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两奇本是一根藤

　　2000年春天，中国文化界有两大奇事，一是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新编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刮起一阵“重学保尔精神”龙卷风；一是王朔在新作新书中点名批判金庸、余秋雨等文化名人后，一些文化人在各种传媒上大骂王朔，以围剿阵势形成了批判王朔新高潮。

　　一面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千方百计努力加入 WTO世界市场自由经济体系，一面又背道而驰，大力组织重学“计划经济年代”的“保尔精神”，算得一奇；本是高歌价值多元，力倡自由民主的知识界人士，却一起来猛批“思想在体制外、行动也在体制外”的民间新生代自由作家王朔，又是一奇。猛一看去，这两奇风马牛不相及，然而稍一皱眉，两奇实为一娘所生——皆为一个共同的伪现代化思潮所左右，其病灶同出一源。

    2.从“流氓”升格为“疯狗”

　　“阶级斗争”年代，人喜欢将自己讨厌的人称为“地富反坏右”——坏分子；而市场经济年代，聪明人则乐于将批评者斥为“流氓”或“疯狗”，虽然不是在重提阶级斗争，但仍然是继续着将对手划为另一阶层入另册的老套。这变化在王朔身上极为明显。

　　中国知识一角对王朔的反感，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那时批判王朔，是借用王朔的一句反讽“我是流氓我怕谁”，骂王朔不过是“流氓”而已。这一批判历经十多年，王朔不仅没有批倒，反而成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其影响之大连不共戴天者也只有“慨其叹矣”。

　　关于前些年的王朔之争，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12月再版的《王朔文集》，有一篇写于1992年6月28日的《前言》⑴，说得生动活泼简明扼要——

　　《王朔文集》还未问世，京城内外已经沸沸扬扬。像以往评论王朔作品一样，褒与贬、骂与捧、臧与否，众说纷纭。

　　有的大喜过望：“王朔立异标新，雄居新生代京味小说家头把交椅，理应占当代文学史一席之地；”

　　有的大为赞叹；“中国文坛享此殊荣者当属王朔；”

　　有的大惑不解：“王朔小说是痞味加俗气，不登纯文学大雅之堂，怎能享受这等荣耀？”有的大加嘲讽：“王朔崇尚消费人生，作品玩世不恭，无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

　　如此等等，莫衷一是。

　　作为《王朔文集》的出版者，我们的初衷不是要对种种评论做出裁断，只是希望对一引起令人品味的现象引发思索：

　　八年前，王朔以《空中小姐》一炮打红后，八八年又推出《浮出海面》等四部发韧之作，先后搬上银幕，热热闹闹地营造了一个“王朔年”；以后几年中，《我是你爸爸》等几部长篇，《过把瘾就死》等十部中短篇，令文坛许多新枪老笔大为瞠目；《渴望》、《编辑部故事》等电视剧更使王朔的名字深入寻常百姓中。文坛的规律多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为什么“王朔热”连续八年，不仅热度不减，发展至今，却持续升温，大有独占鳌头，称雄图书、影像市场的勃勃气势？

　　为什么王朔的书舞文弄墨者要读，引车卖浆人爱看？儒雅之士津津乐道，平俗之辈侃侃谈诵？

　　为什么在难以引发轰动效应的当今文坛，王朔的作品却异乎寻常地牵动众多读者的兴致，以致在“文学圈内、准文学圈内甚至根本与文学不着边的圈子里引起一阵阵骚动？”

　　为什么王朔的人品和文风反差强烈？他为人忠厚沉静，文章却洒脱不羁？

　　王朔热的升起是因为他的京味、他的调侃、他的机智、他的幽默或者是他的俗气、他的痞味、他的油滑、他的玩闹？是因为他介乎于“深沉博大和浅薄不文之间？”    ……

　　当年批判王朔，是因为王朔的小说里充满了对知识一角虚伪现象的辛辣讽刺（他甚至为了贬低作家而称自己的写作是“码字”），新一轮对王朔的批判，则是王朔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点名道姓讽刺了金庸、余秋雨等一批文化明星，甚至对文化大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巴金“六大腕儿”，他也表示了“要全得罪光”的意见，坚持拒绝仰视鲁迅。这一下让有些知识者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于是从骂王朔“江郎才尽”、“不甘寂寞”、“以骂名人吸引回头率炒作新书”，一直上升到干脆骂王朔为一条“逮谁咬谁的疯狗”⑵━━仍然是借用王朔“说我是一条疯狗，我就是疯狗”之反讽。知识一角这一次给王朔定的罪名很明确：王朔狂反知识分子━━只有什么人才反知识分子？只有专制者和其帮凶走狗才反对知识分子，言下之意，王朔已从体制外自由作家堕落为专制权势的走狗了。

　　有这样罪名的王朔，实在是不齿于什么的狗屎了。

    3.王朔始终是弱者

    但实际情形却是另一景象。　　在王朔与知识一角长达十多年的对垒中，王朔始终是一个弱者，尽管王朔身后有着上千万拥趸，拥有着上亿读者，但这些平民大都拿不动笔，只能远远地看着王朔孤家寡人上阵，遥遥送几声呐喊。而中国文化史上，历来是大传统（雅文化）压小传统（俗文化），文化界历来是精英文化和精神贵族的领地，所以尽管王朔十多年来一直不屈不挠，但他始终是一个被众多知识者所鄙夷的弱者，寡不敌众，总是被骂得狗血淋头。所幸王朔可能借了点阿 Q精神，在回到“土谷祠”之后，又继续自己的顽主美梦，依然高唱“你不是个俗人？——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4．我的主义是没主义

