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兩奇本是壹根藤

　　2000年春天，中國文化界有兩大奇事，壹是中央電視臺反復播放新編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刮起壹陣“重學保爾精神”龍卷風；壹是王朔在新作新書中點名批判金庸、余秋雨等文化名人後，壹些文化人在各種傳媒上大罵王朔，以圍剿陣勢形成了批判王朔新高潮。

　　壹面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千方百計努力加入 WTO世界市場自由經濟體系，壹面又背道而馳，大力組織重學“計劃經濟年代”的“保爾精神”，算得壹奇；本是高歌價值多元，力倡自由民主的知識界人士，卻壹起來猛批“思想在體制外、行動也在體制外”的民間新生代自由作家王朔，又是壹奇。猛壹看去，這兩奇風馬牛不相及，然而稍壹皺眉，兩奇實為壹娘所生——皆為壹個共同的偽現代化思潮所左右，其病竈同出壹源。

    2.從“流氓”升格為“瘋狗”

　　“階級鬥爭”年代，人喜歡將自己討厭的人稱為“地富反壞右”——壞分子；而市場經濟年代，聰明人則樂於將批評者斥為“流氓”或“瘋狗”，雖然不是在重提階級鬥爭，但仍然是繼續著將對手劃為另壹階層入另冊的老套。這變化在王朔身上極為明顯。

　　中國知識壹角對王朔的反感，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開始，那時批判王朔，是借用王朔的壹句反諷“我是流氓我怕誰”，罵王朔不過是“流氓”而已。這壹批判歷經十多年，王朔不僅沒有批倒，反而成為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壹個代表人物，其影響之大連不共戴天者也只有“慨其嘆矣”。

　　關於前些年的王朔之爭，北京華藝出版社1998年12月再版的《王朔文集》，有壹篇寫於1992年6月28日的《前言》⑴，說得生動活潑簡明扼要——

　　《王朔文集》還未問世，京城內外已經沸沸揚揚。像以往評論王朔作品壹樣，褒與貶、罵與捧、臧與否，眾說紛紜。

　　有的大喜過望：“王朔立異標新，雄居新生代京味小說家頭把交椅，理應占當代文學史壹席之地；”

　　有的大為贊嘆；“中國文壇享此殊榮者當屬王朔；”

　　有的大惑不解：“王朔小說是痞味加俗氣，不登純文學大雅之堂，怎能享受這等榮耀？”有的大加嘲諷：“王朔崇尚消費人生，作品玩世不恭，無助於社會風氣的凈化。”

　　如此等等，莫衷壹是。

　　作為《王朔文集》的出版者，我們的初衷不是要對種種評論做出裁斷，只是希望對壹引起令人品味的現象引發思索：

　　八年前，王朔以《空中小姐》壹炮打紅後，八八年又推出《浮出海面》等四部發韌之作，先後搬上銀幕，熱熱鬧鬧地營造了壹個“王朔年”；以後幾年中，《我是妳爸爸》等幾部長篇，《過把癮就死》等十部中短篇，令文壇許多新槍老筆大為瞠目；《渴望》、《編輯部故事》等電視劇更使王朔的名字深入尋常百姓中。文壇的規律多是“各領風騷三五年”，為什麼“王朔熱”連續八年，不僅熱度不減，發展至今，卻持續升溫，大有獨占鰲頭，稱雄圖書、影像市場的勃勃氣勢？

　　為什麼王朔的書舞文弄墨者要讀，引車賣漿人愛看？儒雅之士津津樂道，平俗之輩侃侃談誦？

　　為什麼在難以引發轟動效應的當今文壇，王朔的作品卻異乎尋常地牽動眾多讀者的興致，以致在“文學圈內、準文學圈內甚至根本與文學不著邊的圈子裏引起壹陣陣騷動？”

　　為什麼王朔的人品和文風反差強烈？他為人忠厚沈靜，文章卻灑脫不羈？

　　王朔熱的升起是因為他的京味、他的調侃、他的機智、他的幽默或者是他的俗氣、他的痞味、他的油滑、他的玩鬧？是因為他介乎於“深沈博大和淺薄不文之間？”    ……

　　當年批判王朔，是因為王朔的小說裏充滿了對知識壹角虛偽現象的辛辣諷刺（他甚至為了貶低作家而稱自己的寫作是“碼字”），新壹輪對王朔的批判，則是王朔不僅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點名道姓諷刺了金庸、余秋雨等壹批文化明星，甚至對文化大師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巴金“六大腕兒”，他也表示了“要全得罪光”的意見，堅持拒絕仰視魯迅。這壹下讓有些知識者新仇舊恨壹起湧上心頭，於是從罵王朔“江郎才盡”、“不甘寂寞”、“以罵名人吸引回頭率炒作新書”，壹直上升到幹脆罵王朔為壹條“逮誰咬誰的瘋狗”⑵━━仍然是借用王朔“說我是壹條瘋狗，我就是瘋狗”之反諷。知識壹角這壹次給王朔定的罪名很明確：王朔狂反知識分子━━只有什麼人才反知識分子？只有專制者和其幫兇走狗才反對知識分子，言下之意，王朔已從體制外自由作家墮落為專制權勢的走狗了。

　　有這樣罪名的王朔，實在是不齒於什麼的狗屎了。

    3.王朔始終是弱者

    但實際情形卻是另壹景象。　　在王朔與知識壹角長達十多年的對壘中，王朔始終是壹個弱者，盡管王朔身後有著上千萬擁躉，擁有著上億讀者，但這些平民大都拿不動筆，只能遠遠地看著王朔孤家寡人上陣，遙遙送幾聲吶喊。而中國文化史上，歷來是大傳統（雅文化）壓小傳統（俗文化），文化界歷來是精英文化和精神貴族的領地，所以盡管王朔十多年來壹直不屈不撓，但他始終是壹個被眾多知識者所鄙夷的弱者，寡不敵眾，總是被罵得狗血淋頭。所幸王朔可能借了點阿 Q精神，在回到“土谷祠”之後，又繼續自己的頑主美夢，依然高唱“妳不是個俗人？——我手執鋼鞭將妳打！……”

    4．我的主義是沒主義

　　我這個人從沒有什麼主義，也沒有什麼立場，只有壹個習慣，喜歡和弱者壹起挑戰強人，永遠愛為弱者說幾句話。今天的弱者明日變為強者了，我壹定離他而去，昨天的強者變為弱者了，我今日壹定要為他說幾句話━━任何人只要壹成為弱者，難免在“墻倒眾人推”的形勢下蒙冤受屈。比方說，當年我曾萬般仇恨宮廷權勢“四人幫”，但壹旦“四人幫”被批倒，站在審判臺上，我又想：讓“四人幫”如此承擔文革全部責任，似有不公，“四人幫”亦有冤啊━━當年他們不是遵照“最高指示”才發瘋似地“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麼？當年他們能為所欲為，如果沒有壹種專制體制的力量，又如何有那麼大的能耐？他們有罪，但還有比他們更有罪的人，豈能顛倒主次，“竊鉤者誅，竊國者王”呢？甚至對時下落入法網的貪官，我也想為他們辯護壹句：沒有罪惡的人，只有罪惡的體制與社會。

