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宇宙并无绝对“客观真理”，任何问题都并非只有一种答案，一种研究途径，一种唯一正确的反映方式；一个主义之好坏，往往在于它是否强弱，一个主义在弱势时期，大多是对以往哲学的批判性“顺应”，建设性较多；而一旦发展成强势，势必处处想强行“同化”它者，结果弊病横行，隐患无穷。所以我的“无主义”论，就是绝不以任何主义为自己的终生追求━━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市场主义；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它们都不应该让人为之始终恪守。

　　“无主义”来自“主义外思维”；“无主义”立足“无阶级意识”；中国已有“无主义试步”。

　　——题要

　　1.“无主义精神”

　　那一年仲夏，大约是1998年，忽然心血来潮，画了一篇杂文，名曰《理想意见》（《文汇报》“笔会”刊发时把题目改为《散步所思》），坦白交待：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理想，只有一个爱提意见的习惯，不论是资产阶级执政，还是无产阶级当权，我都要给其提意见，谁执政我就批评谁。

　　当时自以为这一思想算得另类，颇个性，后收入“伪现代化研究”随笔集《不与水合作》，也颇受一些读者关注。

　　时过境迁，到今天，我突然发觉指导我思想的理论基础并非止于“理想意见”，“理想意见”只是表象，而实质则是“无主义”论━━不以任何主义或哲学为自己唯一的思想核心，哪一种主义与哲学变为了强者，我就一定要批评之，哪一种主义变为了弱者，我就可能要为它说几句话━━我深信，正如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绝对的主义强势也一定带来绝对的偏见和灾难。在当今世界，主义或哲学的发展也是要遵守均势学说的——君不见即便人这样聪明的动物，一旦绝对强势，也是宇宙的灾难，又何况什么主义。

　　所以我的“无主义”论，就是绝不以任何主义为自己的终生追求━━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市场主义；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它们都不应该让人为之始终恪守。“君子群而不党”，人对于主义的信仰完全可以此一时彼一时，完全应当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因时因地制宜。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由非完人创立的主义，必然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任何主义都具有“不完全性”。人类的智慧本质上是一种“主体认识图式”的认识结构，这一认识结构就是在客体的刺激与主体的反应中不断地平衡与打破平衡，即既“同化”又“顺应”：“同化”是对一种主义的认同、扩张与传播，“顺应”则是对一种主义的改变与批判（参见瑞士哲学家皮亚杰[Jean Pean Piaget]的认识论）。借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宇宙并无绝对“客观真理”，任何问题都并非只有一种答案，一种研究途径，一种唯一正确的反映方式；一个主义之好坏，往往在于它是否强弱，一个主义在弱势时期，大多是对以往哲学的批判性“顺应”，建设性较多；而一旦发展成强势，势必处处想强行“同化”它者，结果弊病横行，隐患无穷。每一种主义都有利有弊。任何主义，当它处于弱势时，一定尽力凸现它的积极效应，而一旦变为强势，则一定肆无忌惮地扩张其消极因素，古今中外，无一哲学、主义有过例外。试看人类文明史：较之原始社会，奴隶主义自有其整合社会提高生产力的优势，而后一旦成为奴隶社会之强势，就大展其奴隶主专制之残酷；这时萌芽的弱势封建主义便显得诸多可爱，而当封建主义变成了“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封建社会，一切就反向转化，斯时初生的弱势资本主义就万般可敬；但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殖民主义阶段时，又不成了，于是弱势社会主义激动人心，到得“全世界无产者”都行动起来杀人放火，社会主义在一部分国家强行专政，消灭一切异己，结果就沦为法西斯——一如既往，集以往旧主义的弊病之大成，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时间倒显得经过社会主义冲击而自我调整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型资本主义要更多一点人性……

　　一部人类思想史，就是这样一部强者催生弱者，弱者好，强者坏，弱变强，好变坏的不断转化史。而今虽然进入了新千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汹涌而来，但这种弱好强坏的演变趋势却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由此，我想我只能奉行“无主义”论━━虽然这似乎与“无主义”之主张相悖━━坚持“无主义”不也是在坚持一种主义么？这也许是一个新理论必有的新悖论——但实情却是，“无主义”只是一个无限的思想容器，其内容要比通常的主义博大得多，是一个可容纳一切主义，亦可排斥一切主义的“主义宇宙”。“无主义”与其它主义的关系，好比宇宙与各行星的关系，人可以说宇宙也是一个大天体，但它绝对不只是一颗行星。在所有的主义之中，只有“无主义”的空间是无限的，其它则皆为“有限主义”。但我并不想称“无主义”为无限主义，因为我并不想让一切人都信奉“无主义”——允许人们各自有其主义，这也是实行“无主义”的前提；就像大自然一样，只要是一个物种，不分好坏优劣，均有生存的权利，皆应均势和谐共存；任何一个物种的消亡，都是大自然的损失。这就是“无主义精神”。

