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期间，朋友聚会，席间得知一儿时玩伴即将新婚，不知该送些什么。突然想到床上用品，问及他的喜好时，我的即将大婚的朋友出语惊人：“我的准老婆就是我最好的床上用品。”

　　婚礼的酒宴上，依然是新郎新娘逐一给大家敬酒的老传统，同桌的一个客人让一对新人猜谜语。“男人要结婚，女人要结婚，是什么？打一常用语。”“想通了。”“想开了。”新郎新娘一前一后笑着回答。全桌的客人都笑了，除了我。我不是装清纯楚楚可怜要扮嫩，只是还做不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地一起大笑。

　　在国内呆了一段时间后，渐渐勉强可以做到对泛滥于周围的黄色段子安之若素了。“性”原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是，我总觉得也不应该是如此没有遮拦。

　　逛逛路边的书摊，和性有关的书数不胜数。有的封面上还明确写着“未婚男女不宜阅读”，其实，这和电影院的“少儿不宜”一样，纯属欲擒故纵。买书的也都是背着书包的中小学生。至于我们老祖宗有关“性”的种种教诲，也被我们不厌其烦地编辑成册，还有各种ＶＣＤ，ＤＶＤ等音像制品，应该说，“性”远远超过了我们一般人对它的需要。而当“性”以一种平易近人的姿态无孔不入地包围着我们的生活时，“性”就成了公开的秘密，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公共关系的润滑剂。

　　也许相较于封建时代和我们父辈母辈的时代，我们显然比他们拥有更开放的空气和更多的性自由，这些都成为我们更轻松更快乐享受生活的有力保证。但是，因为“性”已经是床上用品，可以彼此心照不宣地受用，我们反而失去了它丰富的内涵。“性”像文明人的鞋子，人们相信有鞋穿总比光脚强，所以，“宁缺勿滥”的人不是被看作有病就是没人要。

　　一个朋友华师毕业后一直做导游，几年前辞职去教书，主要因为旅游公司要求地方导游必须会讲黄色笑话。她只有走人。还有一同学，毕业后分在国家机关，做了近十年的公务员，刚开始一直不太适应办公室同事信手拈来的黄色笑话，大家都靠这来休息调剂，提神醒脑。她自己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一次一个男同事和她开了一个黄色玩笑，她恼怒之极，没想到单位领导竟然认为她小题大作，希望她不要破坏安定团结。后来办公室又来了两个女同事，嬉笑怒骂皆成黄色，于是，同事们笑口常开，办公气氛轻松欢畅，两个女同事进步神速。没办法，只有以黄制黄，礼尚往来，才能自我保全。我的同学经过几年锤炼，现在唇枪舌剑，伶牙俐齿，巾帼不让须眉。一次男同事笑她怎么从来不脸红了，她道：想看脸红，到动物园看猴屁股去。

　　难道同事间的沟通，真的必须用这种方式？同学诉苦说，现在女人被分为两种：假正经和假不正经，会讲黄色笑话的女人应该是假不正经，如果不能选择她开始那样不开眼的小模小样的假正经，只有装疯卖傻假不正经了。

　　如果说“性”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现在国内的“性文化”几乎发展到了顶极。可是，“性”在我们的文化里，原本有多少令人向往的神秘，有多少缠绵缱绻，有多少柔肠寸断柳岸伤别，现在，只剩下最直接的那一部分了。

　　回美国的前几天，几个朋友为我饯行，天南海北地瞎聊，大家都说国内的日子没劲。后来我提议每个人都说说一件曾经觉得有劲的事。一个朋友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借了一盘有色的录像，几个男生闷在一间密不透风的小屋里看，有劲！哎，多了就没劲了。哪像现在！

　　离国这五年，国内对“性”的宽容态度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这种宽容和以前的禁锢太大相径庭，以前，中学老师头疼的是让学生自己看《生理卫生》的“生殖系统”章节还是一带而过。现在，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自己是父母寻欢作乐的产物，已经从漫画书上了解到床除了睡觉还有其它用途。以前，我们认为一个人过于专注“性”是可耻的，记得当年去同学家“偷”她爸的全本《金瓶梅》回来看，包上了厚厚的书皮，生怕让人知道，最后去还书时她爸已发现，道貌岸然地批评了我们一通后，还欲盖弥彰地解释他买此书是“用来研究，批判之用。”以前，如果两个人谈恋爱，不要说上床，就是有一点合理的亲热要求，就可能被人家误认为“流氓”，而现在，如果你暂时单身或爱人不在身边，立刻有人替你操心“这日子怎么过？”彼此没有任何难以启齿的感觉。甚至我们认为一个人性行为随意放纵是可以理解的，而一个人洁身自好倒反而引来种种猜测。一个人在公众场合大讲特讲黄色笑话会引来众人喝彩，而一个人在这种场合保持沉默倒让人觉得假模假式，面目可憎。如果说，这些现象都可以被称之为当今与“性”有关的文化现象，那么我实在无法融入这种文化。我不是封建卫道士，也不想被人说成假正经，只感到“性”已赤裸裸地如同剃干的排骨，风干的肉，我们需要时就取一点下饭，谈不上任何别的。

　　我无法适应这样的文化生活，除了离开，我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