　　積習難抑，我便對中國文化界的弱者王朔打量了壹番，對2000年春天的“批王”高潮稍稍留了壹點心━━果然，現實再次證明了我的理論：弱者多有冤━━王朔過去遭罵，今天受剿，皆蒙冤也！

    5．王朔何曾反“知識分子”

　　王朔何冤？其冤有二：

　　其壹，王朔沒有反知識分子。現在討伐王朔的“替天行道”者高呼：打倒惡狠狠地反知識分子的瘋狗王朔！——可事實呢，全然另壹景象。

　　首先，王朔所譏諷的金庸、余秋雨等人，可以算文化明星，卻並非屬於知識分子。許多能做壹點學術，能寫幾篇散文的人，總愛以知識分子自居。其實，按照國際公認的標準來看，這些教授、博士、碩士、學士並非知識分子。余英時先生說得好：“這裏所用的‘知識分子’壹詞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義的，並不是泛指壹切有‘知識’的人。這種特殊涵義的‘知識分子’首先也必須是以某種知識技能為專業的人；他可以是教師、新聞工作者、律師、藝術家、文學家、工程師、科學家或任何其他行業的腦力勞動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興趣始終限於職業範圍之內，那麼他仍然沒有具備‘知識分子’的充足條件。根據西方學術界的壹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以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著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壹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是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識分子’事實上具有壹種宗教承當的精神。”（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P2）⑶而王朔所拒絕的金庸、余秋雨等，其學識不過始終局限在自己的專業之內，從未為“公共利害之事”跳出來“鐵肩擔道義”。

　　相比之下，倒是王朔頗有些現代知識分子追求━━王朔的知識專業技能是寫小說，但他的小說不是高唱“主旋律”，而是充滿了對假大空和“新時代”的深切批判。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影視劇，無壹不是對極左、偽現代化的深層解構，雖然他的批判只是用小說敘事方式，用市井生活白描，用小品人特刻劃，但這種生活流的感性批判，正好彌補某些理論文章理性的生硬與空疏，成為壹種“形而中”的自由主義個性解放啟蒙，更容易深入大眾人心。而當王朔從寫小說轉到寫批評文化明星、文化大師的雜文時，王朔也就從“文學劍客”兼職“思想刀手”了，為“公共利害之事”跳出來“流氓”擔道義了。這壹進化雖然和魯迅在《吶喊》後主攻雜文不可簡單類比，但其軌跡方向的壹致性卻頗值研究。盡管王朔不壹定自覺，我仍要說，今日王朔至少是自由主義思想啟蒙的壹個方面軍的先鋒。

    6．王朔亦是“有中國特色的知識分子”

　　中國歷史上向來只有“士”而無“知識分子”，直到20世紀初才開始有壹些“士”變為了現代知識分子。從特定的歷史來看，“士”也算是中國古代的壹種半知識分子吧。何為“士”？《說文解字》說：“士，事也。……凡能事其事者稱士。”許慎如此以“事”訓“士”，說明了只要“通古今，辯然否”，則不論妳在幹什麼，都是士。近人吳承仕甚至說：“士，古以稱男子，事謂耕作也。”（同上）⑷，能做好壹件事，能說出古今得失，便是古人心中的知識分子了。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後來隨著社會分工細致，士專致讀書為官上諫，但這壹士的基本內涵“通古今，辯然否”，卻始終未能改變，這正與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者才是知識分子的現代概念有所相似。

　　可見，無論是用中國古代士的概念，還是用現代知識分子的標準，王朔都算得壹個有中國特色的知識分子。只不過王朔屬於那種文化小傳統的知識分子，就像寫《三言二拍》的馮夢龍。但中國文化發展歷來是靠大小兩種傳統相互補充而發展的。從孔子編《詩經》開始，中國文化就開始了雅文化與俗文化互補：《詩經》的主體《國風》，有詩 160篇，基本上采自民歌，算得當時俗文化的代表；《詩經》中的次要《小雅》、《大雅》和《頌》，則大多出自當時上層文化人之手的雅文化；壹部《詩經》，無論論質論量，皆是民歌——俗文化為上。以孔子那樣宣稱“上智下愚”的精英文化大師，尚且如此重視和推崇“體制外”的民歌，可見俗中多有大雅，“體制”不可排斥“體制外”。爾後盡管中國文化壹直是以大傳統領導小傳統，但俗文化始終有壹席之地，並且愈來愈壯大——明清之話本、戲曲、小說浩蕩洪流正好與近代西方崇尚通俗文化為主旋律之現代化潮流相接軌——中國古代封建體制從來沒有想斬草除根滅掉體制外的俗文化。整個中國歷史，中華文明五千年，只是“新中國”的前30年是實現了“雅文化”專政，把體制外的俗文化壹網打盡。就文化專制而言，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黑暗的30年，最為愚蠢的偽現代化30年。而改革開放，就是破除為體制統治者服務的雅文化，讓民眾之自由精神的俗文化全面復興解放。所謂現代化之歷程，就是因反對神的專制、體制的專制而代之以人性復歸為追求的世俗化過程，從為了上帝、為了宗教、為了體制，轉到為了人的需要，為了百姓的生存，整個世界近代史就是壹個用世俗化取代宗教體制雅文化的歷程。王朔作為“垮掉的壹代”的“新生代”代言人，就是以寫新生代生活的俗小說來幹預“公共利害”。如此當代中國俗文化的代表人物王朔，當然也在現代知識分子之列。雖然王朔為了反抗傳統的偽現代化，拒絕享用“知識分子”，享用“作家”等雅文化稱號，但他的實質明明白白擺在那兒，並不以他自己是否承認，別人是否認定為準，就像壹些拒絕領諾貝爾文學獎的偉人，他們不領獎，並不等於他們沒有達到諾貝爾文學獎水平。

　　如果余英時說得不錯：“大傳統或精英文化是屬於上層知識階層的，小傳統或通俗文化屬於沒有受過正式教育的壹般人民。”（同上）⑸，那麼王朔的小說，至少可以算是小傳統通俗文化，至少可以讓雅文化者“觀風采謠”——當年孔子那般大雅尚不棄“國風”而編為《詩經》，讓民歌成為雅文化之經典，今日之雅士們何以壹定要以“反知識分子”之罪名而代體制整死小傳統俗文化人呢？

