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道德标尺上，义是比仁又高一级的。

　　原本的解释可能过于老气，我们这里换一个角度来试论。仁，从道德观念的要求与表现说来，多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特指人主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仁者不忍，不忍心看到他人的苦难，不忍心看到上天或自己给子民带来的灾祸，不忍心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人民的悲痛之上。所以孔子对古往今来的当权派的教导就是一个字，仁。

　　而义，是包含仁为其子集的更广的道德标准，是对人世间有形无形的事物的理解，和建立在这一理解上的原则。通俗而言，就是一个人做人的准则，就是先把自己的心摆平：是挺是曲，是扬是抑。然后是通过这一准则，达到更广义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只有用义来把持各人的行为，整个社会才能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

　　从那时以下，中国人对义的追求与在义的指导下的实际，构成中华民族得以自豪的正气，支持了中华民族在无穷苦难中的磨炼。历史篇章中的重重黑暗腐朽，遮掩不住正气的透射，场场酷恶阴邪，销蚀不了老百姓心底的善良。要不然，中国的历史，除了延续的无义之战，就全剩下些无义之徒，我们还有什么颜面，不说是自立、即便是忝列于世界民族之林。

　　可义这好端端的字眼，硬是叫现代汉语磨去了愣角，蜕变为一个普适字。别的不说，光这“主义”两个字就张三李四，不管合不合理，仗不仗义，统统称为主义，社会可以主义，纳粹也可以主义，现在更是日本可以主义，中国也可以主义。我也要问问：正在哪里、义在何方？

　　在人格丧尽，物欲横流的现代中国，让我们每个人都来问问：还有没有正义，道义到底在何方？当我们说正不压邪的时候，就是说持正义的人反而直不起腰，受世俗社会的反嘲与压迫，而不义之徒，把握了社会的中枢与命运，押解著全民为他们的末日殉葬。幸好，不要太悲观，即使象我这样的民族前途悲观论者，也不全靠古人传下来的旧典型来提升自己的底气。我们之所以能在污腐中延续民族的命运，就只在于我们还有不染不随的中国人。

　　六四又见一周年。纪念六四，悼念死者，讨论新中国的前途，这些都是民族大义。但是，今年的六四要提到前台的是一个生者，一个义者。他没能改变中国人在六四中的命运，他只是用他的挺立，建立了现代的义的一座丰碑。

　　六四之时，满天下最不义的是什么，就是所谓“平暴”，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平空捏造罪名向平民行暴。请问无故杀人杀在天安门大街上，是不是最大的不义？而中国的国情的实质又偏偏是，杀人者成了所谓“共和国”的“英雄”，而行义者翻成暴君的阶下之囚。

　　去年此时，我将六四与戊戌相比，想到关键时刻投机后党的袁世凯卖主求荣。他哪里是卖主，那明明是出卖民族命运，染红自己的顶戴。我才不在乎他卖主不卖主，有其主必有其奴。我只是不能为求荣二字释怀。我又不屑言文人之求荣，因为一时间那钝刀子不一定能割出血来。而武人的求荣，可是要人头马上落地的！

　　在一九八九的春夏之交，在勤王的滚滚车队中，求荣与求义是怎样划分，是怎样衡量一个军人的灵魂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无荣亦无义？不要骗我，也不要骗你自己，更不要骗历史！袁世凯在盘算，把砝码押在天平的哪一边，那是中国最大的“天平”──以天子为一方，太后为另一方──而砝码却是一颗颗人头：押对了是他人的头，押错了是自家的头，袁世凯能不一身一身的冷汗直流？新型军队的子弟兵们，子弟官们，就不私自掂量？倘若开枪，杀的是老百姓，可不开枪、不杀老百姓，这一回能叫你回去？

　　退一万步，就算这种掂量不是求荣，不是为了立功授奖，不是为了提干升官，不是为了火线入党，那至少也是不要砸了自家饭碗，多少年的军龄，多少年的苦干，到这一步也不容易。我承认，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虽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幸福的看法和定义。各人的物质的及精神的享受，只是人间的一根尺，这里的标度是利。另一根尺是义，就是说，为了你的幸福，别人是不是要丧命倾家亡国。