　　我这个人从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立场，只有一个习惯，喜欢和弱者一起挑战强人，永远爱为弱者说几句话。今天的弱者明日变为强者了，我一定离他而去，昨天的强者变为弱者了，我今日一定要为他说几句话━━任何人只要一成为弱者，难免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蒙冤受屈。比方说，当年我曾万般仇恨宫廷权势“四人帮”，但一旦“四人帮”被批倒，站在审判台上，我又想：让“四人帮”如此承担文革全部责任，似有不公，“四人帮”亦有冤啊━━当年他们不是遵照“最高指示”才发疯似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么？当年他们能为所欲为，如果没有一种专制体制的力量，又如何有那么大的能耐？他们有罪，但还有比他们更有罪的人，岂能颠倒主次，“窃钩者诛，窃国者王”呢？甚至对时下落入法网的贪官，我也想为他们辩护一句：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体制与社会。

　　积习难抑，我便对中国文化界的弱者王朔打量了一番，对2000年春天的“批王”高潮稍稍留了一点心━━果然，现实再次证明了我的理论：弱者多有冤━━王朔过去遭骂，今天受剿，皆蒙冤也！

    5．王朔何曾反“知识分子”

　　王朔何冤？其冤有二：

　　其一，王朔没有反知识分子。现在讨伐王朔的“替天行道”者高呼：打倒恶狠狠地反知识分子的疯狗王朔！——可事实呢，全然另一景象。

　　首先，王朔所讥讽的金庸、余秋雨等人，可以算文化明星，却并非属于知识分子。许多能做一点学术，能写几篇散文的人，总爱以知识分子自居。其实，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来看，这些教授、博士、硕士、学士并非知识分子。余英时先生说得好：“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P2）⑶而王朔所拒绝的金庸、余秋雨等，其学识不过始终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之内，从未为“公共利害之事”跳出来“铁肩担道义”。

　　相比之下，倒是王朔颇有些现代知识分子追求━━王朔的知识专业技能是写小说，但他的小说不是高唱“主旋律”，而是充满了对假大空和“新时代”的深切批判。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影视剧，无一不是对极左、伪现代化的深层解构，虽然他的批判只是用小说叙事方式，用市井生活白描，用小品人特刻划，但这种生活流的感性批判，正好弥补某些理论文章理性的生硬与空疏，成为一种“形而中”的自由主义个性解放启蒙，更容易深入大众人心。而当王朔从写小说转到写批评文化明星、文化大师的杂文时，王朔也就从“文学剑客”兼职“思想刀手”了，为“公共利害之事”跳出来“流氓”担道义了。这一进化虽然和鲁迅在《呐喊》后主攻杂文不可简单类比，但其轨迹方向的一致性却颇值研究。尽管王朔不一定自觉，我仍要说，今日王朔至少是自由主义思想启蒙的一个方面军的先锋。

    6．王朔亦是“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

　　中国历史上向来只有“士”而无“知识分子”，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有一些“士”变为了现代知识分子。从特定的历史来看，“士”也算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半知识分子吧。何为“士”？《说文解字》说：“士，事也。……凡能事其事者称士。”许慎如此以“事”训“士”，说明了只要“通古今，辩然否”，则不论你在干什么，都是士。近人吴承仕甚至说：“士，古以称男子，事谓耕作也。”（同上）⑷，能做好一件事，能说出古今得失，便是古人心中的知识分子了。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细致，士专致读书为官上谏，但这一士的基本内涵“通古今，辩然否”，却始终未能改变，这正与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者才是知识分子的现代概念有所相似。

　　可见，无论是用中国古代士的概念，还是用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王朔都算得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只不过王朔属于那种文化小传统的知识分子，就像写《三言二拍》的冯梦龙。但中国文化发展历来是靠大小两种传统相互补充而发展的。从孔子编《诗经》开始，中国文化就开始了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诗经》的主体《国风》，有诗 160篇，基本上采自民歌，算得当时俗文化的代表；《诗经》中的次要《小雅》、《大雅》和《颂》，则大多出自当时上层文化人之手的雅文化；一部《诗经》，无论论质论量，皆是民歌——俗文化为上。以孔子那样宣称“上智下愚”的精英文化大师，尚且如此重视和推崇“体制外”的民歌，可见俗中多有大雅，“体制”不可排斥“体制外”。尔后尽管中国文化一直是以大传统领导小传统，但俗文化始终有一席之地，并且愈来愈壮大——明清之话本、戏曲、小说浩荡洪流正好与近代西方崇尚通俗文化为主旋律之现代化潮流相接轨——中国古代封建体制从来没有想斩草除根灭掉体制外的俗文化。整个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五千年，只是“新中国”的前30年是实现了“雅文化”专政，把体制外的俗文化一网打尽。就文化专制而言，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30年，最为愚蠢的伪现代化30年。而改革开放，就是破除为体制统治者服务的雅文化，让民众之自由精神的俗文化全面复兴解放。所谓现代化之历程，就是因反对神的专制、体制的专制而代之以人性复归为追求的世俗化过程，从为了上帝、为了宗教、为了体制，转到为了人的需要，为了百姓的生存，整个世界近代史就是一个用世俗化取代宗教体制雅文化的历程。王朔作为“垮掉的一代”的“新生代”代言人，就是以写新生代生活的俗小说来干预“公共利害”。如此当代中国俗文化的代表人物王朔，当然也在现代知识分子之列。虽然王朔为了反抗传统的伪现代化，拒绝享用“知识分子”，享用“作家”等雅文化称号，但他的实质明明白白摆在那儿，并不以他自己是否承认，别人是否认定为准，就像一些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的伟人，他们不领奖，并不等于他们没有达到诺贝尔文学奖水平。

　　如果余英时说得不错：“大传统或精英文化是属于上层知识阶层的，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同上）⑸，那么王朔的小说，至少可以算是小传统通俗文化，至少可以让雅文化者“观风采谣”——当年孔子那般大雅尚不弃“国风”而编为《诗经》，让民歌成为雅文化之经典，今日之雅士们何以一定要以“反知识分子”之罪名而代体制整死小传统俗文化人呢？