    當然，王朔落下“反知識分子”之罪名，也與他某些概念闡述不清有關——他曾在意大利的壹次什麼會上說：“以我之偏見，中國社會最可惡處在於偽善，而偽善風氣的養成在知識分子……中國有很多神話，最大的神話就是知識分子受迫害。……殺知識分子的都是知識分子……”（王朔《無知者無畏》、《我的文學動機》）⑹中國知識分子受迫害，這是壹個“古已有之，於今為烈”的事實，怎麼是神話？聯系上下文來看，王朔顯然在這裏詞不達意——王朔是認為中國文人並非外人所殺，而是“知識分子”自己殺自己。這壹觀點倒是頗有深度——中國歷代文化人遭難，必先起於同類告密當打手——遠的不用說，胡風不就是因舒蕪、周揚、巴金之類文人朋友告密幫兇而落難？當年55萬右派，文革文化大師全軍覆沒，不都是與郭沫若、馮友蘭等文化大師為虎作倀，錢鐘書等坐山觀虎吃有關？而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也是“兼職文化人”，毛澤東雖貴為“還看今朝”的帝王，亦是寫“湘江評論”的時評大家，詩詞書法壹流的文化大師，說他們整文化人是“殺知識分子的都是知識分子”，並不為過。從傳統來看，“士”在中國，大多是集文化與權勢於壹體的“士大夫”（明代王陽明壹面當巡撫，壹面格竹當哲學家，算得典型），這壹趨勢至今依然（而今當權的“技術官僚”不都是名牌大學出身麼）；如果硬要把當官的文化人不算不文化人，那麼古之唐詩宋詞恐怕就得稱官文化或意識形態？顯然與事實不符。明末除開東林黨人的作品，還有多少文化與思想？近之李銳、王元化、李慎之等“做過官仍在黨”的自由思想者，又列於何方？西方古有哲學王當皇帝，近有自由思想家當總統——李慎之在《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⑺壹文中就介紹：               　　捷克現任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是我們時代傑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戲劇家 著名，後來又成為突出的異議人士、哲學家，最後因為壹九八九年底柏林墻被推 倒以後捷克斯洛伐克與壹系列中東歐國家發生革命而被推為總統，到現在已經九 年了。

　　雖然他擁有極其耀眼的頭銜，但是歷史將永遠記得他是壹位促成了後極權主 義結束的思想家與實踐家。他最大的功績就在於教導人們如何在後極權主義社會 尊嚴地生活，做壹個真正的人。（《哈維爾文集》中文版序，引自2000 年4月28日《思想的境界》網站） 　　　李慎之最後強調：“中國現在正處在後極權時期，哈維爾的思想和實踐對我們中國人有什麼借鑒和啟發呢？”顯然，這裏是以反問表示肯定——捷克現任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依然是我們時代傑出的思想家！他並沒有因為當了總統而失去知識分子身份。

　　這就證明，以當官與否判別是否文化人、知識分子，並不準確。我們無須掩蓋知識分子被權力腐蝕後的醜惡形態，無須以否認毛澤東是思想家來掩飾知識分子殺知識分子的殘酷現實。“真正的猛士敢於直面血淋淋的現實”，“正視壹切重疊淤積的凝血”，事實真相是，中國的確“殺知識分子的大都是知識分子”——從“中國第壹思想犯”李贄死於東林黨人張問達告密，到反右、文革，到今天——劉軍寧的下崗不也是壹撥知識者所為麼？（壹個號稱自由主義的女經濟學者不也為了私怨壹再向有關部門舉報我寫“反動文章”，聯手進行“封殺”麼？）歷史已壹再證明！如果我們現在繼續遮掩“知識分子殺知識分子”，就只會導致這種悲劇繼續上演，更上壹層樓。連正視的勇氣都沒有，又談何解決？我們只有首先承認“知識分子要殺知識分子”的現狀，然後才能弄清為何“知識分子要殺知識分子”，然後才可能制止類似悲劇。——王朔能看到“中國社會最可惡處在於偽善，而偽善風氣的養成在知識分子”，說明中國文化人在進步，對這壹進步不給予支持反而進行打擊，豈非千古奇冤？

　　世上沒有完人，任何階層、任何偉人都會有致命的缺點；知識分子當然亦有諸多毛病；“知易行難”是文化人的天性，言行不壹，始終不壹，從追求自由走向“逆我者亡”之專制的“偽現代化”，已是世界性通病。以王朔給“知識分子”提意見，以他“模擬”地而不是“數碼”地反抗偽現代化，來判他“大咬知識分子”，顯系冤判。王朔不服，大眾更不服。

　　當然，王朔也許有壹糊塗：把有病無病的知識分子都混為壹鍋了——為了準確起見，應該按照現代標準，從知識分子中分離出“偽知識分子”，殺知識分子的文化人已是偽知識分子，已是“偽現代化者”。但王朔畢竟不是理論家，他的這壹含糊畢竟不能成為知識者圍剿他的理由。

　　以上為王朔第壹冤。

    7．王朔反的是偽崇高

　　其二，王朔沒有反崇高，他反的是偽崇高。

　　討伐王朔者說，王朔反對崇高的理想，反對崇高的人格，但我們看王朔作品，他所鞭撻的醜類，沒有壹個是真崇高，壹個個皆是為專制效勞或為奴役唱贊歌的偽君子。王朔的確沒有寫過壹個英雄知識分子，但是，不歌頌英雄人物並非是反英雄、反崇高，而是實事求是，身邊沒有，現實沒有，就不必去完美主義地“高大全”、“三突出”。俗小說可以微言大義，俗文化也可以大義凜然，誰說俗文化便是俗呢？

　　不妨讀壹段王朔——王朔在中篇小說《妳不是個俗人》⑻中有壹段以倡議給文化人“送好話、送好事、送好夢”而反“知識分子”的集中表現——

　　馮小剛領著壹個長得十分誇張、活脫卡通人物的男子走進來，很嚴肅地給於觀介紹：

“哎，於觀，這位是《交際與口才》報記者華遠先生，想找妳了解壹下咱們‘三好協會’的工作情況。”

　　……

　　於觀把華遠領進裏屋，那幾乎只算半間房，堆滿過時的壁紙和裝飾材料，都是用這間屋開買賣的上個戶主倒閉時留下的。小屋勉強可以坐兩個人。

　　“妳想了解什麼呢？”於觀問。

　　“想請妳談談妳們是怎麼想起要成立這個‘三好協會‘的？請妳解釋壹下這‘三好’是指哪‘三好’？”

　　華先生坐正、坐直，拿出筆和筆記本，但仍像屁股底下墊了彈簧似的動彈不停。

　　“不用緊張，隨便談。”他安慰於觀。“發表不發表我還沒想好呢。今天只是路過，被剛才那個人死纏硬泡拽了進來。”

　　“這個，成立‘三好協會’……”於觀雙眼茫然，接著穩住了神色，口齒也流利了。“‘三好協會’，主要是我們對目前的社會風氣十分反感。哎，人和人之間不是互相瞧不起就是互相攻擊，壹點真誠的感情都沒有，哪像是壹群人？”