　　2.从《批判王朔》想到“无主义”

　　这种奇怪的想法并非我“望竹格物”，特意想创立一种哲学而苦心想出来的，全是一时一念之灵感。

　　四月的一天突然接到“草原创作部落”贺雄飞电话。本以为这个已被“通报”全国的“不法书商”正在被数银子的狂欢醉倒，或是被“通报”的高压吓倒，不料他却依然还在思考着要出一部热点书《批判王朔》，说是已经约了不少腕儿在写稿子，要大骂“想咬死知识分子的王朔疯狗”。他笑嘻嘻地说：朱老师，这样的大是大非，你也该来一篇吧。我迟疑了一下，说，来一篇没问题，不过，我的意见可能与你们正相反，我非但不想骂王朔，而且要批骂王朔之大潮。贺雄飞先是吃惊，继而犹豫，我就劝说道：今日社会上本来就是有人骂王朔有人赞王朔，你为何不能客观反映这一现实，非要只出一种意见只奉一种主义？这与你积极传播自由主义的立场也相悖━━真正的自由主义首先要有容忍不是自由主义之主义的雅量埃百般无奈，贺雄飞说，那好，你写来看看吧。

　　就这样，一万八千字的《谁在围剿王朔》⑴写出来了。文章写作中途，我突然有了“神来之笔”━━“我的主义是没主义”——

　　在王朔与知识一角长达十多年的对垒中，王朔始终是一个弱者，尽管王朔身后有着上千万拥趸，拥有着上亿读者，但这些平民大都拿不动笔，只能远远地看着王朔孤家寡人上阵，遥送几声参差不齐的呐喊。而中国文化史上，历来是大传统（雅文化）压小传统（俗文化），文化界历来是精英文化和精神贵族的领地，所以尽管王朔十多年来一直不屈不挠，但他始终是一个被众多知识者所鄙夷的弱者，寡不敌众，每每被骂得狗血淋头。……

　　我这个人从没有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立场，只有一个习惯，喜欢和弱者一起挑战强人，永远爱为弱者说几句话。今天的弱者明日变为强者了，我一定离他而去，昨天的强者变为弱者了，我今日一定要为他说几句话━━任何人只要一成为弱者，难免在“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蒙冤受屈。比方说，当年我曾万般仇恨宫廷权势“四人帮”，但一旦“四人帮”被批倒，站在审判台上，我又想：让“四人帮”如此承担文革全部责任，似有不公，“四人帮”亦有冤啊━━当年他们不是遵照“最高指示”才发疯似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么？当年他们能为所欲为，如果没有一种专制体制的力量，又如何有那么大的能耐？他们有罪，但还有比他们更有罪的人，岂能颠倒主次，“窃钩者诛，窃国者王”呢？甚至对时下落入法网的贪官，我也想为他们辩护一句：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体制与社会。

　　积习难抑，我便对中国文化界的弱者王朔打量了一番，对2000年春天的“批王”高潮稍稍留了一点心━━果然，现实再次证明了我的理论：弱者多有冤━━王朔过去遭骂，今天受剿，皆蒙冤也！

　　永远为一切弱者说话━━包括我现在最头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旦它有一天在中国成为了弱者，我就会像支持1942年之前的毛泽东一样支持它。

　　这一小节文字，开始是混在一个段落之中，后来我发现这可能是一原创思想，决定不淹没它，便把它单独作为一节独立出来，辅以小标题：我的主义是“无主义”。

　　就这么一点点想法，我想这是我从1998年产生《理想意见》，提出“伪现代化”问题以来最重要的收获，有可能成为克服“伪现代化”的哲学思想，成为具有原创性的超越老庄“无为哲学”和洋人“怎么都行”的“无主义”。

　　人生百年，大脑多为伟人思想和传统的“跑马潮，想有一丁点自己的原创思想，也是可遇不可求。本以为，我这一生也同样是在“述而不作”、“捍卫先贤”中平平度过，不料，在创造了“伪现代化”一词后，突然又写出了“无主义”三个字——这两个词是真正属于我的。这条路最终能跑出什么好结果，很难说，但我毕竟走上了一条自己发现的小道。　　　　3.超越老庄“无为哲学”