    当然，王朔落下“反知识分子”之罪名，也与他某些概念阐述不清有关——他曾在意大利的一次什么会上说：“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在知识分子……中国有很多神话，最大的神话就是知识分子受迫害。……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王朔《无知者无畏》、《我的文学动机》）⑹中国知识分子受迫害，这是一个“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事实，怎么是神话？联系上下文来看，王朔显然在这里词不达意——王朔是认为中国文人并非外人所杀，而是“知识分子”自己杀自己。这一观点倒是颇有深度——中国历代文化人遭难，必先起于同类告密当打手——远的不用说，胡风不就是因舒芜、周扬、巴金之类文人朋友告密帮凶而落难？当年55万右派，文革文化大师全军覆没，不都是与郭沫若、冯友兰等文化大师为虎作伥，钱钟书等坐山观虎吃有关？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是“兼职文化人”，毛泽东虽贵为“还看今朝”的帝王，亦是写“湘江评论”的时评大家，诗词书法一流的文化大师，说他们整文化人是“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并不为过。从传统来看，“士”在中国，大多是集文化与权势于一体的“士大夫”（明代王阳明一面当巡抚，一面格竹当哲学家，算得典型），这一趋势至今依然（而今当权的“技术官僚”不都是名牌大学出身么）；如果硬要把当官的文化人不算不文化人，那么古之唐诗宋词恐怕就得称官文化或意识形态？显然与事实不符。明末除开东林党人的作品，还有多少文化与思想？近之李锐、王元化、李慎之等“做过官仍在党”的自由思想者，又列于何方？西方古有哲学王当皇帝，近有自由思想家当总统——李慎之在《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⑺一文中就介绍：               　　捷克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戏剧家 著名，后来又成为突出的异议人士、哲学家，最后因为一九八九年底柏林墙被推 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与一系列中东欧国家发生革命而被推为总统，到现在已经九 年了。

　　虽然他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 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 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哈维尔文集》中文版序，引自2000 年4月28日《思想的境界》网站） 　　　李慎之最后强调：“中国现在正处在后极权时期，哈维尔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借鉴和启发呢？”显然，这里是以反问表示肯定——捷克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依然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并没有因为当了总统而失去知识分子身份。

　　这就证明，以当官与否判别是否文化人、知识分子，并不准确。我们无须掩盖知识分子被权力腐蚀后的丑恶形态，无须以否认毛泽东是思想家来掩饰知识分子杀知识分子的残酷现实。“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血淋淋的现实”，“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事实真相是，中国的确“杀知识分子的大都是知识分子”——从“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死于东林党人张问达告密，到反右、文革，到今天——刘军宁的下岗不也是一拨知识者所为么？（一个号称自由主义的女经济学者不也为了私怨一再向有关部门举报我写“反动文章”，联手进行“封杀”么？）历史已一再证明！如果我们现在继续遮掩“知识分子杀知识分子”，就只会导致这种悲剧继续上演，更上一层楼。连正视的勇气都没有，又谈何解决？我们只有首先承认“知识分子要杀知识分子”的现状，然后才能弄清为何“知识分子要杀知识分子”，然后才可能制止类似悲剧。——王朔能看到“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在知识分子”，说明中国文化人在进步，对这一进步不给予支持反而进行打击，岂非千古奇冤？

　　世上没有完人，任何阶层、任何伟人都会有致命的缺点；知识分子当然亦有诸多毛病；“知易行难”是文化人的天性，言行不一，始终不一，从追求自由走向“逆我者亡”之专制的“伪现代化”，已是世界性通病。以王朔给“知识分子”提意见，以他“模拟”地而不是“数码”地反抗伪现代化，来判他“大咬知识分子”，显系冤判。王朔不服，大众更不服。

　　当然，王朔也许有一糊涂：把有病无病的知识分子都混为一锅了——为了准确起见，应该按照现代标准，从知识分子中分离出“伪知识分子”，杀知识分子的文化人已是伪知识分子，已是“伪现代化者”。但王朔毕竟不是理论家，他的这一含糊毕竟不能成为知识者围剿他的理由。

　　以上为王朔第一冤。

    7．王朔反的是伪崇高

　　其二，王朔没有反崇高，他反的是伪崇高。

　　讨伐王朔者说，王朔反对崇高的理想，反对崇高的人格，但我们看王朔作品，他所鞭挞的丑类，没有一个是真崇高，一个个皆是为专制效劳或为奴役唱赞歌的伪君子。王朔的确没有写过一个英雄知识分子，但是，不歌颂英雄人物并非是反英雄、反崇高，而是实事求是，身边没有，现实没有，就不必去完美主义地“高大全”、“三突出”。俗小说可以微言大义，俗文化也可以大义凛然，谁说俗文化便是俗呢？

　　不妨读一段王朔——王朔在中篇小说《你不是个俗人》⑻中有一段以倡议给文化人“送好话、送好事、送好梦”而反“知识分子”的集中表现——

　　冯小刚领着一个长得十分夸张、活脱卡通人物的男子走进来，很严肃地给于观介绍：

“哎，于观，这位是《交际与口才》报记者华远先生，想找你了解一下咱们‘三好协会’的工作情况。”

　　……

　　于观把华远领进里屋，那几乎只算半间房，堆满过时的壁纸和装饰材料，都是用这间屋开买卖的上个户主倒闭时留下的。小屋勉强可以坐两个人。

　　“你想了解什么呢？”于观问。

　　“想请你谈谈你们是怎么想起要成立这个‘三好协会‘的？请你解释一下这‘三好’是指哪‘三好’？”

　　华先生坐正、坐直，拿出笔和笔记本，但仍像屁股底下垫了弹簧似的动弹不停。

　　“不用紧张，随便谈。”他安慰于观。“发表不发表我还没想好呢。今天只是路过，被刚才那个人死缠硬泡拽了进来。”

　　“这个，成立‘三好协会’……”于观双眼茫然，接着稳住了神色，口齿也流利了。“‘三好协会’，主要是我们对目前的社会风气十分反感。哎，人和人之间不是互相瞧不起就是互相攻击，一点真诚的感情都没有，哪像是一群人？”

