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秘密策划
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在母校遇见了当年的“校革委会”副主任尤敏杰。文革开他已经是研究生，当时校内的佼佼者。上海人，工人家庭出身，皮肤黝黑、小个子、显得书生秀气，但聪敏机灵、能言善辩。文革开始不久，他被拥为造反派的头头之一。校革委会成立后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
现在和我的谈话的这个中年人，并不讳言当年自己的幼稚和狂热：那时一心以为在“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从而干了不少蠢事、错事。但由于他在高等学校接受了多年的教育和熏陶，对自己的学校和老师毕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所以对那种残暴对待老师们的行径表示不满。毋容置疑，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在这一点上他是孤立的。
那时候，革委会的正主任是一个入学不到一年的、涉世不深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名叫封来旺，贫农家庭出身。他和尤文革初期发起组织了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通过与对立面的来回较量，终于在校园里取得了压倒优势。由于“胜利”冲昏头脑，封来旺不知天高地厚，越来越狂妄自大。尤与封之间的分歧也就越来越大。
尤说，军宣队进校不久便开始怂恿封来旺提出“砸烂修正主义大学”的极端口号。后来军宣队和封等人趁机开始秘密策划“下放”，企图把大部分教师甩到河北省乡下落户当农民，而最终目的是要解散这一所大学校。林彪“副统帅”向全国发出的“第一号命令”加速了这一过程。
尤敏杰其时恰巧因事在外地，回校之后从一位“结合”老干部那里才得知此事。可是军宣队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一旦解散学校便立即接收分校农场，使这个方圆上万亩的农场变成为部队的一个规模巨大的农副食品生产基地。以权占有观念，甚至掠夺的行为，并非开放改革后的今日才有之，更非来自境外的腐蚀污染。不过当年是“以革命的名义”来遮羞罢了。他们使用一切冠冕堂皇的口号，来掩饰内心的贪占欲望。譬如两年后，全校教师们被驱赶到陕北去，在离校之前被迫很便宜地处理掉家俱、电视等贵重物品，有些被小贩低价收购，另一些则落入了某些军官们的手中。
尤敏杰决定趁解散学校的秘密策划还没真正付诸实施之前，找校军宣队长王占先责问此事。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尤当时还气愤地拍了桌子，但那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人家设的瓮中。
据说，王占先曾是陈伯达的老部下，而且这桩秘密策划得到了陈伯达的支持，可见后台很硬。王占先先是把一个反对他的极“左”行为的政委排挤走，之后更是肆无忌惮独断专行。王最后向尤敏杰“亮了匕首”，威胁说：“你等着瞧罢，我们已经整理好了你的材料啦！”。两个月后，突然宣布对尤隔离审查加以批斗，罪名是“坏头头”和“反革命‘五·一六’分子”。
其实，封来旺也荒苷娴摹巴钡降住Ｋ诓痪弥蟮摹昂葑ァ濉ひ涣?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中也遭到了隔离审查和残酷批斗。军宣队只不过是暂时利用封来旺，来达到分化瓦解原来那帮造反组织的目的而已。
我很难说尤敏杰关於自己的一些说法其中含有多少“水分”。但和我们的回忆对照起来看，我深信那时我们确确实实是完全被蒙在鼓里：一场不便公诸于世的秘密策划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们这群教师是被捏在人家手心里的小蚂蚁。