　　新千年第一个“五一”节，有史以来第一个放 7天长假的“五一”产生了。面对怎么加大政府投资也缓和不了的通缩困境，“核心们”只好采纳了“苏秦张仪”（今日经济学家）的策论，推广“假日经济”高招━━让全中国人都放长假，由此逼人们旅游，逛商店，高消费（从号召“勤俭建国”变为逼人“高消费爱党”，真是沧海桑田）。此举似乎颇奏效，一时间火车、飞机都爆满，满街都是假导游，人们争先恐后喝假矿泉水，吃变质方便面……一下子四方报捷“经济复兴啦”。可是事后仔细一考量，真正能放假旅游高消费的人，多是官员阔佬“中产阶级”，大多数的下岗工人和贫困农民、打工仔，连温饱生活都还在梦里，又哪能去放长假？倒是少数“公仆”放假停工后，许多“主人”想办事都找不到人，只好是更加困苦。

　　但就在这样背景下的“五一长假”，却也并非全是坏事，且不说它让中国的节日旅游人数一下子增加到4800万（暂不论这个数字是真是假），它至少让我得到一点实惠━━一个朋友把我请到珠海泡温泉过“五一”，结果让我泡出了关于“无主义”的一些相关理论资源。

　　珠海“御温泉”是一个每日接待上千人的“健康旅游”处，为了避免白天人多水脏，我早上五点就起床，一个人跳进刚刚换水的温泉池。此时晨曦渐展，除了偶有几声鸟叫，若大几个温泉水池竟无一人，只有我一人仰面朝天，仰睡在热乎乎的温泉之中━━在梦想“今日一泡百病消散”后，眼望蓝天幽远白云近飘，耳听晨风低徊鸟语高旋，一刹时什么也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想。想与不想之间，但见几朵白纱轻云随风梦游，渐渐拼成“无主义”三个字，云下一只硕大花蝴蝶飞来，后面追着一个瘦老头……呵，“庄周晓梦迷蝴蝶”，我的“无主义”来自老庄的“无为而治”？━━先前人以为“无为而治”便是什么都不做，听其自然，而今我发现，“无为”只是老庄还未悟透“无主义”之前的“初级阶段”，“无为”的真义绝不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管，而是不要永远坚持什么主义，不要以为有一个包医百病永不失效的好主义，“无为而治”真正的期望是“无主义”，既不能以为“民主集中”之专制好，也不可以为“大鸣大放”之大民主就无害，实际上一切在于均势均衡。再民主的国家、军队必然要专制━━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再专制的皇上，也有许多身不由己的事儿。

　　对了，一部老子，就是倡导“无为主义”。“无名天地之始”，“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这些已人所共知了，不过人们常常忽略老子关于婴儿的赞美。《道德经》第五十五章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盛赞婴儿“他不知道筋骨柔弱，而小拳头却握得紧紧地；他不知道男女交合的事，但小生殖器却自然勃起，这是因为他精气充足；他整天哭号，但声音却从不沙哑，这是因为他元气极为淳和”⑵，第十章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第二十八章说：“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如此盛赞婴儿“和之至也”，以至后世人皆以赤子之心自喻，所以者何？皆因婴儿之“无主义”也。

　　我虽早已念熟“无为而治”，向来以为这只是帝王之虑，以为只是不要干扰百姓，“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而今才明白，生于古代的老子，虽然生时未见到众多主义流行的现代化，但他已从大自然的规律中本能地发现了无为的妙处。“上德若谷”，老子生在今日也可能反对坚持任何主义。没有无便不能有。只有坚持“无主义”，才能让众多主义生存，只有众多主义并存，才能真正做到“无主义”。所以我的“无主义”，首先是宽容任何主义者，哪怕是法西斯主义（只要不让它独大，有其它主义限制之，它就想作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同时反对任何主义不受制约一义独大，只有众多主义多义相存，互相监督，才可能直正成就“无主义”。

　　“当其无，有车之用，当其无，有器之用，当其无，有实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⑶

　　然而当我从珠海温泉返回深圳书斋，重读《老子》，才发现，如果以为老庄思想就是“无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既非事实，更违反了“无主义精神”。因为老子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并非现代意义的自然。