　　“是，我也对这种现象很有看法。”华先生点头赞同。

　　“怎么就非得胡撕乱咬？互相说点好话怎么啦？”于观忽然愤怒了，脸红脖子粗地瞪着华先生，质问：“难么？费事么？是压根没教过还是都忘了怎么说？一张嘴就阴阳怪气，一张嘴就毒汁四溅！有时我在街上听到穿得那么体面的两个人互相骂出那么难听的话，我就难过，就心疼----都是人民和人民呀！”

　　于观眼圈由衷地红了，华先生默默不语，肃然起敬。

　　“于是我就默默地想：咱是文明古国呀，再这么下去就不对了。死后怎么有脸去见咱们那些以道貌岸然著名于世的先人？也愧对子孙，人家将来要查的，到底这优良传统是从哪朝哪代失传的？”

　　于观看了眼华先生，见他还在听，才又接着往下说，语气由沉痛变得激昂，铿锵顿挫。

　　“所以我们大家一碰头，觉得不行，不能任其下去，要管，必须管，不顾一切地管！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让互相吹捧蔚然成风。”

　　“于观脸上现出一片极灿烂的光辉，随之他连忙解释：

　　“我说的是互相吹捧的褒义，指的是那种详和的气氛。”

　　“我懂我懂，很理解。”华先生点头如啄米。“即便是贬义的互相吹捧也比互相谩骂强。”

　　他极为认真地对于观说：“实话告诉你，我早盼着有个匹夫觉得自个有责任了。”

　　冯小刚的声音从外屋传进来：“有信心了吧？这回不怕谁说长道短了吧？这就对了，走您的路----门在这边。”

　　“首先是一片好心，其次是各种好话，最好汇成一个刻骨铭心的好梦。瞧，这墙上挂着的就是我们的心声：好梦献给你！”

　　于观掉头抬手往后墙一指。华先生只顾埋头在本上速记，写了一遭才抬头乱找。

　　“你们是逮谁捧谁，还是也挑人，单捧有名的？”华先生又问。

　　“逮谁捧谁！于观断然道，手同时往下一劈，作了个暂钉截铁的手势。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搞三六九等。你想呵，往往最不值得捧的人最需要捧，这牵涉到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凡是群众需要的，就是我们乐意奉送的。”

　　“那么哪部分群众最需要？”

　　“这个我们做过市场调查，恐怕最大的潜在顾客还是文艺界人士。他们本人当然很谦虚，相信家属会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

　　“那是一定的。”华先生颇有同感，接着补充道：“只要做好宣传工作，很多人都会立即认识到你们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不可替代性。”

　　“目前我们还在试业，业务尚未全部开展，人员也需要培训；仅仅刚开始了送好话，做好梦下一步开办，正在筹备。”

　　“请问，顾客要接受你们服务，是不是要预约？还是直接找上门来就接待不问来头？”

　　华先生的笔脱手掉在地上，他低头满地爬找。

　　“嗯，目前主要是我们送上门去，打听好住扯主动上门服务，顾客往往不知情。这么做的目的，一是锻炼队伍二是提高知名度。你晓得一项事业草创阶段总是很难的。”

　　“懂，懂，任何一家商店刚开张都要大酬宾。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从事这项工作……这得算脑力劳动吧？”

　　“我觉得要算，捧得好捧得巧妙不露痕迹是要倾注很多心血的。”

　　“那你们收费标准是不是很高？价格根据什么计算出来的？”

　　“我们不收费。”

　　“打开销路以后呢？”

　　“那也不收费，这是在我们成立‘三好协会’之初就决定了的。”

　　“义务捧人？”

　　“你想呵，这工作本身是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工作，我们要是收钱，当下就会让人把我们的高尚行为庸俗化了。再说，要钱干嘛？我们都是只爱真理不爱钱的人……”

　　于观语焉不详，这当口，冯小刚走进来把话接过去：

　　“我们是没有自己的私利的，这个到哪能儿都叫得响。”

　　“我们过去很多好事办不成，吃亏就吃亏在让人家怀疑我们的目的了。”于观恢复流利。“冯小刚概括得好。”

　　“可你们完全不收费，维持这个摊子的经费从哪里来？总不能自个掏腰包搭钱捧人吧。”

　　“我们可以出卖别的，但在原则问题上，我寸步不让。”于观霍然色凛。

　　请问，这种对伪知识分子的讽刺，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的《高老夫子》，钱钟书的《围城》，不是一脉相承么？对一些伪崇高的假知识分子，难道不该热讽一下么？

　　即便王朔近期写过一篇偏激之文：《我讨厌的词》（2000年 4月13日  三联生活周刊）⑼，说他一看到一些雅词“就晕，就麻蝇，就像碰到了腻友，就料到这本书是什么人写的，大概要讲什么。”也不能定他反崇高之罪。

　　请看他所害怕的128个词——

　　优雅、档次、格调、情结、关怀、巨大、精神、理想、信仰、终极、高贵、贵族、父亲、神圣、清澈、呼唤、难忘、纯粹、追寻、坚守、虚伪、沉默、价值、无比、光荣、自由、民主、民族、奴隶、体制、未来、历史、人文、个体、生命、存在、诞生、诗意、想象、家园、故乡、感谢、献出、爱、热爱、痛苦、幽默、智慧、博学、阅读、文本、尖锐、拒绝、强烈、震撼、穿透力；

　　香水、丝巾、高脚杯、威士忌、咖啡、香烟、牛排、可口、三文治、书籍、唱片、时光、男孩、女孩、跑车、热水澡、玫瑰、百合、寂寞、疯狂、刻骨、梦魇、午夜、午后、做爱、优美、体液、汗、气味、眼泪、皮肤、难堪的、淡淡的、苍老、娇嫩、冰凉、透明、柔软、飞快、漫长、堕落、快乐、晕眩、地狱、天堂、怪里怪气、痛哭、了不起、太棒了、天哪！

　　披头士、多芬、梵高、达利、范思哲、阿玛尼、米兰·昆德拉、博尔赫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维特根斯但、玛丽·杜拉斯、张爱玲、王家卫、艾略特、金斯堡、贝克特、昆廷·塔仑提诺、伯格曼、斯皮尔伯格。

