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民主是万能良药？谁说民主就能免除政治危机？这次美国的大选难产，就是号称“世界民主堡垒”的头号民主政体在二十一世纪来临时的第一场政治危机：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双方──现任付总统戈尔和德州州长小布什──以极其接近的选票比达成相持不下的局面。

　　那么，王侯与贼还混淆未清，成败未见分晓，英雄欲论今何在？

　　其实，选票的接近，比如最近的统计所显示的百分之四十八比百分之四十八，只能说明两党所推崇的候选人戈尔和小布什，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出众的特色，或者用政治商业的说法是没有特长卖点，正过来是萝卜比蒜，反过来是蒜比萝卜，一个摊子上的货色，就那么些东西而已。再放长点说，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同类出项：美国的朝野之间，就目前这种国内经济正常的发展、国际缺少动荡改组的一派“歌舞升平”的没有特点、没有风波的“大好形势”之下，政治家们也只好“无为而治”，他们之间，能有什么针锋相对的政策之争，更别提什么路线之争了。

　　这就叫“世无英雄”。此番大选，只不过是众多因子的最大公约数，按论点按派系叫做“凑齐了”，或者按时间按机遇叫“凑巧了”，可不是嘛，白白送你或送他一个机会，“遂使竖子成名”。插不上手的大家，只不过再需耐性等待，看“数出来的”风流人物，究竟彩票终落谁家。

　　没有英雄，没有风采，没有血色，没有肉搏，还有什么可说可论？其实，正是这里，大有论头。这里我们有选举，民主，危机，成败，王侯，贼盗，英雄，这么多概念，能轻易集合在世纪交换的接口上？更还有政策，政党，路线，政权，彩票，风流，眼看着就可以精数欲出，这样的题目要让它付诸流水，实在对不起造化的齐巧之盟。

　　先回到中国人心目中有关英雄的定义。英雄原本并非人间物，不过是草木之英，鸟兽之雄的借用而已──看得出是父系社会的精神产物。但是中国的英雄，原在草莽江湖间，并且一定与乱世有切不断的亲缘或血缘关系。要不然我们都知道“乱世出英雄”的客观规律？就不说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光评这“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离了乱世还会有彼等之风光？本世纪中华大地上的孙中山蒋中正毛润之林育容，纵横乱治，更是现代化了的无功英雄；就那最末了的核心儿，没有了八九六四的“暴乱”，他就削尖了脑袋，能钻得进中南海？

　　乱世，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抚育英雄的唯一温床。遍数历史，我们的英雄无不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机会主义分子──这里并无贬意，只不过是刻划他们绝对不轻易放过机会的崇高品德──专门挑选严密控制极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倾颓破败之机发难，在别人的已破将碎的坛坛罐罐之上跃马逐鹿。寻常看不见，是表扬中央政府的严密控制极度集权，偶尔露峥嵘，则怨不得别人，既腐即败疮疤总要开迸，让大家都好好看看我们的社会的英雄本色。

　　这可能也是二百多年以前美洲大地上的实况。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英雄们，与我们的──无论是在先的中华民国还是次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英雄们，可以说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枪杆子里出政权，而且建国以后又都有各自的内战史，枪杆子里，再出政权，用内战解决国内的政治危机，似乎是真正的半斤八两。这也正是比较政治学在大洋两岸最叫座的热门。

　　可要我说，如果真是相同，比较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认真的比较，是从同异的两面，找寻各自的特点。从大的方面讲，中美两国三方都正面临各自的政治危机，而且三方的合成又代表着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焦点；从远的方面看，三个政府代表三种政治建构模式，所受的政治危机或挑战也因模式的不同而各异。具体来说就是当世的治乱容忍度和民间对英雄的观念的差异。

　　对治乱的容忍，从来不是绝对的概念，是对应于实际存在或实质上可能存在的治乱的波动度的相对阈值。象我们常挂在口头的“稳定压倒一切”，就是阈值极小的生动表现，就生怕大洋彼岸的一只粉蝶扑动一下双翅，也会因链式的非线性过程在我们头顶的当空引起骤然大波山呼海啸。在阈值极小的对立面，有当今媒体渲染的选而不举、双方诉诸法律的政治危机，而美国民众及社会好像没有什么大反应，就连资本主义的灵敏晴雨表华尔街，也不过是稍稍有许波动而已。一方面有千方百计的求稳心，另一方面了无危机之下的动荡意。从物理的角度恰有一比。