　　“是，我也對這種現象很有看法。”華先生點頭贊同。

　　“怎麼就非得胡撕亂咬？互相說點好話怎麼啦？”於觀忽然憤怒了，臉紅脖子粗地瞪著華先生，質問：“難麼？費事麼？是壓根沒教過還是都忘了怎麼說？壹張嘴就陰陽怪氣，壹張嘴就毒汁四濺！有時我在街上聽到穿得那麼體面的兩個人互相罵出那麼難聽的話，我就難過，就心疼----都是人民和人民呀！”

　　於觀眼圈由衷地紅了，華先生默默不語，肅然起敬。

　　“於是我就默默地想：咱是文明古國呀，再這麼下去就不對了。死後怎麼有臉去見咱們那些以道貌岸然著名於世的先人？也愧對子孫，人家將來要查的，到底這優良傳統是從哪朝哪代失傳的？”

　　於觀看了眼華先生，見他還在聽，才又接著往下說，語氣由沈痛變得激昂，鏗鏘頓挫。

　　“所以我們大家壹碰頭，覺得不行，不能任其下去，要管，必須管，不顧壹切地管！從現在做起，從我做起，讓互相吹捧蔚然成風。”

　　“於觀臉上現出壹片極燦爛的光輝，隨之他連忙解釋：

　　“我說的是互相吹捧的褒義，指的是那種詳和的氣氛。”

　　“我懂我懂，很理解。”華先生點頭如啄米。“即便是貶義的互相吹捧也比互相謾罵強。”

　　他極為認真地對於觀說：“實話告訴妳，我早盼著有個匹夫覺得自個有責任了。”

　　馮小剛的聲音從外屋傳進來：“有信心了吧？這回不怕誰說長道短了吧？這就對了，走您的路----門在這邊。”

　　“首先是壹片好心，其次是各種好話，最好匯成壹個刻骨銘心的好夢。瞧，這墻上掛著的就是我們的心聲：好夢獻給妳！”

　　於觀掉頭擡手往後墻壹指。華先生只顧埋頭在本上速記，寫了壹遭才擡頭亂找。

　　“妳們是逮誰捧誰，還是也挑人，單捧有名的？”華先生又問。

　　“逮誰捧誰！於觀斷然道，手同時往下壹劈，作了個暫釘截鐵的手勢。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搞三六九等。妳想呵，往往最不值得捧的人最需要捧，這牽涉到壹個為什麼人的問題。也就是說，凡是群眾需要的，就是我們樂意奉送的。”

　　“那麼哪部分群眾最需要？”

　　“這個我們做過市場調查，恐怕最大的潛在顧客還是文藝界人士。他們本人當然很謙虛，相信家屬會對我們的工作很支持。”

　　“那是壹定的。”華先生頗有同感，接著補充道：“只要做好宣傳工作，很多人都會立即認識到妳們這項工作的意義和不可替代性。”

　　“目前我們還在試業，業務尚未全部開展，人員也需要培訓；僅僅剛開始了送好話，做好夢下壹步開辦，正在籌備。”

　　“請問，顧客要接受妳們服務，是不是要預約？還是直接找上門來就接待不問來頭？”

　　華先生的筆脫手掉在地上，他低頭滿地爬找。

　　“嗯，目前主要是我們送上門去，打聽好住扯主動上門服務，顧客往往不知情。這麼做的目的，壹是鍛煉隊伍二是提高知名度。妳曉得壹項事業草創階段總是很難的。”

　　“懂，懂，任何壹家商店剛開張都要大酬賓。還有壹個問題：妳們從事這項工作……這得算腦力勞動吧？”

　　“我覺得要算，捧得好捧得巧妙不露痕跡是要傾註很多心血的。”

　　“那妳們收費標準是不是很高？價格根據什麼計算出來的？”

　　“我們不收費。”

　　“打開銷路以後呢？”

　　“那也不收費，這是在我們成立‘三好協會’之初就決定了的。”

　　“義務捧人？”

　　“妳想呵，這工作本身是個很容易讓人產生誤會的工作，我們要是收錢，當下就會讓人把我們的高尚行為庸俗化了。再說，要錢幹嘛？我們都是只愛真理不愛錢的人……”

　　於觀語焉不詳，這當口，馮小剛走進來把話接過去：

　　“我們是沒有自己的私利的，這個到哪能兒都叫得響。”

　　“我們過去很多好事辦不成，吃虧就吃虧在讓人家懷疑我們的目的了。”於觀恢復流利。“馮小剛概括得好。”

　　“可妳們完全不收費，維持這個攤子的經費從哪裏來？總不能自個掏腰包搭錢捧人吧。”

　　“我們可以出賣別的，但在原則問題上，我寸步不讓。”於觀霍然色凜。

　　請問，這種對偽知識分子的諷刺，與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魯迅的《高老夫子》，錢鐘書的《圍城》，不是壹脈相承麼？對壹些偽崇高的假知識分子，難道不該熱諷壹下麼？

　　即便王朔近期寫過壹篇偏激之文：《我討厭的詞》（2000年 4月13日  三聯生活周刊）⑼，說他壹看到壹些雅詞“就暈，就麻蠅，就像碰到了膩友，就料到這本書是什麼人寫的，大概要講什麼。”也不能定他反崇高之罪。

　　請看他所害怕的128個詞——

　　優雅、檔次、格調、情結、關懷、巨大、精神、理想、信仰、終極、高貴、貴族、父親、神聖、清澈、呼喚、難忘、純粹、追尋、堅守、虛偽、沈默、價值、無比、光榮、自由、民主、民族、奴隸、體制、未來、歷史、人文、個體、生命、存在、誕生、詩意、想象、家園、故鄉、感謝、獻出、愛、熱愛、痛苦、幽默、智慧、博學、閱讀、文本、尖銳、拒絕、強烈、震撼、穿透力；

　　香水、絲巾、高腳杯、威士忌、咖啡、香煙、牛排、可口、三文治、書籍、唱片、時光、男孩、女孩、跑車、熱水澡、玫瑰、百合、寂寞、瘋狂、刻骨、夢魘、午夜、午後、做愛、優美、體液、汗、氣味、眼淚、皮膚、難堪的、淡淡的、蒼老、嬌嫩、冰涼、透明、柔軟、飛快、漫長、墮落、快樂、暈眩、地獄、天堂、怪裏怪氣、痛哭、了不起、太棒了、天哪！

　　披頭士、多芬、梵高、達利、範思哲、阿瑪尼、米蘭·昆德拉、博爾赫斯、海德格爾、哈貝馬斯、維特根斯但、瑪麗·杜拉斯、張愛玲、王家衛、艾略特、金斯堡、貝克特、昆廷·塔侖提諾、伯格曼、斯皮爾伯格。