    这当然有点矫枉过正。有点“得寸进尺，从现代文学的第一‘剑客’想成为故作‘神圣’、故作‘高贵’的思想‘刀手’，想成为某一类人的‘精神’领袖。”有点“耸人听闻，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但我们仍然不能说他真心拒绝崇高。这里面可能有些由于不懂外语的自卑产生的反抗，但更多的还是表达了他渴望多多直接从本土生活汲取思想与文化的个性追求。对于那些过于沉湎于西化的洋泾乓来说，王朔之偏见也许正中病灶。

    所以，2000年4月30日,《羊城晚报》有条消息：《二月河网上夸王朔》——

    “著名作家二月河日前在河南报业网的聊天室里与网友作第一次‘亲密接触’。在说起王朔时，二月河说：我跟王朔接触不多，他骂人我不赞成，但他不是玩阴谋诡计的人，骂就是骂了，公开直来直去，比伪装成朋友的伪君子要好出一万倍。”

    二月河这一评价颇为中肯，驱逐了许多关于王朔的不实之词。

    这是王朔冤案之二。

    8.三种围剿者

    把王朔之冤明辨了，那么再看如今围剿征伐王朔的实质。

    批王朔，其实是“一元化还乡团”对“多元化”的围剿。    改革开放20多年，文化思想界一个重要成就，就是推倒了思想文化一元化。新中国前30年，可以说只有一花独放、一家独霸的思想专制，而改革之后，多元化文化思维才被引进、默认，于是王朔才问世了。王朔的一切作品，皆是一种独立的个人感觉、独立的思想，他没有从属于“主旋律”，没有服从于体制，他的思想明显具有自由之精神。在中国有那么多的雅文化，有那么种依附于主旋律的学者、教授，而像王朔这样无师自通的自由作家，屈指难数，为何不能容忍一二另类存在呢？许多深明“消极自由”的学人，为何却非要行“积极自由”，把王朔灭掉而后快呢？现代环境保护思想已经昭示，今天人们要保护毒蛇猛兽，完全不是依据其是否有毒有恶，是否正确，而是根据物以稀为贵的多样化原则，不论多么凶猛的怪兽，只要它是一个特殊的物种，就应该保留，只要它快要灭绝了，就应该全力抢救。20年来，出了不少新生代作家，但像王朔这样“走自己的路，不管别人怎么说”的大无畏大众作家，倒始终不多见，面对这样的王朔，我们至少从环境生态保护的角度，也该予以宽容而非企图用狗血淋头将其窒息。“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各行其是不好么？纵然是王朔不好，先进攻文化明星、文化大师，先挑起战火，也该不以恶还恶，以暴易暴，以骂对骂。当一些人大肆制造新的个人崇拜、新的一元化领导之际，某些自由文人竟也不知不觉以剿灭异己为乐，岂不是也加入了“一元化还乡团”？

　　批王朔，是体制内对体制外的围攻。

　　正如一个学者所叹息，今天的学人大都是“书斋里的革命”，已经不可能有当年恩格斯那样一面写学术理论，一面参加巷战的知识分子了。何以至此呢？无非因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仍靠体制所供养。没有自由的经济来源，“端人碗受人管”，难免不从“被迫自律”到“习惯自律”，说话之前先观体制脸色，只说体制不太发怒的话。而王朔早已脱离体制，进入市场自谋生计，真正的“码字”换钱谋生。这种自由生态的作品，本来就是体制所极其讨厌的。无奈因改革多年，一时还变不过脸来直接给颜色，只有通过重新播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来去皮见骨，慢慢勒紧王朔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报刊传媒拿出大版篇幅来供人骂王朔，就决非只是市场因素的偶然性。想想如今是什么气候，稍跟体制关系好一点的人都有“政治保护”，不允许丝毫不尊敬，唯独对王朔，谁要骂，尽管骂，不管是用“流氓”还是“疯狗”，再脏的词只要不嫌自己污口，尽管放。这样的宽松与那样的紧缩相比，其体制对王朔的态度，不是一清二楚么？

    不可否认，有些骂王朔的知识者，与体制不过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什么真往来，他们甚至也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追求者，但是一不小心，一叶障目，一时任性，便干了百姓痛、体制快的糊涂事。

    中国文化人向来有一传统，私仇大于价值追求——为了报一己私仇，不惜权宜之计，和自己并不喜欢的体制联手，结成暂时统一战线。这正是有中国特色的伪现代化的经典表现。

    批王朔，是新自由主义者批古典自由主义者。

    刘军宁先生说得好：“据我观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自由市场经济，不愿研究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原因……这样的自由主义更多地亲近于融入了左翼思想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派坚持的是文化自由主义加上一些政治自由主义。中国的自由主义始终与现实社会基本脱节，从未真正属于过中国的普通民众，基本上只属于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这也意味着，只要自由主义还停留在北大这样的大学围墙内，它就不会有重大的作为。它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思潮，却不能实现自由主义的根本意义，因为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的主义。”（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⑽，王朔的实践可以说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不仅在文化上、思想上、政治上追求自由，而且经济上也力争自由，他的生存早已脱离体制供养，“不食周粟”，全赖自己弄小说、影视剧等等来自谋生路。相反，而今攻击王朔者，大都是靠体制给工资，住体制之房的人。存在决定意识，只要与体制多一分经济关系，就难免有意无意地接受体制的一些思想控制。这也就是一些体制内思想者总也不能彻底看透事物根本症结的原因，也是他们一忽儿有很自由的腔调，一忽而又很官方的旋律。这种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歧异，也是王朔遭难的病根之一。　　    9．新批判与新剧新诗新画像