　　我想到的是高速陀螺。高速而实现的保向，大概是比高压下的导向更有实用性。如果嫌我说得太玄乎，其实我们中国最普遍的民间交通工具──自行车──的“自行”而不倾倒就是这种原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大家不过是熟视无睹而已，要不然只会有几个马戏团科班出身的才能玩得了那玩艺儿。一心求稳的，若不是玩不了高台定车的绝活，就是那车身太沉，猛蹬半天也加不上速，一派摇摇欲坠的险象环生。只有那一经起步就进入并达到正常高速旋转的陀螺，才有能量与能力抗拒外力的扰动，保持自己的既定方向。

　　不要跟我玩贫，说中国人穷，买不起高速陀螺，我们的大款、太子哪一个没有石崇之富？他们只不过是刮敛专业户，不会把刮到手的回馈社会罢了。他们要说求稳，当然是为了维持他们“正在富着”的既得利益，当然也必须他们来出力转这陀螺，可若要是起不动，玩不转，大家只好一齐吊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生命线上，过一天算一天去。其实我说的陀螺，多少有一点像法轮功所说的转轮，不是说那个转法，而是说那陀螺分明在每个人的心间腹下。那些刮敛了社会财富的头面人物们，自己的心肌尚且肥油梗死，更不要说去驱动千家万户的陀螺。

　　我也并不想重提“三信危机”，那已是所有人都一目了然的社会图象。咱们就光从法律与制度的本身来对比大洋两岸的政治。你要说美国的人大多都信资本主义，所以社会相对稳定，那分明是美化或神圣化美国和资本主义、丑化或妖魔化中国和社会主义。我认为关键是美国的现代社会的各方面对他们的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宪法的信任，这样说还是太抽象，还不如说是对组成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的准备维护宪法的决心的信任，或者说是对组成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的准备维护宪法所“既定”的自己的那份权利及权宜的决心的信任。这个宪法，这个信任，这个决心，从二百年前开始转起，还没有人过来真正对这台风车挑战，它作为稳定这个社会的劲头正在十足。

　　宪法，尤其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核心，是国家组织法，用中国话译过来，就是社稷法。孟子的民──社稷──君的指导思想虽然从来没有被人公开否定，但没有法权的条文做保障，如果不是白说了，就是流于“过于朴素”。而无论中外，这国家组织法中至关紧要的，是权力的转交过程与手续，是危机条件下避免权力真空的应急程序。三权分立的重要一条就是，法并不是仅仅白纸黑字地写在那里、供在那里，而是它时刻都有独立于立法执法之外的监法系统来解释界定。我说，这才是那具正常旋转的高速陀螺的基座与轴承。

　　中国就没有法？当然是有的，森严的《大清律》可能就是国粹的最后或最高结晶，可那光是管辖老百姓的。刑不上大夫，是过于古气了些，八王犯法，雍正爷还要赏他与民同罪。但是，不能不指出，我们的大律就光光漏了一个洞，天网恢恢，独漏天子。我们的法曾有过“天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天条吗？看样子，我们的天子既为天之骄子，就永远不会犯法的，要不然老天会降全权予他一人？中国人关于治的逻辑到此嘎然中止。所以，中国的社会再进化再发展再发达，就是达不到优化，永远残存着那唯一的一点未在死河流水中浸过的脚后跟，谁有利刃伤及此弊，全身全心的功力元气修养修练，就都将从那孔中，一泄而尽，国破家亡。

　　我并不一定说洋鬼子用炮用舰瞄准了我们天子的脚后跟，扫荡了我们的立足点。我们自己的伟大的天才的创造性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不就有了从那脚后跟处修练未全之孔冒出的和尚打伞，才弥漫成延绵十载的无法无天。

　　回到我前文《又见九九风雨狂》，我们的党内务实派就是着意推动并加速陀螺飞转的主力，而我们的伟人，刚好就是力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促使国家动量积累的煞车磨擦片。反潮流的好汉，消磨尽了国家的元气，消耗了陀螺的动力，身后是一番烂摊子，所以才留下了高叫“稳定压倒一切”的呓语。