　　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呼应。

　　2000年 5月13日，《思想的境界》网站有篇反思老庄哲学的文章，题为《道法自然”的界限》（作者一行，1999年12月20日写于宜昌），文章有几个新见解——

　　（1 ）与卢梭相似，老子认为人从其原初性来说是好的，是洁白无瑕的，这一点从他对“能婴孩”的解说中可能看出。老子实际上和卢梭一样设定了一个原初的“自然状态”来论证他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但是，老子不可能象卢梭那样走向社会契约和公共生活，而是简单地停留于这一自然状态之中，寄希望于自然达致的人类行为的和谐，亦即“无为而治”。那么，这种“无为而治”的根据何在？难道仅仅只能从一种“天道”的缥缈高度来说明，而不能得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

　　（ 2）表面上，老子的这一思想同现代政治哲学强调的政府不干预社会模式有些相近，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运作也有些貌似，因此经常被人用来作为论证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东方思想论据，甚至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的命题也被用来比附“道法自然”。问题在于，这种比附只看到了表面的相似，却对概念自身的推演过程视而不见。他们没有看到，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是在自然状态中反对社会的分化和复杂化的语境中作出的，而斯密“看不见的手”说的却是这种分化自身能形成一种机制整合社会的复杂性并促进分化（分工），更不用说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的前提是人类的普遍合作和一种普遍性契约法则的先行存在。

　　（ 3）所谓的“无为”其实根本就不是无为，而是一种极端的为，是对人类行为的丰富和可能性的预先缩减；所谓的“自然”也根本不是自然，而是一种对人性自然倾向的病态扼制。因此，毫不奇怪，一种口口声声“自然”的学说在实践中最终演化为最不自然的倒退和设计，并在后世变成由于不能自圆其说而求助于无法证伪的宇宙论观点的玄思，这真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 4）一种知识分化的境况有助于社会民主和思想在争辩中的发展，但没有公共生活传统的汉民族却对此轻轻放过，老子对此更是极为厌恶。汉民族总是想把知识集中起来由某个机构统一控制或完全消灭，仿佛不这样就构成对统治的威胁，而从没想到要在这些知识中反省自身的缺陷，更没想到允许不同政见和立场的知识的存在恰恰是支持了统治的合法性和显示其宽容程度的事实。

　　（ 5）法家和儒家都注意到一种普遍性规则的重要性，唯独老子不屑，这种短视是像他这种级别的思想家所不应有的错误。因此，一种仅仅依赖地方性知识的自然风俗对于维系整个社会的整合和活力是不够的，还需要由习惯积淀和设计修正而来的普遍性规则知识来促成人们的普遍合作和秩序的扩展，以及由对这些规则进行反省和质疑的反思性知识来保持社会的活力和公义。这也是“道法自然”、习惯法和设计法各自的边界所在。

　　我并不以为一行的这些观点完全成立或无懈可击，但是它让我想起，“无为而治”与“无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真正激活我产生“无主义”的东西，可能是我多年耳濡目染的一些“洋哲学”？

　　4.“洋理念”资源

　　20世纪的人类实践似乎彻底否定了“无政府主义”，人们觉得“小政府大社会”既没有专制政府的恶行，也可避免无政府带来的无秩序。对于这一现实，我未研究，暂不作发言。但是从珠海御温泉回来后，我想起了美国科学哲学家保尔-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著名论断：“怎么都行１费耶阿本德提倡反对方法论的多元主义方法论，他认为“没有混乱就没有知识，不经常排除理性，就没有进步。正因为有偏见、奇想、激情这些东西，才形成今天科学的基矗”⑷他强调科学比任何方法论所设想的都更无条理，更非理性，“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比认为应按规则和程序办事更为人道，更容易鼓励进步。在科学研究中唯一的信条就是‘怎么都行’，只有这条原理可以在一切情境和人类进步的一切阶梯上都加以维护。”⑸这一论证说明，无政府主义在社会组织和国家管理的行政上是失败了，是无用的理论，但是它对于思想的开放，哲学的发展，却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又恰恰说明，任何主义都不是绝对有害的，任何主义也不是完全有利的。施蒂纳、莆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局限，是只想到了“一切权力皆是屠杀人类智慧与心灵的罪恶，国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期望“否定一切国家政权，反对一切权威”⑹的无政府的方便，而没有看到人类必得有所公共管理服务，而只要思想上无所禁忌，不囿于任何主义，人类就可以随时趋利避害，实事求是。国家机器只是在为一个主义所垄断时，才会不受制约地危害人类。无政府主义并非因为是建立个人主义基础上才有害，而是没有看到国家机器变恶的真正根源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的“唯一主义”论。“无主义”既是对“无政府主义”的扬弃，亦是对“科学无政府主义”的借鉴与超越。