    這當然有點矯枉過正。有點“得寸進尺，從現代文學的第壹‘劍客’想成為故作‘神聖’、故作‘高貴’的思想‘刀手’，想成為某壹類人的‘精神’領袖。”有點“聳人聽聞，標新立異，嘩眾取寵”，但我們仍然不能說他真心拒絕崇高。這裏面可能有些由於不懂外語的自卑產生的反抗，但更多的還是表達了他渴望多多直接從本土生活汲取思想與文化的個性追求。對於那些過於沈湎於西化的洋涇乓來說，王朔之偏見也許正中病竈。

    所以，2000年4月30日,《羊城晚報》有條消息：《二月河網上誇王朔》——

    “著名作家二月河日前在河南報業網的聊天室裏與網友作第壹次‘親密接觸’。在說起王朔時，二月河說：我跟王朔接觸不多，他罵人我不贊成，但他不是玩陰謀詭計的人，罵就是罵了，公開直來直去，比偽裝成朋友的偽君子要好出壹萬倍。”

    二月河這壹評價頗為中肯，驅逐了許多關於王朔的不實之詞。

    這是王朔冤案之二。

    8.三種圍剿者

    把王朔之冤明辨了，那麼再看如今圍剿征伐王朔的實質。

    批王朔，其實是“壹元化還鄉團”對“多元化”的圍剿。    改革開放20多年，文化思想界壹個重要成就，就是推倒了思想文化壹元化。新中國前30年，可以說只有壹花獨放、壹家獨霸的思想專制，而改革之後，多元化文化思維才被引進、默認，於是王朔才問世了。王朔的壹切作品，皆是壹種獨立的個人感覺、獨立的思想，他沒有從屬於“主旋律”，沒有服從於體制，他的思想明顯具有自由之精神。在中國有那麼多的雅文化，有那麼種依附於主旋律的學者、教授，而像王朔這樣無師自通的自由作家，屈指難數，為何不能容忍壹二另類存在呢？許多深明“消極自由”的學人，為何卻非要行“積極自由”，把王朔滅掉而後快呢？現代環境保護思想已經昭示，今天人們要保護毒蛇猛獸，完全不是依據其是否有毒有惡，是否正確，而是根據物以稀為貴的多樣化原則，不論多麼兇猛的怪獸，只要它是壹個特殊的物種，就應該保留，只要它快要滅絕了，就應該全力搶救。20年來，出了不少新生代作家，但像王朔這樣“走自己的路，不管別人怎麼說”的大無畏大眾作家，倒始終不多見，面對這樣的王朔，我們至少從環境生態保護的角度，也該予以寬容而非企圖用狗血淋頭將其窒息。“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各行其是不好麼？縱然是王朔不好，先進攻文化明星、文化大師，先挑起戰火，也該不以惡還惡，以暴易暴，以罵對罵。當壹些人大肆制造新的個人崇拜、新的壹元化領導之際，某些自由文人竟也不知不覺以剿滅異己為樂，豈不是也加入了“壹元化還鄉團”？

　　批王朔，是體制內對體制外的圍攻。

　　正如壹個學者所嘆息，今天的學人大都是“書齋裏的革命”，已經不可能有當年恩格斯那樣壹面寫學術理論，壹面參加巷戰的知識分子了。何以至此呢？無非因為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數仍靠體制所供養。沒有自由的經濟來源，“端人碗受人管”，難免不從“被迫自律”到“習慣自律”，說話之前先觀體制臉色，只說體制不太發怒的話。而王朔早已脫離體制，進入市場自謀生計，真正的“碼字”換錢謀生。這種自由生態的作品，本來就是體制所極其討厭的。無奈因改革多年，壹時還變不過臉來直接給顏色，只有通過重新播放《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來去皮見骨，慢慢勒緊王朔的出路。在這種情況下，壹些報刊傳媒拿出大版篇幅來供人罵王朔，就決非只是市場因素的偶然性。想想如今是什麼氣候，稍跟體制關系好壹點的人都有“政治保護”，不允許絲毫不尊敬，唯獨對王朔，誰要罵，盡管罵，不管是用“流氓”還是“瘋狗”，再臟的詞只要不嫌自己汙口，盡管放。這樣的寬松與那樣的緊縮相比，其體制對王朔的態度，不是壹清二楚麼？

    不可否認，有些罵王朔的知識者，與體制不過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沒有什麼真往來，他們甚至也是真正的自由主義的追求者，但是壹不小心，壹葉障目，壹時任性，便幹了百姓痛、體制快的糊塗事。

    中國文化人向來有壹傳統，私仇大於價值追求——為了報壹己私仇，不惜權宜之計，和自己並不喜歡的體制聯手，結成暫時統壹戰線。這正是有中國特色的偽現代化的經典表現。

    批王朔，是新自由主義者批古典自由主義者。

    劉軍寧先生說得好：“據我觀察，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不喜歡自由市場經濟，不願研究財產權與經濟自由的原因……這樣的自由主義更多地親近於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義，而不是古典自由主義。中國的自由派堅持的是文化自由主義加上壹些政治自由主義。中國的自由主義始終與現實社會基本脫節，從未真正屬於過中國的普通民眾，基本上只屬於象牙塔裏的知識分子。這也意味著，只要自由主義還停留在北大這樣的大學圍墻內，它就不會有重大的作為。它或許可以成為壹種思潮，卻不能實現自由主義的根本意義，因為自由主義在本質上是關於‘實踐’的主義。”（劉軍寧《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⑽，王朔的實踐可以說是壹個古典自由主義者，不僅在文化上、思想上、政治上追求自由，而且經濟上也力爭自由，他的生存早已脫離體制供養，“不食周粟”，全賴自己弄小說、影視劇等等來自謀生路。相反，而今攻擊王朔者，大都是靠體制給工資，住體制之房的人。存在決定意識，只要與體制多壹分經濟關系，就難免有意無意地接受體制的壹些思想控制。這也就是壹些體制內思想者總也不能徹底看透事物根本癥結的原因，也是他們壹忽兒有很自由的腔調，壹忽而又很官方的旋律。這種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歧異，也是王朔遭難的病根之壹。　　    9．新批判與新劇新詩新畫像

    王朔是多元化的產物，王朔是反專制、反虛偽的產物，那麼要批判王朔，最好的氣候是重伸壹元化，重新宣傳偽現代化的新潮流。

    這種偽現代化新潮在2000年春天似乎出現了。

    2000年春季，央視兩次播出由深圳市委宣傳部組拍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電視連續劇，央視破例每天在新聞節目報道組織觀看的反響，全國各報“聞風而動”，掀起“重學保爾”的高潮。“鋼”劇雖然不是點名批判王朔，但鋒芒直指“主旋律”之外的“俗文化”則是“司馬昭之心，眾人皆知”。而王朔的作品顯然都是與“保爾精神”格格不入的“自由化”，播“鋼”劇，也就是在醞釀、營造批判王朔之流的文化氛圍，也就是批王朔。

