不好将会有什么样的悲惨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每天清早由他们的队长带领，列队整齐地走到现场上来。这队长自然是上头指定的，肯定是一个“表现较好”、“罪行”也较轻的右派分子。他们见我是一个大学教师，有科学知识，态度和蔼，平等待人，完全不是那种张牙舞爪式的人物，所以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就合作得相当默契。看得出来他们都是有文化的干部、教师，但我没空也没敢多问，只是从接触中一下子便感觉得到。我很自然地把技术复杂，而劳动量轻些的活茬分配给他们去做，而且还像给学生带实习课一样，在操作前先给他们讲一番知识和道理。

　　这项不大不小的开园工程从初冬开始，一直延续到次年开春，漫山遍野开满了美丽的白色梨花时节才算了结。我登上后山俯瞰那片旧河滩上新建成的现代化果园，只见那一排排一溜溜的树行，错落有致，真象一幅图案，美丽极了。我禁不住多次登高，一看再看，尽情地欣赏着自己半年多来辛累劳动的成果，心中无比快慰。

　　几年后一个初秋，我有机会重访北山村时，干河床上已是一片悦目的青翠碧绿，比人高的桃树满挂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粉红色大桃子。

　　生产队里的老刘头，一个老实巴交的、患严重哮喘病的瘦峭矮个子老农，正和几个老乡们在看果棚前边唠呱呢。突然间，他回头见到我出现在面前，高兴地喊到：“唷！辛老师啊，您几时到的呀？您瞧，这些桃树都这么高了，比起我们原先自己种的‘自然树’( 按：农民对一向习惯种后不太管理的果树的一种自我解嘲的叫法) 又丰产、又个大、又好吃。来来！您快来尝尝您亲手为我们种的果子呀！”。我们之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使我顿时感到像电流般地相互传感，就在此时，我充分体味到了质朴农民的亲情。他又告诉我说，我离村回校之后才过两年，桃树和葡萄便开始挂果。那时几个邻村的生产队都提出来要瓜分这项“一平二调”(即当时在“一大二公”堂皇口号下大搞平均主义资产调配的事后称谓)的成果。他们这个村子分到了这片桃树。

　　但是这位向我眉飞色舞地诉说他的内心喜悦的可怜的老刘头，过不了两年，就听说老病恶化，与世长辞了。

　　大跃进中命令主义泛滥成灾。那年我在村里经历了连续几天几夜砸锅大练钢铁和提着马灯摸黑深翻土地两米的突击劳动；“享受”过那“吃饭不要钱”的、实实在在并非“乌托邦”的“小生产者共产主义”。当劳动后饥肠辘辘时，四两一个的热腾腾白面大馒头，在集体食堂里想吃多少拿多少，真来劲！可是没几个月队里就顶不住了，可怜的农民把他们仅有的“一个鸡蛋的家当”也给砸掉了。

　　之后不久，金士昂带了一个班的学生从邻近下放点开进我们村搞“下放教学”。那时村里已经恢复按各人粮食定量吃饭，而且还时常饿肚皮。

　　人马一到，政治气氛就不同了，不像我单枪匹马时，尽管身体劳累，却能那么主动地安排工作，自在地生活着。正儿八经、形式主义、吹毛求疵的所谓政治学习又来啦。班会上的“批评自我批评”，除了检查各人的劳动观点之外，就是专抓一些芝麻屁事。比如谁买几块糖果吃，也会被上纲到资产阶级思想。后来听说别的下放点“拔白旗”拔得邪乎。外语教授黎近思下放在河北徐水，因为劳动后摸黑吃晚饭时，手拿电筒照饭碗，大概是怕嚼到石子吧，被当作“白旗”拔了。他遭到全下放队开大会批判和全校通报，“罪名”是不肯放下资产阶级臭架子向贫下中农学习，抗拒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者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见过哪个农民吃饭照手电筒的？！”。多年后我才知道“拔白旗”的“伟大”发明者竟是某兄弟大学的党委书记章纬丞。他的“拔白旗”发明被部里推广到了各校，使大家广泛遭灾蒙罪。他后来在文革中的七十年代初调来我校当“第一把手”，使全校教工身受其害。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一九五九年。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主持的高等教育工作会议针对全国教育的“乱、糟、偏”，决定撤回下放师生。我们当年夏天班师回校，在课堂里上课—“打(教学)补丁”。

