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一默哀的联想”一文中，笔者曾经指出，相对于必将涉及各国重大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来说，目前国际社会就此达成的共识，其基础是极其脆弱的。岂料全球反恐怖主义斗争的序幕尚未正式拉开，这种脆弱性已经通过中、欧、美三方在九一一事件定性问题上的分歧而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

三种定性

也许是因为事情来得过于突然，布什总统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似乎被九一一这场灾变震懵了。最初，他只是把九一一事件定性为“对自由的袭击”，而且是“不敢露面的胆小鬼”对自由的袭击。到第二天，即9月12日,布什的调门儿急剧地升高了。他在上午发表的电视讲话中，第一次正式地将此次恐怖袭击称作“战争”。当天盖洛普一项民意调查亦显示,有86%的美国人认为九一一袭击是对美国发动的一次战争。也就是说，早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战争说”已经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此后，伴随美国大规模的调兵遣将，日益浓重的战争气氛几乎笼罩整个世界，在美国媒体掀起的“战争”话语的全天候狂轰滥炸下，九一一事件和美国军事反击的性质问题，似乎已统统由美国人自己一锤定音。　　然而，美国人所期待的“风行草偃”、天下归于美的现象并没有出现。相反，在美国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原先以隐蔽的形式存在于世界大国之间的分歧渐渐清晰化了。

与欧盟相似，中国政府与美国的分歧最初也是暧昧的。直到9月18日,中国政府才将对九一一事件性质的不同于美国的判断公诸于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当天的记者会上明确指出：“世界各国共同认识到，国际恐怖活动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是一种跨国刑事犯罪。”

说来凑巧，就在同一天，欧、美之间的分歧也明朗化了。据荷兰《人民报》9月21日报道，法国总统希拉克在9月18日与布什总统的会见中表示，他拒绝使用“战争”这个“刺眼”的说法。希拉克还说，在用语上，他不想比“一种全新的冲突”走得更远！几乎与此同时，比利时政府也公开表达了与法国完全相同的立场。按照该报相关的新闻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欧美之间的差别表现在：在美国人眼里，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攻击已经超过了某种“界限”，那是一次“战争”；但是在欧洲，人们却宁愿说，那是一种“新的冲突”。可见，大体上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上述观点，确实代表了除英国以外的欧洲的主流意见。这在欧盟各国的外交政策日趋统一的情况下，本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九一一事件的“名”与“实”

美、中、欧三方的上述分歧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首先从事件本身的特点，来考察其分歧的由来。

观诸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来自各方的反应，可以发现：人们对这次恐怖袭击的谴责，主要集中于三点：第一，恐怖分子骑劫客机作为攻击的手段；第二，攻击的目标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商业设施；第三，其结果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伤。一句话，就是无论其政治动机或目的为何，但其手段、攻击目标和结果都是直接针对和伤害无辜平民的。我以为，这只是九一一事件的一个方面，即社会学的方面。如果只从这个方面着眼，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所说，这无疑是一种反社会、反人类的跨国刑事犯罪行为。

然而，这种社会学的视角却忽略了以下三点重要的事实：首先，世贸中心固然是国际金融中心，但它尤其是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经济要地。其次，世贸中心并不是恐怖袭击的唯一目标，五角大楼，甚至白宫和美国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也是恐怖分子已经袭击或预拟袭击的对象。再次，恐怖分子对世贸中心的两次袭击，都发生在当天早上上班以前。这可能是由于时间上的某种巧合。但是从逻辑上推测，我们也没有理由绝对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恐怖袭击的策划者基于某种政治或道德上的考虑，有意识地做出了这种时间上的安排，即把袭击的时刻选择在世贸大楼内人员集中以前，以避免造成更多无辜者的死伤。如果我们从以上三点来进行观察，那我们也可以说，就其动机、目标和效果上看，九一一袭击所针对的主要是作为“国家”的美国，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针对平民的。在这种意义上，说它是对美国发动的一次“战争”，也未尝不可。