    無獨有偶，與《鋼》劇相呼應的偽現代化新生事物層出不窮——

    2000年 3月28日的《廣州日報》，頭版有條報道，本來是旨在宣傳“廣州各屆認真學習江總書記的重要指示，聯系實際暢談體會”，以“致富思源，富而思進不忘根本”，然而其中卻有這樣離奇的壹段：

    “廣之旅開辟‘沿著總書記足跡旅遊’的線路，讓普通市民通過這些實景真切體會‘致富思源，富而思進’的內涵。”——這是廣之旅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鄭烘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的表示。

    這壹牽強附會的“假大空”新聞，似曾相識——我們曾在關於文革題材的影視、小說中見過，但而今竟出現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戲劇中的“假大空”竟然如“畫中人”壹樣，從藝術作品中走進了生活。

    毛澤東同誌晚年犯錯誤，在文革中默許了那麼多“個人崇拜”的創舉，但也還沒有讓人創造什麼“毛主席旅遊線”！當年“總設計師南巡”，轟動海內外，也無人發明“總設計師旅遊線”，而今在清除“假大空”20年後，怎麼居然還興起了“沿著總書記足跡旅遊”？這發源地竟然還是號稱“改革之窗”的廣東！難道昔日的“改革前沿”在今日已異化為“假大空之窗”？

    人們旅遊，主要是為了借遊覽山川風景、名勝古跡而休息；而今天的總書記在廣東考察的線路是從工作出發，並非專選風景名勝，總書記的工作考察線路與百姓的旅遊情趣是風馬牛不相及。讓21世紀的現代中國人還像“文革”那樣休息時也背誦領袖語錄，“早請示晚匯報”地“突出政治”，可能嗎？開辟“總書記旅遊線路”，既不會有遊客，更不會有什麼市場。“文革”過來人知道，這不過是沿襲文革當年壹些“沿著某某走過的路前進”老套子的新翻版。

    這些小道理，廣之旅負責人難道不知？知道，壹定知道，只不過，他們更通曉，雖然這只是壹條虛設的為了“造新聞”的假旅遊線，但卻可能給上級造成壹種本人本單位如何積極貫徹中央領導人指示的先進形象。為何壹個商業企業要如此制造“政治紅帽子”？可見我們的市場經濟要依靠許多非市場因素。

    壹個廣之旅如此糊塗無所謂，奇怪的是這種糊塗想法能見諸黨報，這可能就是有來頭的“風起於青萍之末”了。

    2000年 4月24日，《深圳特區報》副刊發表了壹篇《總書記來到南嶺村》的歌詞（作者蘇偉光為深圳市文化局長）——

(1) 楊柳綠木棉紅/南國三月春意濃/壹路春花綻笑容/總書記來到南嶺村/風塵仆仆走千家/神采奕奕訪百姓/看我們新樓房/看我們好生活/聽我們唱新歌/ 與我們同歡樂/洋溢朗朗的笑聲/發出諄諄的囑托/“致富思源富而思進”/像壹股春風吹進我們的心窩

(2) 春風吹暖融融/南國三月春意濃/明媚春光照大地/總書記來到南嶺村/伴隨春風傳喜訊/黨的關懷暖人心/給我們指前程/為我們掌航舵/教我們不停步/ 領我們永開拓/洋溢朗朗的笑聲/發出諄諄的囑托/“致富思源富而思進”/如壹聲春雷響遍南疆北國     凡是經過文革的過來人，都會極熟悉這歌詞中的幾個關鍵詞：“神采奕奕”，“諄諄”，“掌航舵”，“指前程”，“壹聲春雷”，這不就是當年文革“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翻版嗎？其語言格調完全就像當年歌頌“紅太陽”毛主席啊！那時不有壹首歌《毛主席來到咱山村》，就是這樣的詞麼？難道又要“大樹特樹”“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總書記思想”麼？由此人們想到，1999年底，“澳門回歸”時，珠海市機場路上豎起壹塊上百平方米的巨大的“總書記畫像”⑾——整個背景是壹面鮮紅黨旗，江總書記高大的身體占據中心，其身後是小壹截的毛澤東與鄧小平在陪襯——這樣以文革語匯的宣傳畫來突出現任總書記，這樣顯示現任總書記不僅是當今的核心，而且是黨的三代領導人的核心的“三突出”宣傳畫，北京不曾出現，內地沒有見到，居然在改革開放前沿陣地橫空出世，無人置疑。這是何等耐人尋味的問題—―廣東難道已從改革開放之窗變為了“假大空”之窗？難道真是“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文革又要來了？（——文革產生的關鍵因素壹是“個人崇拜”，二是“假大空”，如果沒有“大躍進”假大空高潮，沒有“全國人民背誦毛主席語錄”的個人崇拜高潮，文革能發動麼？當這兩股陰風又出現時，二次文革也許就不遠了。）可以肯定，像這樣形式主義、個人崇拜似的宣傳總書記，決非今日總書記和中央的指示，而是某些官迷心竊者，企圖重新祭起文革那壹套偽現代化伎倆而制造的“極左還鄉宣言”。有人如此糊塗，並不奇怪，但奇怪的是這種假大空出籠後，沒有人來及時批判制止，相反，受批判的倒是反假大空的新青年王朔，這就令人扼腕長嘆了。改革前沿在制造假大空，首善之地猛批王朔，這南北兩地背後的深層的動向是什麼呢？

    有些自以為很清醒很理性的民主法治追求者，某些高舉自由主義大旗者，竟然也在如此氛圍中大批王朔當先鋒，又意味著什麼？

    王朔並非如何了不得，王朔有很多糊塗觀念，比如對知識分子概念的含糊，對不會寫長篇小說者的冷眼，對魯迅價值的低估，對散文隨筆的輕視，但是，對這些偏見的批評，應該在壹種學術和文化的平臺上進行，而不能走到人格侮辱謾罵的軌道，即便王朔有不理智的行為，反批評者也不該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正如我們懲治流氓也決不可以流氓手段。何況王朔喜笑怒罵皆成文章，從未點名罵誰為流氓為瘋狗，何況王朔整體上代表著現代人格的進化。號稱追尋現代化的某些文化精英，又何忍對壹個本質上的同盟軍如此心狠手毒呢？難道今日的壹些文化精英，實在如同當年的東林黨人，為了保護自身大名和利益，不惜對本是同路人的自由思想者李贄殘酷舉報，與萬歷皇上聯手除之？

    10．王朔的直言與偏見      王朔不可能沒有毛病，他可能有壹切文人皆有的弊病，但他卻有壹個難得的長處——反對虛偽，盡力說實話，少裝腔作勢。請看幾例——

    1999年12月 5日，《遼沈晚報》有篇消息：《王朔要和魯迅老舍“玩兒真的”》——

　　前不久，王朔在《中國青年報》上公然筆伐金庸引起軒然大波。近日，王朔又語出驚人，批金庸只是個開頭！

　　談及批金庸壹事，王朔說：“要說嘩眾取寵，可能也有點吧。不過挑戰大眾趣味，有快感！其實那就是依我自己的壹個原則，就是‘跟誰都玩真的’，這是馬曉晴說的，我覺得有道理。我覺得妳哪兒不好我就認真地說！”