　　这也许就是我突然产生“无主义”的洋理念资源？可是十多年前我读费氏理论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当时只是纯粹作为一种新理念在观照。可见中国传统教育方法━━少年多死记硬背，长成后自有好处━━确有灵验。可惜，我儿时已没有享受到中国传统启蒙教育，死记硬背太少太少。

　　5.“无主义”来自“主义外思维”

　　我曾在《20世纪中国杂文史真相》⑺一文中说过，真正的杂文是一种“体制外思维”。现在看来，仅仅“体制外思维”还不够，还得进一步深化为“主义外思维”——真正的自由精神是不受任何主义所约束的，也不是为任何主义而服务的，即便是“自由主义”，也不是人类自由思想的全部表达，真正的自由思想，当然不会效忠于马列主义，但也决不能唯“自由主义”是从（无论是卢梭的“积极自由主义”还是洛克的“消极自由主义”，还是近年“新左派”改革的“新自由主义”），人类的认识永无止境，人类的思想永无顶峰，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绑在现有的一种主义、一种哲学上呢？只有“无主义”，才可能让人脱离一切羁绊向一切新的先进思想开放；只有“无主义”，才可能避免任何主义都必然会有的陷阱与黑洞。

　　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 ）说过，“使一个理论成为有益或重要的，是理论对使它有益的当时问题境况的逻辑关系，对先前的与之相竞争的理论的关系，以及它解决现存问题和提出新问题的能力。”⑻“无主义”由于可摆脱任何主义、任何理论的束缚，因而它便可以对现实问题作最实际、最自由的新探索。波普发现，“理论的信息内容就是潜在的被反驳例子的集合，信息内容越大，可能被否定的东西越多，预测力也越大。”“凡是包括更大量的经验信息或内容的理论，也即逻辑上更有力的理论，从而可以通过把所预测的事实同观察加以比较而经受更严格的检验的理论，就更为可龋总之，我们宁取一种有趣、大胆、信息丰富的理论，而不取一种平庸的理论。”（波普《猜想与反驳》 311页）以这个标准来看，“无主义”由于可兼容各主义之精华，扬弃各主义之糟粕，因而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因而也更容易为实践所检验。各种主义皆有弊端，虽有大小之分，但却无一可免弊。这就证实了“无主义”的广阔前景。正如美国著名数理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 Godel）“不完全性定理”所说：“任何一个理论体系无论多么严格，多么协调，都不可能绝对完备，总会产生一些它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哪怕是被认为最严谨慎密数学形式系统，人们为了解决问题，往往不得不引进新的假设、新的基础，这些东西都可能破坏原来理论体系中的一致性，出现矛盾、悖论……终于导致整个理论结构的变革。正因为有这种不完全性，人类认识才得以不断进取，不断超越。”⑼既然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被誉为“一切知识的中心”，也就是说，人们早已朦胧觉察了“无主义”是真正的科学。而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更为“无主义”制造了产房。

　　早在1927年 9月，在意大利科摩的一次物理学会议上，玻尔(Niels Bonr)便在《量子公设和原子理论的晚近发展》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理论，他指出一种物理科学的矛盾：在理论上描述原子现象时，使用经典理论有局限性，而当解释实验结果时，却又必须应用经典概念。在经典理论中，有些物理观念，如时空描述和因果关系是彼此结合而成为一个统一图景的。但在量子理论中，它们却处于一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互斥关系；然而对于刻划整体物理世界图景，它们又都不可或缺，不能永远抛弃其中的一部分而只承认另一部分，只有在不同的条件下分别承认和使用它们，才称得上是对所观察现象的“完备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互斥的概念又都是互补的。

　　因此，作为“哥本哈根学派”旗帜的玻尔，他更多地从哲学的高度来运用这些“互补原理”，将它作为哥本哈根学派的基本哲学观点，号称“哥本哈根精神”，日益为人们所接受，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革命的哲学观念”，“已经接触到宇宙的神经”。⑽

　　这再一次说明，“无主义”就是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也是有科学根据的。可以说，“无主义”就是充分阐发玻尔“相反相成”的“互补性”思想，是对“哥本哈根精神”的一次新推进。

　　7．“无主义”立足“无阶级意识”