寒冬腊月的午夜，我背着沉重的行李在“清凉店”站下了火车。我们是坐闷罐车从Ｚ县分校连夜赶到那里去的。同行的是S2班三十来个学生和几位同事，以及校医室一位姓刘女大夫。年近五十的刘大夫的丈夫原是留苏的赵副教授，文革中因“历史问题”挨揪斗，想不开，上吊自杀了。我们由军宣队长何龙生带队，趁着月色长途行军六十里，目的地是Ｗ县西柳村。
天蒙蒙亮时，我们十分疲惫地终于走到了一条几乎乾沽的小河边上。破烂的木桥对面岸边躺着一片黑鸦鸦的平顶土坯房子。那就是我们即将要落户 (谁也不知道多久，还是永远?)的村落。村落周围稀稀落落地耸立着一株株柳树，枝头上歇着一些乌鸦。黑地、黑木桥、黑房子、黑树、乌鸦......，眼前这一切增添了我心头的凄凉感。
村干部把我们安置在一个临街的空庙里，里面空荡荡地什么也没有，地上铺满稻草。中间的大堂由十几个男生住宿，东厢房给了女生和女教师以及那位女大夫。我和几位男同事、几个学生住在西厢房里。睡在我右边的是五十七岁的体育副教授戴士铎。他是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乾瘪“老头”，但身体却比我硬朗多了；左边则是一位年届花甲的工会干部章书林，一个严重的肺气肿患者。他总是咳嗽不能自止，而且吓人地大口大口吐出粘稠的黄色痰块。我想，把这样一个大病号也赶了下来，岂不是成心叫他早点归天？因为他实在不可能和我们一道夜行军，才特许他坐着卡车来村里集中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生命被视为草芥，又能有什么道理可讲呢？果然，两年之后他病故了。
每个人只占有大约六十厘米宽的地铺。为了不互相干扰，我们“颠倒颠”地睡。幸亏是寒冬季节，我们免受过分拥挤和汗臭、跳蚤、虱子之苦。
Ｗ县是河北省最穷的地区之一。地表盐迹斑斑，低产不言而喻。灌溉条件很差，干旱也威胁着庄稼。这里除了种植少量棉花之外，主要是旱粮，基本上靠天吃饭。食水也很困难，打出来的多半是苦井，井水里尽是浮游着各种小虫子。这里的农民常常是买两块豆腐过年，肉食是十足的奢侈品。尽管村里唯一的大街上有一间肉铺，但每周只开门营业一次，每次只宰一头猪，而且常常是“米”猪肉(感染绦虫的猪肉，吃进人体很危险)。检疫在这儿是根本谈不上的。买猪肉的人寥寥无几，多半是有亲属在外当干部的家庭才多少买得起点肉食。
我们一进村就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大冬天里主要是修理沟渠。我还曾经和两个学生一起被安排去放大树，以便给厨房搞做饭的柴火。日寇南侵东南亚期间，我和父母兄弟逃到先祖父在山芭留下的橡胶园里避难，居住了好几年。所以砍树这活，我可是一把手。年轻的学生们面对一棵大槐树，竟不知道如何下斧子。我则是“英雄”找到了“用武之地”。
我们来后自己办伙食。带来的粮食定量，每人每月三十斤，女的二十八斤，但因缺油少肉，劳动量又大，总是难以填饱肚子，那是大家最犯愁的事。粮食不够吃，每顿饭里掺了大量的胡萝卜，吃了尽拉，大家都偷偷说，这玩意儿挺刮油的。我们系的军宣队指挥部就设在西柳村里，兼管东柳村。除了派到我们这个S2班（按部队建制）的一个年轻班长高洪云和师生同住之外，军宣队干部都住在指挥部里。他们天天关起门来开长会，研究运动和劳动部署，以及师生中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一天，高洪云召集大家开会，以教训的口吻严厉地说：“你们要看看老百姓怎么过的，你们从来就是不知道挨饿什么滋味！现在就是要让你们体验体验！你们脑袋里必须像个战场，要展开斗私批修，自觉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嘛！”显然是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对大家进行这番训话。高洪云是林彪时期训练出来的典型“五好”战士，对首长总显得唯唯喏喏，必恭必敬，行动十分规矩，却又能说会道，语录背得呱呱叫。但是有位姓窦的排长就差点劲儿。他常转悠到厨房里，见有什么好吃的拣起来就往嘴里送，值班做饭的师生哪里敢吱声。他定期回家探亲也背回来不少好吃的，躲在指挥部关起门来大伙儿吃。S2班有几个调皮男生，他们什么都看在眼里，才不理睬指挥部和高洪云那一套说教，肉铺的门一开，就派一个人钻进去买了熟猪肉，偷偷带回室内躲在阴暗处几个人分着吃。