不过，“战争说”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首先，布什所谓战争显然不是指“内战”。但是在国际社会，人们对此是存疑的。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此案的“谜底”尚未水落石出。另一方面，以往美国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人间惨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发生于1995年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那场惨案的肇事者是美国公民，但是最初却被美国有关当局“栽”到了中东恐怖主义组织的头上，其草率和“偏见”，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美国人既然有此“前科”，这一次，人们又怎么会轻信美国政府的判断呢？9月13日,北约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即曾郑重声明，北约诸国出兵，须首先“确定有证据证明袭击行动是来自海外”！其强烈的暗示意味是不难领会的，那就是：就连美国的北约盟国，也无法排除九一一袭击来自美国人自身的可能性。而且，九一一之后若干事态的进程，也不容人们对此种可能掉以轻心。如所周知，日前美国联邦调查局曾公布了一批劫机嫌犯的名单和照片。但是据英国广播电视台9月22日报道，其中至少有一位名字叫瓦利德·阿乐谢里的沙地阿拉伯飞行员，现在还活着，美国袭击案发生时，他正在摩洛哥。美国有关当局的此类失误，无疑也加重了人们对布什这种完全排除了“内战”可能性的“战争说”的疑虑。

“战争说”引发的另一个难题，是交战主体的不对称性，这不仅在逻辑上与关于国际战争的通常概念相左，而且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即由于对美国直接发动攻击的并不是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些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这使得业已宣布进行“反恐战争”的美国政府，实际上处于找不到相称宣战对象的尴尬地位。

三种定性的得失比较

如前所述，在国际战争中，摧毁敌国的经济和通讯等要害部门及其建筑，往往是对敌国进行战略打击所必须，也是国际战争的通例。在以往的人类战争史上，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即使在晚近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也不乏其例。因此，假如断定九一一袭击是一次“战争”，那就很难把被毁灭的世贸大楼视为纯粹的“民用建筑”。如此，则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人们对于这场“战争”中死伤的平民究竟是否“附带”或“必要”牺牲的问题，就很难取得广泛的共识，从而势必削弱甚至有损于国际反恐怖主义斗争“联盟”的道义基础。因为事实上，人们借以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标准很不一样，而人们对于那些被自己视为“正义”的战争伤害平民的容忍度则可能很高很高！美国固然可以把这次事件说成是对“自由”、对“民主”的袭击，由此断定那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未必认同美国的这一判断。毕竟，今日之世界还不是西方价值的一统天下。由此观之，在当前国际反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战争说”很容易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人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同认知、感受和评价等等牵扯进来，引起争论或导致混乱。这是它的一个致命缺点。

与美国的“战争说”相比,中国政府提出的“刑事犯罪说”似乎来得“单纯”些，其陈义不高，坚守的仅仅是几乎无人敢于公开否认的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或道德底线。但也唯其如此，国际社会借此能够比较容易地就反对恐怖主义达成广泛的一致。其缺点是：模糊甚至混淆了针对国家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与针对个人的普通刑事犯罪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从而也回避了当前国际社会因恐怖主义的猖獗所面临的新形势，即日益猖狂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构成除核战争和全面战争以外对所有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因而不免给人以因循保守、缺乏创意的印象。

欧盟的观点处于美国与中国之间。按照我的理解,欧盟所谓新冲突,其“新”是指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成为国际和平和安全战略中一种不容忽视的新因素。不过与美国不同，在欧盟看来，恐怖袭击虽然可能是针对某一个或某一些国家的，而且也可能造成不轻于非全面常规战争的灾难，但是，冲突的主体毕竟不是不同的国家。因此，不能把这类冲突划归“战争”的范畴。我以为，欧盟关于九一一事件的这种定性是不明确，不完善的。但是它给人以启发，那就是：它提醒人们，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需要以一种与冷战时代不同的、全新的国际政治思维，来面对、认识和解决国际恐怖主义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