    王朔是多元化的产物，王朔是反专制、反虚伪的产物，那么要批判王朔，最好的气候是重伸一元化，重新宣传伪现代化的新潮流。

    这种伪现代化新潮在2000年春天似乎出现了。

    2000年春季，央视两次播出由深圳市委宣传部组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连续剧，央视破例每天在新闻节目报道组织观看的反响，全国各报“闻风而动”，掀起“重学保尔”的高潮。“钢”剧虽然不是点名批判王朔，但锋芒直指“主旋律”之外的“俗文化”则是“司马昭之心，众人皆知”。而王朔的作品显然都是与“保尔精神”格格不入的“自由化”，播“钢”剧，也就是在酝酿、营造批判王朔之流的文化氛围，也就是批王朔。

    无独有偶，与《钢》剧相呼应的伪现代化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2000年 3月28日的《广州日报》，头版有条报道，本来是旨在宣传“广州各届认真学习江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联系实际畅谈体会”，以“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不忘根本”，然而其中却有这样离奇的一段：

    “广之旅开辟‘沿着总书记足迹旅游’的线路，让普通市民通过这些实景真切体会‘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内涵。”——这是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郑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表示。

    这一牵强附会的“假大空”新闻，似曾相识——我们曾在关于文革题材的影视、小说中见过，但而今竟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戏剧中的“假大空”竟然如“画中人”一样，从艺术作品中走进了生活。

    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在文革中默许了那么多“个人崇拜”的创举，但也还没有让人创造什么“毛主席旅游线”！当年“总设计师南巡”，轰动海内外，也无人发明“总设计师旅游线”，而今在清除“假大空”20年后，怎么居然还兴起了“沿着总书记足迹旅游”？这发源地竟然还是号称“改革之窗”的广东！难道昔日的“改革前沿”在今日已异化为“假大空之窗”？

    人们旅游，主要是为了借游览山川风景、名胜古迹而休息；而今天的总书记在广东考察的线路是从工作出发，并非专选风景名胜，总书记的工作考察线路与百姓的旅游情趣是风马牛不相及。让21世纪的现代中国人还像“文革”那样休息时也背诵领袖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地“突出政治”，可能吗？开辟“总书记旅游线路”，既不会有游客，更不会有什么市场。“文革”过来人知道，这不过是沿袭文革当年一些“沿着某某走过的路前进”老套子的新翻版。

    这些小道理，广之旅负责人难道不知？知道，一定知道，只不过，他们更通晓，虽然这只是一条虚设的为了“造新闻”的假旅游线，但却可能给上级造成一种本人本单位如何积极贯彻中央领导人指示的先进形象。为何一个商业企业要如此制造“政治红帽子”？可见我们的市场经济要依靠许多非市场因素。

    一个广之旅如此糊涂无所谓，奇怪的是这种糊涂想法能见诸党报，这可能就是有来头的“风起于青萍之末”了。

    2000年 4月24日，《深圳特区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总书记来到南岭村》的歌词（作者苏伟光为深圳市文化局长）——

(1) 杨柳绿木棉红/南国三月春意浓/一路春花绽笑容/总书记来到南岭村/风尘仆仆走千家/神采奕奕访百姓/看我们新楼房/看我们好生活/听我们唱新歌/ 与我们同欢乐/洋溢朗朗的笑声/发出谆谆的嘱托/“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像一股春风吹进我们的心窝

(2) 春风吹暖融融/南国三月春意浓/明媚春光照大地/总书记来到南岭村/伴随春风传喜讯/党的关怀暖人心/给我们指前程/为我们掌航舵/教我们不停步/ 领我们永开拓/洋溢朗朗的笑声/发出谆谆的嘱托/“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如一声春雷响遍南疆北国     凡是经过文革的过来人，都会极熟悉这歌词中的几个关键词：“神采奕奕”，“谆谆”，“掌航舵”，“指前程”，“一声春雷”，这不就是当年文革“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翻版吗？其语言格调完全就像当年歌颂“红太阳”毛主席啊！那时不有一首歌《毛主席来到咱山村》，就是这样的词么？难道又要“大树特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总书记思想”么？由此人们想到，1999年底，“澳门回归”时，珠海市机场路上竖起一块上百平方米的巨大的“总书记画像”⑾——整个背景是一面鲜红党旗，江总书记高大的身体占据中心，其身后是小一截的毛泽东与邓小平在陪衬——这样以文革语汇的宣传画来突出现任总书记，这样显示现任总书记不仅是当今的核心，而且是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核心的“三突出”宣传画，北京不曾出现，内地没有见到，居然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横空出世，无人置疑。这是何等耐人寻味的问题—―广东难道已从改革开放之窗变为了“假大空”之窗？难道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文革又要来了？（——文革产生的关键因素一是“个人崇拜”，二是“假大空”，如果没有“大跃进”假大空高潮，没有“全国人民背诵毛主席语录”的个人崇拜高潮，文革能发动么？当这两股阴风又出现时，二次文革也许就不远了。）可以肯定，像这样形式主义、个人崇拜似的宣传总书记，决非今日总书记和中央的指示，而是某些官迷心窃者，企图重新祭起文革那一套伪现代化伎俩而制造的“极左还乡宣言”。有人如此糊涂，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这种假大空出笼后，没有人来及时批判制止，相反，受批判的倒是反假大空的新青年王朔，这就令人扼腕长叹了。改革前沿在制造假大空，首善之地猛批王朔，这南北两地背后的深层的动向是什么呢？

    有些自以为很清醒很理性的民主法治追求者，某些高举自由主义大旗者，竟然也在如此氛围中大批王朔当先锋，又意味着什么？

    王朔并非如何了不得，王朔有很多糊涂观念，比如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含糊，对不会写长篇小说者的冷眼，对鲁迅价值的低估，对散文随笔的轻视，但是，对这些偏见的批评，应该在一种学术和文化的平台上进行，而不能走到人格侮辱谩骂的轨道，即便王朔有不理智的行为，反批评者也不该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正如我们惩治流氓也决不可以流氓手段。何况王朔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从未点名骂谁为流氓为疯狗，何况王朔整体上代表着现代人格的进化。号称追寻现代化的某些文化精英，又何忍对一个本质上的同盟军如此心狠手毒呢？难道今日的一些文化精英，实在如同当年的东林党人，为了保护自身大名和利益，不惜对本是同路人的自由思想者李贽残酷举报，与万历皇上联手除之？