除劳动之外，我们还有“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一次，上面通知说，当晚中央电台将要广播一条新的“最高指示”。高洪云立即把学生班长叫来面授机宜：只要喇叭一响，马上组织全班师生座谈，而同时也要找两个学生抢先，超前地写出全班学习领会的“报导稿”，以便以比别的班更快的速度，在班会结束时立即飞奔到学校指挥部去呈交，表示对最最伟大领袖的无限忠心。他就是这样以弄虚作假的方式争取得到上级的表扬，而且还津津乐道地说，他们在部队里边从来就是这样干的。学习完后已经三更半夜了，全班师生被分成了小分队，敲锣打鼓，挨家挨户地给农民送“最新最高指示”，还说一定要做到对最高指示“宣传不过夜”！我们这些老师们只好跟着学生们的屁股后面去凑数。我心里想，为了自己好得到上级的表扬，把劳累了一整天的老乡们从热炕热被窝里拽了出来，这有多缺德啊！
过了几个月，高洪云突然不声不响地被调走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多年后，遇见当时在一起的，一个曾经参与偷吃熟肉的高干子弟学生，他告诉我，高洪云当时是因为追求班上一个女同学，被发现了，于是立即调回部队去了。
指挥部决定，除安排病号帮厨之外，全体下放师生参加公社的一项大的战备工程，叫做“排、灌、路、林、打”。北方农村的大车道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低陷于两边的田地。因不断的风蚀、冲刷和从路边起土去修田埂，路面逐年降低，形成了沟豁。这项工程就是乾脆把沟豁加深加宽，使之变成集排水沟、灌水渠、道路、防护林（种在两边）、战壕（准备打仗），五种功能的综合性工程。我们天天起大早，吃完早饭，便扛着工具，揣着乾粮，排着队伍，迎着刺骨的寒风，大声唱着部队歌曲，步行一个小时到达工地去和生产队的农民会合。
数九寒天，地冻三尺。大家用铁钎、大锤把大块大块几百斤重的冻土挖了出来，好几个人一齐扛到一人多高的沟帮子上去。歇晌时，农民用背来的大铁锅，熬上一大锅白菜汤，扔几把大盐，再浇上一些黑色的棉籽油，漂浮在面上，显得有点肥腻，让大伙儿有碗热菜汤好就着乾粮吃。在那寒冷、疲累和饥饿的情况下，这一大碗汤真是美味极了。
若桦所在的东柳村师生也来“参战”。头两天，我还看见他们的队伍远远地走向离我们大约两百米远的地段上，女同志个头矮，走在前面，所以我得以看见她的身影，但是第三天就不见她在队伍之中了。我有点纳闷。后来，还是随队的刘大夫告诉我，若桦病得厉害，因为吃了冰冻的窝窝头，加上吸了寒气，患了急性胃炎，肚疼不已，经她诊治才渐渐好转。
那时，在下放Ｗ县十来个村里的全体师生中已经开始“狠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原来校革委会里的学生头头们，绝大多数已经被隔离审查。有一个已经被正式戴上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学生，经全校大会批斗（在县城里召开）后，当场被公安人员扣上手铐，带走了。
军宣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全校领导权完全彻底地“接管”了过去，完全掌握了全校的“生杀予夺”的权力。
中共党史研究室1991年编写的《大事记》中说，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系指首都一个叫做“五·一六”的红卫兵小组织。毛泽东曾经在“四人帮的金棍子”姚文元批判陶铸的文章中，加了一段话，断言该组织系由一个“阴谋集团”所操纵，于是由陈伯达等领导的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借机在全国大肆迫害群众。