　　要真正做到“无主义”，必须有“无阶级”意识。马克思说，人类要到共产主义才可望彻底消灭阶级。其实，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共产主义，我们从现在起就可以淡化自己的阶级、阶层意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文化冲突论”，实际上也指出了人类社会在21世纪会从“阶级斗争”转为文化冲突，人类在新世纪必然要淡化阶级意识。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2000年春提出中国共产党今后要成为“三个代表”——“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⑾——这最后一个“代表”就是有了一点“无阶级意识”：中共一向以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自居，而今却说要代表“最广大人民”，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显然不是“最广大人民”，必须还包括已有的其他阶级。既然想成为一切阶级都包括的“全民党”，也就开始走向“无阶级意识”了。

　　自然，“三个代表”之说还只是一种政治宣传，是否真正实行，那是另一码事。“伪现代化”的弊病之一，就是在一种明确的阶级本位意识之下消灭一切异己。早先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说可能已经陈旧了，但时下流行的知识分子和大众之分的阶层意识，却是普遍得很。最新的事例就是王朔风波和卫慧风波。王朔自以为是非科班出身，因而也自认不是知识分子，于是在作品中有许多公开攻击“知识分子”的表现，而许多自以为当属知识分子的人，便由此发起了对王朔的反攻围剿，王朔骂知识分子虚伪，知识分子骂王朔流氓、疯狗，双方热战得难解难分。其实这一场混战，真正的起因就是双方都太过于抱主义、抱阶级了。王朔抱的是反伪崇高的主义，抱的是“跨掉一代”、“新生代”阶级，知识分子抱的是知识阶级、“自由主义”，双方都在为主义、为阶级而战；可是，论战双方都是反专制一条战线的战友，只因为了阶级、为了主义，便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认不得一家人了。卫慧写的《上海宝贝》，不过是一个出身知识阶层的人写市俗新潮风景小说，既没有和体制主旋律吻合，也没有与知识者积习同步，于是遭到体制与知识者的一致残酷围剿。古往今来，如此悲剧“代代有传人”。

　　不论何等人，只有淡化自己的阶级意识，才能走向无主义的公正境界，才能出入任何阶级、任何主义，避开任何陷阱。

　　自然，存在决定意识，如果身处哪一个阶级利益集团，不可避免地要自觉为其阶级利益奋斗，但是古往今来，不是有那么多出身贵族而为平民争取利益、出身平民而为权贵卖命的么？可见跳出阶级是可能的，问题是人们往往跳出一个阶

级又投奔另一个阶级，出了虎穴进了狼窝。而今我们应该在跳出阶级之后，再不为任何阶级所迷惑，永远超脱于任何阶级之外，超脱于任何主义之外，如是，人类才会有真正的公平公正与永久和平。

　　人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我说唯阶级论、唯主义论才是万恶之源。

　　准此，岂能不高呼“无主义”快来？！

　　8．中国已有“无主义试步”

　　“无主义”虽然是我现在才第一次提出来，却并非空穴来风、突发奇想。它不仅已在远古之老庄哲学中早有根须，不仅在当今现代哲学与科学思潮中有朦胧身影，更已在实践中已为许多人在不自觉地实行、试验。

　　中国有一句老话，“英雄到老皆入佛”，过去我很反感这样始终不一的“变节”现象，而今明白，其实，这正是一种“低级无主义”——老来改变少年时的幼稚想法，实乃一种多元选择的进步，如章太炎在晚年编文集时，把年青时的激进革命暴力思想都删去。可惜鲁迅却叹其没有坚持始终，主张“一个都不宽吮：晚年鲁迅为斯大林专制叫好，显然也因为“一个主义”的迷惑。

　　要说最新的“无主义实验”，莫过于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了。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时，说了两段不自觉向往“无主义”的话——

　　在回答吉布尼提到美国曾以一个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以为中国和苏联是完全一致的问题时，邓小平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在这些方面我们改革起来还有许多困难。”⑿

　　邓小平在这里从否认与苏联同一主义开始，提出了要兼容资本主义的设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似乎可能上升到“主义自由开放”的“无主义”。

　　当林达光提问后，邓小平又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国外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⒀

　　这一节，邓小平显然显示了他的政治家的谋略：以口头上坚持一个主义为行动上的二元主义、多元主义作掩护。但不论他如何掩饰，邓小平理论中的“无主义”萌芽已经露出。所谓“黑猫白猫，逮住耗子就是好猫”，不就是“无主义”的初级表述么。