    10．王朔的直言与偏见      王朔不可能没有毛病，他可能有一切文人皆有的弊病，但他却有一个难得的长处——反对虚伪，尽力说实话，少装腔作势。请看几例——

    1999年12月 5日，《辽沈晚报》有篇消息：《王朔要和鲁迅老舍“玩儿真的”》——

　　前不久，王朔在《中国青年报》上公然笔伐金庸引起轩然大波。近日，王朔又语出惊人，批金庸只是个开头！

　　谈及批金庸一事，王朔说：“要说哗众取宠，可能也有点吧。不过挑战大众趣味，有快感！其实那就是依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就是‘跟谁都玩真的’，这是马晓晴说的，我觉得有道理。我觉得你哪儿不好我就认真地说！”

　　王朔表示，目前他已写好了一篇关于鲁迅的评论，《收获》明年 1月份发。王朔说：“鲁迅是我喜欢的作家。但我觉得他的小说写得并非都好，给点技术上的分析。另外，我还准备说说老舍，发在《北京文学》上，我准备把他们全得罪光喽！”

　　王朔在这消息中坦率承认自己有点“哗众取宠”，但从2000年 3月出版的《收获》看他的《我看鲁迅》，从2000年 4月的《作家》看他的《我看老舍》，他的确坦率，在和鲁迅与老舍“玩真的”。

　　试读《我看鲁迅》⑿中几段“王朔语录”：  　　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阿 Q正传》活画出中国人的揍性……（电影《阿 Q正传》）总觉得是在宣传什么否定什么昭示什么。回去重读原作，发现鲁迅是当杂文写的这个小说，……概念形成的人物当作认识的武器，针对社会陋习自有他便于发扬火力指哪儿打哪儿的好处，但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对象他能激起读者的情感反应就极为有限了。

　　鲁迅有一批小说游戏成分很大，……若说鲁迅依旧令我尊敬，就是他对什么样公认的伟大人物也没露出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更没有用死无对证的方法大肆弘扬民族正气，编织盛世神话。……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跟小人过不去。

　　我是把小说当作“作家”这一行的防伪标记看待的，因为有太多不着调的人在写散文。凡见报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名单中顶着“著名散文作家”头衔那位往往是一冒牌货，不是作协官员就是某人的儿子或者干脆是文学圈里一碎催，能写个山水游记或是某老腕某年某日一时的音容笑貌就舔着脸出来招摇了。使我一想到散文随笔总觉得那不是正经东西，若说某人独以散文随笔见长，先觉得这是一起哄的，读了也以为好，仍觉得此人没根基，起码和文学无关，用那种比较装孙子的话说就是“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有一种为没写过什么东西混了一辈子的老作家遮丑的鬼话，说写短篇比写长篇难。……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多优秀的作品。

　　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像所有被推到高处的神话人物一样，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一想到他就觉得他的伟大是不证自明的。

　　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后，老百姓第一个变化就是嘴坏了，谁都敢说。……不一定非要正确才能发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说了也就说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先要有这么个耍王八蛋的过程。

　　说到鲁迅精神，就是以笔为旗，以笔为投枪或为匕首，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协地向一切黑暗势力挑战。与之相联的形象便是孤愤、激昂、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明枪，身后是飞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这个不会为缺点玷污逮谁跟谁急的战士形象对后代中国作家的吸引远大于小说的那个鲁迅。

    再读《我看老舍》⒀中的愤激之词——

　　前几天和朋友聊天，说到六大腕儿的作品，大家掰着指头叹息，他们的东西到今天还能看的真不多了，郭沫若的不行了，茅盾的不行了；鲁迅的杂文和《故事新编》还能看；曹禺的三部话剧也能看；巴金的东西我说了一部《憩园》，朋友说了一部小说改的电影《英雄儿女》；说到老舍，我们一齐说《茶馆》。朋友的态度没有我那么毫无保留，说《茶馆》只是第一幕好，后两幕也有点改走筋了。

    老舍，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只当了半辈子好作家。由此可见，真诚，与伟大的时代同步并不能保证一个作品笃定成功。时代也不能太伟大，太伟大了，人就不见了。

    我经常听人讲，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要有一些写作之外的先决条件，思想性啊，责任感啊，对巨大事物的关怀啊，说来说去似乎都在强调作家的人格，许多作者本人也纷纷咬着后槽牙说：创作拼到最后就是拼人格。依这个说法，凡是经过"文革"活下来的作家都无法伟大。这些年揭出了很多文坛上的陈年旧恶，在那个不道德的时代和更早之前，那些说起来近乎纪念碑式的人物都不分先后做了丑恶表演，你搞我，我搞你，其下作还不如今天监狱里关的那些刑事犯。就我的阅读范围，老腕们差不多人人沾包，以至使我有一个偏激的想法：老作家，都没有资格谈"人格"二字。

    朋友说：中国作家吃亏就在于人人不老实，一方面可做绕指柔，一方面又都是暴脾气，软，软到人尽可欺，硬，硬起来便一头撞死，都不把写作当回事。其实这不是中国作家的传统精神，汉朝有个叫司马迁的，被皇上骟了，没急着死，写了一本《史记》。

    《四世同堂》中有一句台词：日本人厉害吧？架不住咱能忍！

    死，只能成全一个伟大的作家。咱们的伟大作家也太多了。    忍，没准能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

    对于王朔这种不乏偏见、糊涂的坦率直言，已有很多科班学人开始宽容与认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博士焦国标说：

    “王朔的成功可以跟曹雪芹、张爱玲作比。《红楼梦》为什么成功？张爱玲为什么风靡？原因多多，语言第一。……某种意义上，甚至各种意义上，王朔的语言与曹雪芹、张爱玲的语言都是可比的。曹雪芹、张爱玲是大家庭里熏染透顶的语言，王朔则是故都人情世故中溜圆的语言，都已经臻于极致，只待收获。他们收获了，因而他们富足了，就这么简单。王朔的成功实乃集几百年间北京人的语言琢磨之功为己有。他的词汇可能是新生的，但他的使用语境、氛围之类是古旧的。”（焦国标《 帮王朔策划后半生码字生涯》）⒁