在我们东、西柳村整个连队里，同时宣布开展所谓“批清运动”（批判极左思潮、清理阶级队伍），于是白天劳动，晚上开会，还宣布了纪律，不许在村与村之间随便走动，更是明令禁止串联，有事出村必须向指挥部报告，获得批准才能离开。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教师，不多久便被列为重点批判和“深挖细找”的清理对象，比别人享有更少得多的自由，所以我无法到相隔三里路的东柳村去看正在生病的若桦，心焦如焚。
饿其体肤、劳其筋骨，并制以森严的纪律，使之陷于“红色恐怖”之中，我们这些下放师生比劳改犯好不了多少。当然被指挥部信任重用和委派去搞专案的部分人则又另当别论了。
原来由“两王”创始的“揭Ｈ系阶级斗争盖子”的口号又被军宣队重新提了出来。这回揭批的重点仍然放在“破坏大联合”的老问题上。显然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开始时批判学生中少数几个人，即文革初期到图书馆搜查“黑材料”和抵制“全校大联合”的一些事件。当在学生中“统一了思想”之后，矛头渐渐转移到了教师，最后到了我的身上。
事情是军训解放军进校不久，“怒涛”贴出过一张大字报，反对实为捏合的所谓“大联合”。这张大字报的内容经“怒涛战斗队”讨论之后，由我执笔。此事变成了揭批我的炮弹。
开过几次小组会后，东、西柳村全体师生都到西柳村参加联合召开的批判大会。何龙生队长在会上发言，竟把我指称为“七十年代的王明”。理由是历次运动中我的表现是右的，而到了文革时期突然变成了“左”。忽右忽“左”，岂不就是当代的王明吗？别看这位武将，中共党史可是背得不少哪！你若说他乱搬乱套，乱扣帽子，那可就冤枉他了，他的逻辑性可强得很呢。他给我宣布三项怪吓人的罪行：“翻案”、“反攻倒算”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我在文革初期曾经写大字报反对过“根红苗正”的“两王”抛档案、搞政治陷害，我自然就是为阶级敌人“搞翻案”和“反攻倒算”；自然就是为自己过去运动中的“右派言论”、“反对三面红旗言论”“翻案”和“反攻倒算”；这一切自然都是对着无产阶级去的，所以自然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
可见，由林彪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教育训练出来的军宣队领导下的批判大会，开起来白比乡下农民高多了。由以下例子可以得到反证。
头进村不久，我们便被叫去参加村里一次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生产队办公室前面院子里有一个平时演露天电影和评戏的矮戏台，台上左边低头站着一个穿干部服的原大队支部书记。他的右边低头站着一个戴皮帽子穿便服的五十多岁的地主，显然是被弄上来陪斗的，看样子老油条了，站立端正，一动不动，面无表情。他心里大概是想着，要不了一个钟头，“戏”演完也就照例放他回家去了。批判者照着一张纸，结结巴巴、呜噜呜噜地念完批判“走资派”的稿子后，坐在后场矮墙上的一溜男青年，马上喊道：“打倒走资派！打倒刘邓反动路线！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万万岁!”，群众跟着喊了口号。接下去是另一个干部上台发言，数落了那戴皮帽的地主的几条“罪行”，并责令其坦白认罪，然后从矮墙那边又传来一连串口号：“打倒XXX!”...“XXX罪该万死!”...“XXX死了活该！”，群众一句句地跟着喊...最后矮墙那边突然喊出了那么一句：“XXX不死活埋!”。全场一阵哄笑，于是主持人宣布散会。我真佩服从这个闭塞农村里土生土长起来的青年们的幽默天赋，居然能把按公社革委会指令布置召开的，千篇一律、贫乏无味的一场所谓“批斗会”，添加进了滑稽剧式的精神兴奋剂，令人在散会时感到犹如步出剧场时那样的轻松愉快。
