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拿刀杀人，我感到不安，看到法庭那样迅速地审理案子，那样“果断”地宣判结果，我更加感到不安。拿刀杀人很可怕，那样的法律程序更加可怕。

看到家乡兄弟姐妹的房子，个个有铁门铁窗，一道又一道的防贼措施，我感到不安。
“三叔，你重要的东西不要放在家里！”我们一个大家庭的大大小小全部要出去逛街，家里没有人，出门前侄女这样提醒我。
铁门铁窗也不安全，也无法防贼，我感到更加不安。盗贼很可怕，道德、良心、人格、游戏规则被盗窃更加可怕。

千岛湖事件时，我正在台湾访问，陆委会或各个大学的大陆研究所的朋友，不相信凶手是平民百姓，台湾朋友个个怀疑：肯定是大陆公安有组织的谋杀。
听到有组织的谋杀，我感到不安，我仔细再想一想，更加感到不安，因为有组织的谋杀可怕，如果随意一个邻居青年就是凶手，更加可怕。

《谁在傲慢与偏见》一文说的是，“北京人”是一个文化标签，题目没有用引号，是我的错误，至于杨佳可以是李佳，张佳，本意是傲慢与偏见会害死人。在北美的“北京人”论坛里引起轰动，众多兄弟姐妹认为，我的文章伤害了他们，我感到不安，于是一再表示道歉。

在国内的“北京人”论坛里，就很少有人“骂”我，国内的北京人也许真的觉得国内现在确实不平等，被欺压反而成了“正常”的家常便饭。海内海外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我更加感到不安。傲慢与偏见，很可怕；傲慢与偏见习以为常，更加可怕。

国内的北京人深知，“北京人”的傲慢是靠对全国各地的欺压、贫困地区的权利被牺牲而堆积起来的，海外的北京人则认为，“北京人”的傲慢是与生俱来的。海内海外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我更加感到不安。权利的贫困，很可怕；权利的贫困成了“白血病”（权力的集中和权利贫困），更加可怕。

看到“农民工”年初因为雪灾无法返回家园，被困在火车站，感到不安；今天看到“农民工”没有工作，逼迫提前回家，更加感到不安。

同样一个工作岗位，同样的工作时间，凭什么你北京人收入三千元，“农民工”收入才八百元？

“农民工”不是北京官方传统定义中的“工人”，他们没有体制的束缚，没有体制的保障，这家企业垮了，收拾行装，再投奔另一家。如今一场覆盖整个经济体的萧条袭来，是否有足够的工厂为他们提供工作？在这个初冬，如今金融发生海啸，也裹挟了千万中国“农民工”的命运, 今年提前回家的路程，不是那么的温馨……。
“农民工”多么驯服，他们是最容易被统治的群体，他们无勇气、没有任何机会挑战社会的不公，却无限度地挑战自我求生的极限。这就是“北京人”遗传和积攒的傲慢，“北京人”的偏见在哪里？就是暗藏在这些既得利益的“北京人”的身上。世界上几百个国家，只有泱泱大国中国能见到“民工潮”，他们是“盲流”？其实，他们才是真正有目的地流动：哪里有工作往哪里跑。

看到提前回家过年的“农民工”我感到不安，看到制度内要建立“农民工日”， 这种制度性歧视，更加感到不安。权利的被剥夺很可怕，制度性剥夺权利，更加可怕。

“北京人”，你能否换位思考？若“农民工”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你如何体会？你如何感觉？谦卑其实就是一种方法，就是顾及别人的立场及利益，就是要设身处地体会别人的感受，站在别人的立场及利益思考问题，寻找己利与他利、私利与公利的妥协点与正当性。

写于2008年12月15日，德国班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