　　王朔表示，目前他已寫好了壹篇關於魯迅的評論，《收獲》明年 1月份發。王朔說：“魯迅是我喜歡的作家。但我覺得他的小說寫得並非都好，給點技術上的分析。另外，我還準備說說老舍，發在《北京文學》上，我準備把他們全得罪光嘍！”

　　王朔在這消息中坦率承認自己有點“嘩眾取寵”，但從2000年 3月出版的《收獲》看他的《我看魯迅》，從2000年 4月的《作家》看他的《我看老舍》，他的確坦率，在和魯迅與老舍“玩真的”。

　　試讀《我看魯迅》⑿中幾段“王朔語錄”：  　　魯迅的小說寫得確實不錯，但不是都好，……而且，說魯迅的小說代表中國小說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實。

　　魯迅寫小說有時是非常概念的，……《阿 Q正傳》活畫出中國人的揍性……（電影《阿 Q正傳》）總覺得是在宣傳什麼否定什麼昭示什麼。回去重讀原作，發現魯迅是當雜文寫的這個小說，……概念形成的人物當作認識的武器，針對社會陋習自有他便於發揚火力指哪兒打哪兒的好處，但作為文學作品中的審美對象他能激起讀者的情感反應就極為有限了。

　　魯迅有壹批小說遊戲成分很大，……若說魯迅依舊令我尊敬，就是他對什麼樣公認的偉大人物也沒露出絲毫的“奴顏和媚骨”，更沒有用死無對證的方法大肆弘揚民族正氣，編織盛世神話。……魯迅這個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開，自他去了上海，心無寧日，天天氣得半死，寫文章也常跟小人過不去。

　　我是把小說當作“作家”這壹行的防偽標記看待的，因為有太多不著調的人在寫散文。凡見報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名單中頂著“著名散文作家”頭銜那位往往是壹冒牌貨，不是作協官員就是某人的兒子或者幹脆是文學圈裏壹碎催，能寫個山水遊記或是某老腕某年某日壹時的音容笑貌就舔著臉出來招搖了。使我壹想到散文隨筆總覺得那不是正經東西，若說某人獨以散文隨筆見長，先覺得這是壹起哄的，讀了也以為好，仍覺得此人沒根基，起碼和文學無關，用那種比較裝孫子的話說就是“文化意義大於文學意義”。

　　魯迅光靠壹堆雜文幾個短篇是立不住的，沒聽說有世界文豪只寫過這點東西的。……我堅持認為，壹個正經作家，光寫短篇總是可疑，……有壹種為沒寫過什麼東西混了壹輩子的老作家遮醜的鬼話，說寫短篇比寫長篇難。……魯迅沒有長篇，怎麼說都是個遺憾，也許不是他個人的損失，而是中華民族的損失。……壹個經常出現的文學現象，我們有了壹個偉大的作家，卻看不到他更多優秀的作品。

　　魯迅這個名字是神聖的，受到政治保護的，……像所有被推到高處的神話人物壹樣，在魯迅周圍始終有壹種迷信的氣氛和蠻橫的力量，壓迫著我們不能正視他。壹想到他就覺得他的偉大是不證自明的。

　　思想解放運動開始後，老百姓第壹個變化就是嘴壞了，誰都敢說。……不壹定非要正確才能發言，怎麼想的就怎麼說，說了也就說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實先要有這麼個耍王八蛋的過程。

　　說到魯迅精神，就是以筆為旗，以筆為投槍或為匕首，吃的是草，擠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協地向壹切黑暗勢力挑戰。與之相聯的形象便是孤憤、激昂、單槍匹馬，永遠翻著白眼，前面是壹眼望不到頭的明槍，身後是飛蝗壹般放不完的冷箭，……這個不會為缺點玷汙逮誰跟誰急的戰士形象對後代中國作家的吸引遠大於小說的那個魯迅。

    再讀《我看老舍》⒀中的憤激之詞——

　　前幾天和朋友聊天，說到六大腕兒的作品，大家掰著指頭嘆息，他們的東西到今天還能看的真不多了，郭沫若的不行了，茅盾的不行了；魯迅的雜文和《故事新編》還能看；曹禺的三部話劇也能看；巴金的東西我說了壹部《憩園》，朋友說了壹部小說改的電影《英雄兒女》；說到老舍，我們壹齊說《茶館》。朋友的態度沒有我那麼毫無保留，說《茶館》只是第壹幕好，後兩幕也有點改走筋了。

    老舍，像他同時代的大多數作家壹樣，只當了半輩子好作家。由此可見，真誠，與偉大的時代同步並不能保證壹個作品篤定成功。時代也不能太偉大，太偉大了，人就不見了。

    我經常聽人講，成為壹個偉大的作家必須要有壹些寫作之外的先決條件，思想性啊，責任感啊，對巨大事物的關懷啊，說來說去似乎都在強調作家的人格，許多作者本人也紛紛咬著後槽牙說：創作拼到最後就是拼人格。依這個說法，凡是經過"文革"活下來的作家都無法偉大。這些年揭出了很多文壇上的陳年舊惡，在那個不道德的時代和更早之前，那些說起來近乎紀念碑式的人物都不分先後做了醜惡表演，妳搞我，我搞妳，其下作還不如今天監獄裏關的那些刑事犯。就我的閱讀範圍，老腕們差不多人人沾包，以至使我有壹個偏激的想法：老作家，都沒有資格談"人格"二字。

    朋友說：中國作家吃虧就在於人人不老實，壹方面可做繞指柔，壹方面又都是暴脾氣，軟，軟到人盡可欺，硬，硬起來便壹頭撞死，都不把寫作當回事。其實這不是中國作家的傳統精神，漢朝有個叫司馬遷的，被皇上騸了，沒急著死，寫了壹本《史記》。

    《四世同堂》中有壹句臺詞：日本人厲害吧？架不住咱能忍！

    死，只能成全壹個偉大的作家。咱們的偉大作家也太多了。    忍，沒準能忍出壹部偉大的作品。

    對於王朔這種不乏偏見、糊塗的坦率直言，已有很多科班學人開始寬容與認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博士焦國標說：

    “王朔的成功可以跟曹雪芹、張愛玲作比。《紅樓夢》為什麼成功？張愛玲為什麼風靡？原因多多，語言第壹。……某種意義上，甚至各種意義上，王朔的語言與曹雪芹、張愛玲的語言都是可比的。曹雪芹、張愛玲是大家庭裏熏染透頂的語言，王朔則是故都人情世故中溜圓的語言，都已經臻於極致，只待收獲。他們收獲了，因而他們富足了，就這麼簡單。王朔的成功實乃集幾百年間北京人的語言琢磨之功為己有。他的詞匯可能是新生的，但他的使用語境、氛圍之類是古舊的。”（焦國標《 幫王朔策劃後半生碼字生涯》）⒁