　　当一个人，高吹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法螺，狂力抽打着十亿只陀螺，丧心绞杀着共和国的精华，我们的法，我们的国家组织法在哪里？当一个人，集立法执法监法践法于一身，扮演着民族国家革命的集中意志的化身，又有谁来对哪些毫无价值的条文来解释界定？当一个人，既是党又是国、合君亲师于一体，成了我们唯一可爱能爱的对象偶像，我们能不一起发烧发疯发情发蒙？当一个人，利用人民给他的权力，党赋予他的旗帜，把他自身利益权位的追求披上民族与国家的华衣，实际上在造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反，我们这个庞大的民族我们这个新生的国家还不是干看着他的跳神之独舞因生命的竭垂方达终止，我们还曾有过别的一丝出路？从这一个人的对面来看，如果说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都凝结到了一个极点，我看那就是一种病态，一种难以医治的国家的和民族的病态。

　　再考查无法无天的缘由，不就是要打断“既定的”党权的移交程序？怎么打断，如果在稳定和平的正常情况下打不断，没有乱世的舞台来抚育英雄，我们的英雄也必定要实行意识对实践的反作用，于是有“英雄出乱世”，其光辉口号叫做“由大乱达到大治”──光看这“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想，你就知道某人有遭人“否定”的心酸处难以启齿，要不然好好的共产党的领导，一定要可劲地推翻重来──说句不在意的，就好像小孩子输不起棋，一抖袖子，抹去一盘惨局，就成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新新英雄。

　　对比的另一方面，眼下美国的政治危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候选的双方胜负如何，不管二者都是多么急切地赌胜，危而不急之处在于，谁也不敢来他个和尚打伞，一抖袖子，搅个混局，抹去一盘。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庆幸美国没有洋和尚、也没有去安源路上随身带的那把伞？

　　美国有什么？有二百年前大家通过的宪法。二百年来，除了经历一次内战以解决政治危机，至今仍是一国一制，国还是两百年前的故国，制还是两百年前的旧制。故国，旧制，都没有造成两百年的停滞。两百年间，虽然更换了三四十代百家姓的“天子”，起用了五六十代千字文的“臣”，可人家国号未更，寸土未失，制度未倒。这样的历史，虽然过于平淡，未见英雄，但我倒宁肯称赞此道避免乱世的真功。

　　虽然我们不否定总统选举除了人品之举外还有路线之选，但这里的“路线斗争”是选票的斗争，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序之中的斗争，而不是无产阶级领袖给我们描绘的你死我活的的革命斗争。之所以你死我活，是因为政归其专，没法分享，没法共存，一切第二把手都逃不出自取灭亡的死路一条。这大概不是阶级意识的差异，而是民族意识的差异，要不然我们换了这许多不同阶级的专政还是出不了专政专制专权集权极权极端的家传既定方针，有谁真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为着人民的利益，来把这个国家的事情办好，把社稷的陀螺加速？

　　我们也曾信过伟大人物，信过革命思想，信过先进阶级，可到头来，任什么也靠他不住。信不过，可也脱不了钩，因为大家如今都在一条船，说得不好听点，都在一条贼船上，或者都在那馊俄制的“库尔斯号”上，陀螺不转失去方向还好说，要是老是稳如泰山似的倦伏海底，总也浮不出水面，我们的生命维持系统究竟还能支持几时？

　　中国人开始讨论“人治”与“法制”的差异，可是我认为这一讨论的命题本身就是一个玩笑。这个世界上还真有过“人治”这回事吗？从我们所知的历史来看，包括中国的近代现代现在史来看，与单个的人相连系的，只有“人乱”没有“人治”，而且越是英雄就越出乱世。这个规律是百试未爽的。中国人或中国的文人或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政治学者们把“人治”的梦想拿出来当做现实放在现代政治的议题里，不觉得与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多么不相称吗？我们为什么不敢大胆直言：嗨，这个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不就是你们几个城狐社鼠的“人治”或“人乱”吗？不就是你们几个“人”要把自己凌架于我们光冕堂皇的法律之上吗？

　　关键还不是在于我们没有提出这一质询的程序。没有程序可循的法，就不是法，而只能叫律。谁让我们中国人把法分给了官，把律过继给师──法官律师到头来也只能是师律官法。是的，我也知道有几个小数量级的官鼠服法，但那不是法律的胜利，而是官场派系斗争的牺牲，也就是某些不英雄或次英雄的，叫真正的或现行的英雄踢出圈外。说起来，中国人还就是服气于英雄人物的命，问问谁还想叫这么十几亿傻瓜一个饵子就上钩打光，我看那官场里如此的英雄人物还大有人在。

　　谁让我们是这么个英雄的国度，危机的国土，周期的民族，硕大的社鼠……

　　看看人家了无英雄的危机，我们的这几招也只能叫“凑齐了”或者“凑巧了”。

<<万维读者周刊>> 第62期 (2000/11c)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