　　我说的一点也不“现代化”，因为我根本不认为有所谓人性之上的“党性”。干嘛不敢说那是你自己的小算盘，非要隐身与大旗的阴影之下，藏得过不义的天谴，你又还裹不严奴性的心理。明明是利和义的交点，就是不敢说仅取其一。党从上到下的德性就是背弃人民，党性指导下的义和利的选择，只能是即使自绝与人民，也不能自绝与党，自绝于体制。冲上大街，有没有人想到老行当：“枪口抬高一寸”？看来还真没有，要不然“暴徒”们怎么都撞上了你的枪口。

　　整个勤王的王子兵，王孙官中，只有这一位，堪称人民的子弟，他就是自觉地在人民和党之间，选择了人民，在切身的利与义之间，选取了义的徐勤先将军。“王牌军”、“万岁军”三十八军的军长，原本应该是持王牌、护万岁的王党，俯首贴耳的党军，党的主席或党的军委主席手中的一把刀，胯下的一杆枪，要由党来任意挥舞，由主席来肆意扳机。三十八军的军史，尤其是“无产阶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现代“军史”，也不止一次地标榜了这支嫡系御林进京“执勤”的丰功伟积。无产阶级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与统治阶级的保镖，社会的“防暴”武警，有什么区别？军装与警服的区别。各军“以革命的名义”以军代警的行当不过是专政暴力的一部分而已，况且六四以后缩编的职业军人更摇身易弁都成了武警，从御外侮的前线转到御内诲的刃尖。

　　一颗入膛的子弹，能抵制从扳机到撞针的激发？难以想象。子弹及枪械不就是这样设计的吗？总“设计师”能容忍他设计的惨案破灭在这些人民的“臭子儿”上吗？以万一的机会而论，我们的确就有这样“疯狂的子弹”，他不是在求荣的鸣啸中飞向长安街的街垒，而是丧失“理智”地抵制从扳机到撞针的体制力量。这疯狂的代价，就是他自己，就是他的前途似锦和缠腰万贯，在中国这样株连九族的新型社会，还要加上他的家人子女的一切。在中国，上街的学生不疯狂，开枪的军警不疯狂，社会的现实把前者逼上了大街，王朝的安定需要后者的放血，唯有这不开枪的子弟兵是彻头彻尾的疯狂，脱离了社会的现实，无视王朝的安定，摒弃了自身的富贵荣华，根绝了子女的今生来世，他在谁的眼中都只能是疯狂的极品。

　　在“平暴”“英雄”加官进爵的庆贺声中，他得到的是嘲笑与讥讽；在拜将坛的对面，等待著他的，是军事法庭和人民监狱。在长串的求荣列外，带镣长街行的，能真正把头仰起来直对天空的，可就只有这么一位真正的人。现代的圆世凯方世凯们，用不着以他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他们只要在人民的大腿上窜上去撕下带血的一条，或者只要吆喝两声：“中央军委命令你们……”，让小兵去砍杀，就可以在肩章上多上一颗甚至数颗闪闪的金星。在与核心共存亡的大共荣圈内，他们的前途真可谓无量，在旧王朝死而复生的功劳簿上，他们为自己按下了不大不小的一块人血的手樱在中国，从古至今，有谁想到，求荣就这么简单，而求义就这么艰难。

　　是的，尤其是今日的中国。求荣者得荣，求义者得义，水火分明，这不正是各得其所吗？当一个社会，一个“现代”社会，把卖身与耻辱标榜在自己的旗帜上，在大写的、但是倒置的“人民”二字上打上红叉，整个社会都弃仁抛义，共同腐烂，义还有它的时代意义及现实意义吗？我们只能说义的传统在承受最后的考验，仁者浮桴于海，荣者冠盖于朝，走不脱、甩不掉的，只好在首都的大街上拔河，比比人心和军权的厉害。

　　尘土和硝烟之后，社会当然的安定，人民空心的团结，核心超前的稳定，民族无奈的伤哀。我不能说任何人的功过，我只有呼啸我自己的悲歌。不为逝者，实为生灵。我们看到文人要悟得，悟得彻切；我们也看到武人要求荣，求得血腥。我们的民族的主流难道就只能是血注的红流？腥臭的污染？