    文學博士葛紅兵更看好“王朔精神”。其《我看金庸和王朔之爭》壹文中說——

    知識分子承認金庸，和知識分子尋找抵禦市場經濟帶來的世俗化的工具的動機有關，金庸給了他們壹種文化上的幻覺，仿佛中國傳統文化可以抵禦市場化的侵襲。而大眾承認金庸是把金庸當成了蚌殼，他們在金庸塑造的浪漫主義英雄人物中看到了生活的另壹種可能——―盡管是幻覺中的可能。       而王朔呢？他恰恰相反，他無視壹切文化人的自我優越感，他對壹切“孔乙己”主義者都給予無情的嘲諷，他自稱是最沒有文化的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虛飾、浮泛給予毫不留情的打擊，他使文人斯文掃地。他常常對“教授”這個稱呼不屑壹顧，甚至充滿敵意，他的小說沒有詩、詞、曲、賦，他也不在小說中談論音樂、繪畫、文學，他自己在做文學可是卻將文藝看得壹錢不值，他只寫生活本身，從來不在他的小說中塞上不倫不類的“文化”，這是壹個徹頭徹尾的平民主義者。

    更為可貴的是王朔做這壹切的時候不是大呼小叫著去的，他總是面帶嘲諷的微笑，以壹種痞子式的玩世不恭去做，他的幽默，他的反諷，使得他看上去似乎是壹個沒有信念、沒有理想的人，他在世人面前隱藏了自己，因而為世人所不理解----沒有多少人能讀出他的小說裏滲透著的悲傷，沒有人能從他的小說中讀懂什麼叫做真誠。而那些所謂的人文主義教授，那些將導遊手冊當散文寫的人，那些呼天搶地不時將愛國主義當幌子晃壹晃的人，那些壹把鼻涕壹把眼淚地書寫“人文理想”的人則常常占盡先機。（葛紅兵《我看金庸和王朔之爭》“八面來風”網站2000年4月）       11． 王朔與哈維爾

    王朔的這些“真聲音”，不僅是在不自覺地繼承魯迅精神，而且也不知不覺地與反“後極權主義”的捷克思想家哈維爾心心相通。

    也許王朔並不知道“後極權主義”壹詞，不知李慎之所解釋：“後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松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壹點法制（註意：絕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壹樣的冷漠，壹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 彌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⒂ 但是，誠如葛紅兵所研究，王朔“他是幻覺文化的敵人，是假知識分子、窮酸文人的敵人，是假文化的敵人，他的價值立場是平民的，他寫這個時代的實實在在的在我們的身邊發生著的生活，他將生活的真實圖景展示給我們，因而他是壹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他從來不用假理想主義的神枝撫慰我們，更不用幻覺來打發讀者；他寫作的基本姿態是反諷，顛覆意識形態話語，揭示意識形態話語的荒謬性，將人們拉回到現實面前。”這正是哈維爾所主張的“人人說真話，人人做實事”和“從小處著手!"這就是在行使哈維爾所說的“無權者的權力”，將通俗小說變為了哈維爾倡導的“反政治的政治”。

　  “在哈維爾看來，他所處的後極權主義的世界是壹個荒誕的世界。它是無姓名的，無面目的，沒有個性化的人，沒有‘我’的。‘人民’代表了壹切，頂多再加上‘祖國’、‘階級’這麼幾個詞兒。”⒃而王朔呢，“在王朔那裏，壹切虛妄的價值觀念都被嘲笑，壹切假仁假義的理想主義都被諷刺，在人文主義的幻覺的天堂裏飛翔的教授看到了他的小說就會跌落下來，成為不堪壹擊的肉醬。王朔不遺余力地嘲笑知識分子，嘲笑理想主義者，嘲笑將道德、理想這些大詞匯當飯吃的人，使得‘知識分子’們大跌眼鏡，於是知識分子、教授們也就不喜歡他。同時，他在價值觀念上的顛覆姿態，他顛覆壹切正統的意識形態話語，因而他也不為意識形態所接受。”⒄

    葛紅兵由此結論說：“王朔在我們這個時代是孤獨的，大多數的人被他表面上的遊戲味、痞子腔所蒙蔽，沒有看到他在骨子裏其實是壹個真正的啟蒙主義者，對他的小說裏流露出來的深切的人道主義精神、對小人物的悲憫情懷、對愛情的渴望、對個體的人的存在價值渴求視而不見，是他在最正確的方向上堅持了魯迅開創的現實主義傳統，直面人生的戰鬥精神。”⒅

    至此，我們可以說，王朔現在是陷入了“後極權主義”階段的偽現代化大潮的圍剿。討伐王朔只是當前中國文化界自由與專制鬥爭的壹個新焦點。由於王朔不直接談主義，由於王朔畢竟只是文化小傳統，拿他先開刀，可以有麻痹與緩沖、試探與警告的諸多便利，也是先吃“卒”，再拿“車”，再“將軍”，去皮見骨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戰略藝術。這場鬥爭如何縱深擴展，最終勝負如何，眼下無法預見——“勃列日列夫式偽現代化”是否壹定來到中國，誰說得準？

    註釋：（本文註釋采用自創體例：兼顧閱讀方便與學術論文要求，正文中有簡明註解，文末再詳註。）

⑴、北京華藝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王朔文集》，為何用1992年 6月28日的《前言》，書中沒有說明，不知此書是否盜版。

⑵、此處故意不註明具體出處，因為並非壹人持此論；亦為友人計而模糊之。

⑶、⑷、⑸、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3月第二次印刷）頁2，4-5，129

⑹、轉引自聯想2000年4月19日 10:42,FM365網站“簽約評論” 《王朔是壹條什麼樣的“狗”》

⑺、⒂、⒃、李慎之：《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哈維爾文集》（崔衛平譯）中文版序），引自2000 年4月28 日《思想的境界》網站 。

⑻、王朔《王朔文集》（北京，華藝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頁814-815。

⑼、轉引自新浪網http://www.sina.com.cn 2000年4月13日 19:32  《王朔：我討厭的詞》。

⑽、劉軍寧《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年 5月出版）頁10。

⑾、2000年月4月14日，筆者在珠海市機場路拍攝了該畫照片，現保存。

⑿、王朔：《我看魯迅》，（上海，《收獲》雙月刊，2000年2期頁127）。

⒀、王朔：《我看老舍》，轉引自新浪網。

⒁、焦國標《幫王朔策劃後半生碼字生涯》，“首都在線”網站2000年4月6日。

⒄、⒅、葛紅兵《我看金庸和王朔之爭》“八面來風”網站2000年4月）

<<萬維讀者周刊>> 第35期 (2000/05b)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