    文学博士葛红兵更看好“王朔精神”。其《我看金庸和王朔之争》一文中说——

    知识分子承认金庸，和知识分子寻找抵御市场经济带来的世俗化的工具的动机有关，金庸给了他们一种文化上的幻觉，仿佛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抵御市场化的侵袭。而大众承认金庸是把金庸当成了蚌壳，他们在金庸塑造的浪漫主义英雄人物中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尽管是幻觉中的可能。       而王朔呢？他恰恰相反，他无视一切文化人的自我优越感，他对一切“孔乙己”主义者都给予无情的嘲讽，他自称是最没有文化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饰、浮泛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他使文人斯文扫地。他常常对“教授”这个称呼不屑一顾，甚至充满敌意，他的小说没有诗、词、曲、赋，他也不在小说中谈论音乐、绘画、文学，他自己在做文学可是却将文艺看得一钱不值，他只写生活本身，从来不在他的小说中塞上不伦不类的“文化”，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民主义者。

    更为可贵的是王朔做这一切的时候不是大呼小叫着去的，他总是面带嘲讽的微笑，以一种痞子式的玩世不恭去做，他的幽默，他的反讽，使得他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没有信念、没有理想的人，他在世人面前隐藏了自己，因而为世人所不理解----没有多少人能读出他的小说里渗透着的悲伤，没有人能从他的小说中读懂什么叫做真诚。而那些所谓的人文主义教授，那些将导游手册当散文写的人，那些呼天抢地不时将爱国主义当幌子晃一晃的人，那些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书写“人文理想”的人则常常占尽先机。（葛红兵《我看金庸和王朔之争》“八面来风”网站2000年4月）       11． 王朔与哈维尔

    王朔的这些“真声音”，不仅是在不自觉地继承鲁迅精神，而且也不知不觉地与反“后极权主义”的捷克思想家哈维尔心心相通。

    也许王朔并不知道“后极权主义”一词，不知李慎之所解释：“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 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⒂ 但是，诚如葛红兵所研究，王朔“他是幻觉文化的敌人，是假知识分子、穷酸文人的敌人，是假文化的敌人，他的价值立场是平民的，他写这个时代的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的生活，他将生活的真实图景展示给我们，因而他是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他从来不用假理想主义的神枝抚慰我们，更不用幻觉来打发读者；他写作的基本姿态是反讽，颠覆意识形态话语，揭示意识形态话语的荒谬性，将人们拉回到现实面前。”这正是哈维尔所主张的“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和“从小处着手!"这就是在行使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将通俗小说变为了哈维尔倡导的“反政治的政治”。

　  “在哈维尔看来，他所处的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是无姓名的，无面目的，没有个性化的人，没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顶多再加上‘祖国’、‘阶级’这么几个词儿。”⒃而王朔呢，“在王朔那里，一切虚妄的价值观念都被嘲笑，一切假仁假义的理想主义都被讽刺，在人文主义的幻觉的天堂里飞翔的教授看到了他的小说就会跌落下来，成为不堪一击的肉酱。王朔不遗余力地嘲笑知识分子，嘲笑理想主义者，嘲笑将道德、理想这些大词汇当饭吃的人，使得‘知识分子’们大跌眼镜，于是知识分子、教授们也就不喜欢他。同时，他在价值观念上的颠覆姿态，他颠覆一切正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因而他也不为意识形态所接受。”⒄

    葛红兵由此结论说：“王朔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孤独的，大多数的人被他表面上的游戏味、痞子腔所蒙蔽，没有看到他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对他的小说里流露出来的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小人物的悲悯情怀、对爱情的渴望、对个体的人的存在价值渴求视而不见，是他在最正确的方向上坚持了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直面人生的战斗精神。”⒅

    至此，我们可以说，王朔现在是陷入了“后极权主义”阶段的伪现代化大潮的围剿。讨伐王朔只是当前中国文化界自由与专制斗争的一个新焦点。由于王朔不直接谈主义，由于王朔毕竟只是文化小传统，拿他先开刀，可以有麻痹与缓冲、试探与警告的诸多便利，也是先吃“卒”，再拿“车”，再“将军”，去皮见骨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战略艺术。这场斗争如何纵深扩展，最终胜负如何，眼下无法预见——“勃列日列夫式伪现代化”是否一定来到中国，谁说得准？

    注释：（本文注释采用自创体例：兼顾阅读方便与学术论文要求，正文中有简明注解，文末再详注。）

⑴、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王朔文集》，为何用1992年 6月28日的《前言》，书中没有说明，不知此书是否盗版。

⑵、此处故意不注明具体出处，因为并非一人持此论；亦为友人计而模糊之。

⑶、⑷、⑸、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3月第二次印刷）页2，4-5，129

⑹、转引自联想2000年4月19日 10:42,FM365网站“签约评论” 《王朔是一条什么样的“狗”》

⑺、⒂、⒃、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哈维尔文集》（崔卫平译）中文版序），引自2000 年4月28 日《思想的境界》网站 。

⑻、王朔《王朔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页814-815。

⑼、转引自新浪网http://www.sina.com.cn 2000年4月13日 19:32  《王朔：我讨厌的词》。

⑽、刘军宁《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 5月出版）页10。

⑾、2000年月4月14日，笔者在珠海市机场路拍摄了该画照片，现保存。

⑿、王朔：《我看鲁迅》，（上海，《收获》双月刊，2000年2期页127）。

⒀、王朔：《我看老舍》，转引自新浪网。

⒁、焦国标《帮王朔策划后半生码字生涯》，“首都在线”网站2000年4月6日。

⒄、⒅、葛红兵《我看金庸和王朔之争》“八面来风”网站2000年4月）

<<万维读者周刊>> 第35期 (2000/05b)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