　　许多年来，我一直弄不明白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社会主义的牌子，走资本主义的路子，我曾默认这一说法。但现在想来，错了，大错特错。邓小平并非只想挂羊头卖狗肉，而是由坚信一个主义变为了同奉两个主义、三个主义。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毛氏马列主义，其实也是两个主义合二为一的中国专制极权主义：即由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合并而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文革之后，邓小平通过亲历悲剧的体验，发现了毛式专制主义必然作法自毙的大弊，于是真正实行了两个主义，即在理论上或口头上，重新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群体主义”（共同富裕）或“开明君主主义”，在实践上则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主义”或“个人主义”。迫于种种传统压力和理论上的迷惘，邓小平没有意识到他在试行初级多元主义、无主义，而仍然继续以“初级社会主义”自居，继续用一个主义之说来解释自己的双重主义实验，说什么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合而用之，便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年中国改革，20年邓小平理论，说到底就是一种不自觉的“无主义试步”。可惜，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无主义试步”，在邓小平之后的“新时代”，逐步受到削弱和狙击，新的“核心”人物似乎又在留恋那种“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训政主义”旧梦，希望重新回到那种全国一个“红太阳”时代。从这一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后20年的改革，基本上是进步的，因为它为大踏步走向“无主义”作了有益的试步，而新千年的种种迹象，如重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学“保尔精神”等等，大树“总书记巨幅画像”，大唱“总书记赞歌”，都是力图回到重申“一个主义”的“一元化”尝试。但是，已经尝到并行两个主义好处的中国人，已经看到多元化曙光的炎黄子孙，已经觉悟更好的希望在于多元化、“无主义”的新世纪新生代中国人，能够再一次地回到一个主义的牢笼之中么？

　　从在大叫重学保尔的口号声中产生了王朔的《无知者无畏》，产生了卫慧的《上海宝贝》，产生了日新月异的网络论坛世界来看，这世界上的“无主义”实验，已在高科技的扶植下，顽强地再生、坚强地继续。

　　历史已证明，“全盘西化”行不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行的，一国一制是不成的，一国两制也是不够的，无论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无论是“极左派”还是“核心派”，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无论是“群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都不能任其一党独大。一部世界近代史，五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其实就是“无主义”在地球上兴起与实验的历史。

　　既有古代思想源泉，又有现代哲学佐证和现代科技支持，更有当代各国争相试验，谁能说“无主义”不可实行？

　　试看将来的环宇，定然遍地是“无主义”的花果。

　　9．气功悲剧来自“一元化”

　　在这篇论文结束时，我想画蛇添足，请读者读一段王朔小说。

　　王朔有一篇题为《痴人》的中篇小说，讲述了两个气功练习者的悲剧：一个叫司马聪的男人，因为练气功，想自由飞翔，把自己练疯了；一个叫阮琳的女人，在司马聪的影响下学气功美容，结果也全身功能失常了——所谓气功，原来就是把人体系统中本来自然听从于生物规律的调节功能，全部统一到人的主观意志上来——即用一个主义统治自然存在的多种主义。练气功的过程，就是一个人从自身功能多元化走向一元化的过程。请读其中一节——

　　阮琳是个绝对能干、有着过人精力的人。最初一段时间里，她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高效率地处置着一切，虽非游刃有余但也大致妥贴，没出什么大乱子。她还对吃喝拉撒睡做了一些革新，能合并的合并，能简省的简省，吃巧克力压缩饼干就参汤，能拉稀屎决不既小便又大便。但生命活动是无穷无尽没完没了的，只要活着一天，就要极其复杂地把做过无数遍的事再重复地做一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辈子没出差错，只一次有个小失误就满盘皆输，坏了金刚之躯。

　　超人的阮琳也终于在这场寡不敌从的搏斗中垮了下来。

　　她疯狂地努力着，力求维持运转，但就像一个精疲力竭的骑手再也控制不住脱缰的劣马一样，与其说是她驾驭着马跑，不如说是马驮着她跑，她充其量也只能做到勉强趴在马背上不被摔下来。

　　她经常排不出时间进行细致的消化，造成食物潴留；来不及指示大肠蠕动造成大便硬结便秘，忽视了皮肤的新陈代谢，造成了表层大面积角质化；更要命的是，她有时忙起来忘了喘气，致使体内二氧化碳蓄积，影响了大脑供氧，人竟然能够晕过去。

　　从她告诉我她“统一”了后，她没再和我说一句话，和别人也不再说话，默默地、一动不动地忙碌着。看面部她是毫无表情，连眼球也从不转动，但偶尔目光和我对视时，我可以看出她内心的痛苦。