自从又列为“批判、清理对象”之后，我被责令搬到农民藤宝信家里去住。藤宝信腾出了一间厢房，让几个学生陪我住宿，实际上是对我实行隔离监视。多数学生纯粹是执行命令，一切例行公事。他们之间有说有笑，只是尽可能装着不理采我。由于和大批同学不在一起居住，这里更成了这几个学生的自由天地，经常偷偷地买熟肉回来分着吃，对我一点也不避讳。
下放在西柳村的教师中，我可以说是“罪名昭著”者了。一起下来的几个教师，文革一开始都尽量“夹着尾巴做人”，唯独我这个人太不识时务和安分守己，瞎蹦乱跳，如今只好咎由自取。就拿讲师曾惠雯来说罢，四八年她和丈夫鲁之皓一起去过台湾任教，一年后投奔回来，被安排在解放区的一所大学里任教。文革一开始，鲁之皓便被揪出来当“特嫌”审查，曾惠雯也挨了一些牵连。只是她历史简单、疑点少，没太整她。这种情况下，她哪里还敢参加什么组织，发表什么意见言论呢？只好谨言慎行，开会发言时，不是表态拥护就是设法找词儿批判自己，被迫往自己脸上涂黑，以期保全自己。而那位干瘦的体育副教授戴士铎，因解放前曾在一所军校里当过体育教员，所以文革中一直受审，问题老被挂着。不过他的幽默天赋仍存，瞅空儿就背地里说几句俏皮话。一次，他偷偷对我们几个人说，他儿子说过他：“爸!你的名字就是‘事多’，以后可别再惹是生非啊!”言外之意，儿子说得真是太对了。他不知啥时从哪里学会了针灸，一下来便成天揣着针灸包和一小瓶消毒用的酒精，走门串户，为老乡扎针治病，常常可以因此免去参加沉重的田间劳动，而且还得到过指挥部的一次表扬呢。
我和在东柳村的若桦的联络是毫无可能了，我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更谈不上出村一步。等到几个月后，我们终于离开Ｗ县回到分校见了面时，才知道那段时间她也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在小组会上挨过批判，主要问题是不按时到下放点报到和不经请示便把孩子从分校幼儿园弄走，送回南方资产阶级家里去。
春节到了，指挥部各别通知一些下放教师，可以回家团聚，过年。但是，我和若桦都没有得到通知。我们只能分别留在两个村子里各自“过年”。
何龙生已经实现了对我们夫妇的报复，因为他有枪杆子，还有“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而这我们正是我们的“弱势”。
到了初夏，出乎意外地突然宣布全体下放Ｗ县的教师撤回Ｚ县分校，学生也差不多全部进行工作分配离开了学校，只暂时留下案情严重的几个“坏头头”学生。这时在大家的脸上出现了若隐若现的欢快表情。但是我们又听说，“中央”决定我们这所大学校迁去“不见鬼的地方”办学。过了几年，我终于明白，当时曾经有过解散学校的秘密策划，幸得那个秘密策划未能实现，否则我们就会被当做处理品，永远留在Ｗ县安家落户，当一辈子农民了。
后来我们和全校教师一起被驱赶到了深山密林里，两年过去后又终于“逃生”回到了原来的老校址。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到附近一所学院里探望朋友，没想到在校园里遇见了何龙生营长。他告诉我说，他当时正在带领新兵，进驻在学院里，借占了该校的一座楼房。他皮笑肉不笑地对着我说：“有空来我这儿玩玩儿”。过去那几年的事儿居然像是一场演完而被淡忘了的荒诞戏似的。我寻思着，他怎么不再跟我这个“七十年代的王明”永远划清界线呢？
一天，我上街逛菜市时，遇见了几年前在Ｈ系的工人宣传队副队长老刘。我们高兴地互相问好，他特别关心我在他们离校之后的情况，他充满同情地说：“当初搞你实在没有多少道理”。
一句话就够了。人心是相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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