　　但是中国政治风云总是诡谲多变，“庐山会议”把彭德怀元帅打成反党分子后，全国“左”风又起。跟着，副校长兼北峰人民公社书记薛冰遭到了凶狠的批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时我们一般师生并不知道党内正在发生这样的人间大冤案。那时报上没公布彭德怀的事，校内对薛冰的批判也是非公开进行的，始终严格保密，前后拖了好几个月。若桦回家来时常脸色沉重，什么也不敢透露。等到事情公诸于众时，新校长兼党委书记沈远孟已经到任，薛冰则几乎同时调离我校。而那位有名无实的民主人士姓森的正校长，早在反右之后已经调回去管自己的那个民主党派去了。

　　正当无辜的薛副校长在党内备受煎熬时，在全体教师中却同时开展一个叫做“三大万岁学习”的活动。程训华不露声色地，以系总支副书记的身份对大家说：“大家要认真学习，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什么认识和问题都畅所欲言、向党交心，互相讨论，自我教育，共同提高”。说得美丽动听。

　　通过一年多下放生活，见闻丰富，感触良多，同事们聚在一起，恨不得说个没完。

　　我不知其中有诈，便说开了。我说：“开始下放时心情确很兴奋，希望能快点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后来搞吃饭不要钱，没多久就吃垮了，商店里橱窗也变得空荡荡的。那时我脑子里开始混乱，那是我思想上的一个混沌黑暗的阶段”，接着我又说，“我们学马克思主义时学到了一条基本的原理，就是生产力是决定因素，生产关系要服从于生产力，我不知道有段时间，我们的生产关系是不是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我还说大炼钢铁如果指标定低一点，是不是就不必砸掉许多铁锅；而那些人高的小土炉一旦扒掉就不算生产力了；还有就是有些高产田的计算方法也不科学。

　　程训华一听马上拉长了脸，冲着我以训斥的口吻说：“你这是在攻击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说改变生产关系可以倒过来作用于生产力？！”。这是当时报纸上拼命宣传的一条所谓“发展了的马列理论”，其实是一条十足的“歪论”，它企图说明强制的公社化是向共产主义天堂过渡的一条人造彩虹。多么充满诗意啊！可是，我在下放点后来看到大家饿肚皮时却全没那种诗意！程又说：“你还攻击大炼钢铁的伟大运动，嘲笑群众的丰产运动！”。那位随时伺机而动的朱秀嫦也紧跟着对我直吼：“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社会是黑暗的’？你这是代表一种没落阶级的情绪！”。她真可以算是歪曲事实和上纲上线的能手了。

　　后悔莫及，愤恨有加！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那么书生气十足，十来年的大学生涯使我养成了学究式探讨问题的“坏”习惯。回国十年，我却仍不懂得中国的政治只能“学习”、“领会”和随时准备好举起双手“拥护”，而万万不可自作聪明地去进行学究式讨论。那样只能自讨没趣，甚至招来横祸。多年后想起此事，我觉得那时我完全没错，而错的却是她们；但我也并非有多高明，实际上只是因为自己老老实实地参加了社会实践，勤于思考，在实践中脑袋比较冷却一些罢了。程训华、朱秀嫦们完全是昧着良心的，她们坏就坏在不老实。

　　两年过去，《高教六十条》下达，开始纠偏，搞所谓“甄别”。亏想得出来用“甄别”这个文绉绉的字眼，按词典注释，“甄别”是“审核官员之行状资历而分别去留”之意。系里受到甄别和道歉的除我之外还有华秀仑、申知韵等好几位受过批判的教师。

　　尽管心绪不佳，而且“三年困难”使我和若桦陷入严重缺乏营养和衰弱消瘦的境地，我却仍旧日以继夜，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主编完成了全国第一本新开专业课教材。写作过程中我果断地顶住了“分工主管教学”的陈训华从极“左”方向来的干预和无理诘难。那时期，申知韵教授有段时间因病住院，之后借口健康欠佳不能承担教学，显露了他的“合则来，不合则去”的处事哲学。我完成了他原来的设想和计划，但是内心开始萌生离开母校的念头。

　　那段时间，程训华只不过是因为时移势异，暂时多少收敛一点罢了，等到文化大革命一来，她又开始搞秋后算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