　　我悲恸地劝她：“算了，你既然管不了就别管了，还是让它们各自去干自己的那一摊吧。”

　　她的目光告诉我，晚了，就像一只老虎经过驯养再也不会在野外独自谋生，只能依赖人们的投喂，她身上的神经、腺体、平滑肌已像动物的老虎失去捕食本领一样失去素有的本能了。

　　我知道起飞是无限期后延了。

　　秋天，桃树结果了，由于疏于修剪，结的果实又小又青，交上一口，十分坚涩。

　　阮琳已经彻底没希望了，她积累滋养的“气”已在维持生存中用尽耗光了，谁都知道她挺不了多久了。

　　她早失去了“思想”的能力，已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只是凭着惯性挣扎着苟延残喘。

　　她仍是一句话没有，也许已经说不出意思完整的话了。她的舌底韧带由于久不活动已长成死肉，偶一张口可以看到舌头像腊肉似地干瘪萎缩成一条。她每天只是用笔在纸上不停地写着字，全是“同意”“同意”，后来字也不写了，只是无休止地划圈儿。

　　办公室的同志们看着她一天天消瘦、枯萎下去，都十分难过，连朱秀芬也不例外。她变得十分脆弱，像玻璃一样容易打碎，我们知道像她现在这种状态，一个小小伤口就能要了她的命。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收起所有带尖的利器，用钢笔的全换了圆珠笔，办公桌的棱角全用木锉锉圆，人也尽量不去触动她，连握手都是轻轻的。

　　她的险症发于一次正常、例行的流血，先是体内创口感染，继而扩展到全身感染，高烧不退，很快便出现了中毒性休克，全身各系统随之接连崩溃。血液灌注不足造成血管壁和心肌损伤、血压急剧下降。肾脏机能减退，排尿不速，氮质潴留及酸性血质的积聚形成酸中毒；缺氧和二氧化碳潴留导致“二氧化碳麻醉”，呼吸衰竭并发胃肠道粘膜广泛糜烂充血和出血，内出血反过来加剧了血压下降和酸中毒。各种症状互为因果，把阮琳拖向濒死的边缘。

　　我们紧急把她送到了医院，大夫对她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抢救，我流着泪对大夫恳求说：

　　“你一定要把她救活，需要献血的话抽我们大家的血，我们不能失去她。”

　　“你们恐怕只能失去她了。”

　　大夫以高明的医术——贵重的药品和我们的鲜血——稳定了阮琳的病情，重新对她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后对我们说：

　　“从我们这儿出院后，她就得直接进精神病院——她早就精神错乱了。”⒁

　　我不知道王朔这篇小说是否真正有科学依据，但这并不重要，可贵的是王朔在无意中为“无主义”做了最形象的解释。人体自身系统的复杂与多元，恰如大自然的多元与万象，王朔以如此生动的细节、如此生活化的场景再现一个深不可测的哲学命题，实在是令人奇怪。看来，王朔并非不读书，并非不研究主义，他有自己的独特方式。他对气功的理解与阐述，他对气功与专制之特点的比喻，堪称“无出其右”。

　　前些年，王蒙曾有一篇小说《坚硬的稀粥》，以一个家庭的吃饭习惯来论证改革之坚难。王朔的《痴人》颇似《坚硬的稀粥》，都是在用小说论述政治与哲学。原来王朔也有不通俗之时。他并非只爱一个主义。

　　这样说来，想研究“无主义”的人，并非我一个，中国大有人在。我不过是直截了当明说了而已。

　　注释：

　　⑴该文已发2000年 5月13日《思想的境界》网站，《八面来风》等多家网站转贴。

　　⑵秦彦士编著《老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页260。

　　⑶同上，页67，此段所引老子语录，皆出同一书。

　　⑷转引自孙宝翠主编《智者的思路》，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页123。

　　⑸、⑻、⑼、⑽同上，页124，77，149，140-144。

　　⑹《辞海》“无政府主义”词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页1877。

　　⑺该文删节稿已收入我的“伪现代化研究”随笔集《不与水合作》（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版），页157；全文发于2000年 4月《思想的境界》网站。

　　⑾《深圳特区报》2000年 5月19日一版头条，《当好“三个代表”，不辱历史使命》。

　　⑿、⒀《邓小平文逊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页235，236。

　　⒁家《王朔文集》（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版）页867。

<<万维读者周刊>> 第51期 (2000/09a)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