　　用职业来区分文武人也未免太过简单，就象我们说过的，手握十二道金牌的，今日还是一样的读书人，看来我们的书真是该焚，我们的教育真是该诅咒，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应该是秦始皇。鲁先生不幸暴露天机，指明书中只有吃人二字之后，众读书人更是把怎样吃人的门道摸得更加精益求精。用笔去划去啄还不过瘾，更要用刀用枪去割去击，仿佛中华大地到处都是“千刀当剐唐僧肉”，只怕漏了我一口。当年红卫兵的狂热的“拿起笔、做刀枪”就是一种“卫道”，军用皮带的铁簪，护不住他们屁股上的八旗尿布；文革中的种种“护法”，更是私刑毒打的吃法，更加上割喉取肾生吃活人中国人的相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当此时节，有谁站起来高呼一声：“中国人不吃中国人”？

　　可惜了，半殖民半封建久了，洋人的治外法权之外的肉是吃不着，愚民洗脑多了，被吃的是谁也分辨不清了，吃人场上，万众丧魂，千人齐呼：“打倒刘少奇１又可惜了，不维护被吃者的合法权益，就只能是光大吃人者的非法作为，又有谁说过文化革命是非法，非国法、非党法的王非国法？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可法到了王本位上，就只好是是噎喉的“王非国法，唯民是罪”？所以毛的人肉席宴之后，必然有邓的人肉宴席。邦着吃的倒了，还有吃着帮，想必是万肉人为首，要不然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谁都怕得不到赴宴的请柬一张。

　　我们是不是只好悲叹未见好义如好荣之类的人心不古了。其实，这不是人心的问题，而是社会的弊玻似这样不义的社会，培养训练奖励造就的，就只能是悟得者与求荣者的行列，所以我也不能认真地指责那些杀人的“共和国英雄”。说不定，换了广场上的人披上军服，军车里的换去绝食，六四的悲剧还是一样要发生的。从这点说，叫那些枪杆子为子弟兵又是错不到哪里去。

　　你没法叫文人放下笔杆，偏又见武人放下屠刀！这样的人，有一个就已经是中华民族的洪福。因为他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现役军人都站在非法非义的一方，并不是所有的党员都是党性醺心。我不知道那军车中还有多少不杀的人心，但我数数，此军人不仅是弃荣求义，勤王列中独一人，而且是宣告“皇帝没了外衣”观者似堵众愚中的原童身。对中国白食的王们，吃人嗜血的后们，不合作就是抵制，就是反告，而且就是告御状，告的就是犯法的皇！

　　虽然我们说过，一人求义未能抵挡万人求荣的潮流，未能免除首都平民的死命牌，可我们确实看到，道义的力量是不可抵御的。越来越多的人在六四在平日，想到了为民求义的徐将军。而且这种道义的火星，是腐朽体制的摧命符。每一个人，每一颗人心，都是社会天平的一只砝码。想着吃人，你就把自己置放到了人间“正道”的一方，你就有可能吃得更过瘾，更痛快，可你也有可能被“同志”们吃掉。只有自己首先不想吃人，并且反对吃人，你才会把自己的那份力量投在社会“正义”的一方。

　　天平正在腐气中摇摆，社会正在按人心重组。我倒是要看看，中国人与吃人的传统告别的日子还有多远。中国的老百姓，自古来，等着出圣人、出救星，等着仁政天下，盼着义满人间，可以想见当年唱《东方红》的时候可能确是真实感情的投入。但说穿了，那都是希望社会不要大变，真正希望的是自己从人吃变成吃人，或者自己不用动刀，大块的人肉送到嘴根前，要不然为什么一见人肉盛宴还是改不过的踊跃。

　　我们还需要社会的补课，我们还需要民族的自省，我们自己越是浑浑噩噩，仁呀义呀离我们越远。

　　我说过，悟是各人的心，六四又一周年，我还要说，义更要是各人的行。悟有不同的法，义却只缘一求。徐先生──请直恕我不称其将军，因为放下屠刀，他已是无军之将──的踉跄入狱，已经用他的行在天平的两方中弃加分明。他能大义凌然，粪土自己曾是的万户侯，我们小民末利，还有什么割舍不下？为什么我们要依赖别人的义、求自己的荣？只有所有不吃人的一起来行来求，我们才会有那一天──在中国，我们也有真正的

　　义满人间。

　　<<万维读者周刊>> 第38期 (00/06a)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