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常一样，傍晚时分，我总是会到住家附近的公园走上数十分钟，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享受一下忙碌一天之后的闲适。九月的温哥华，傍晚的阳光依旧灿烂，天亦格外的清澈通透，一缕缕绵白的云彩染上些许红晕，妆点着蛋青色的天空。一阵风儿掠过，几片红黄的叶子飘落在步行小道上，我拾起其中一片，扣紧了张开的薄外套。秋的寒意就是这样的苍凉，总会让人在躯体的冷缩中感受着万物的萧瑟与淒清。
伤春悲秋或许算得上中国文化的独有情结吧，所谓无边落木萧萧下，自古逢秋悲寂寥，莫不如是。眺望北面起伏的群山，我的思绪再次飞回那魂牵梦萦的故国乡土。春去秋来，不知不觉中，一晃就是五年的移民生涯了！记得那一年的九月，我正在北京西郊的寓所，一边收拾要带过来的生活用品，一边听着电视里九一一之后情绪激动的各种评说。窗外的蓝天下，也衬着同样崎丽的西山，印象中更加斑斓多彩。那时的加拿大，显得那样的陌生和遥远，尽管新译的＜温哥华＞一书刚刚从手中脱稿，尽管我在她的毗邻美国刚刚结束一个长假。
师友们奇怪我的移民选择，在他们眼中，最中国化的我，多年的文化洗礼，世代的书香传承，浸透了传统的血脉与精髓，为什么会到一个历史短到可以记住写入书中每一细枝末节的国家来生活。他们不曾想到，游荡与无羁同样是我与生俱来的渴望和追求。我喜欢丰富多彩的经历，胜过在熟地久居所必然随之增长的社会地位与经济财富。不管师友、父母如何为我放弃以往的辉煌而惋惜，为我未卜难测的前景（不论是事业还是婚姻）而担忧，我仍随心所往，在九一一刚过之后的两周，在湛蓝如洗的秋日里，毅然决然地在自己选定的新家园登陆了。
移民后的我，算得上诸事顺利、应付裕如：安家、考驾照、熟悉本地风土民情、调适环境饮食、学习新的生活技能等等。回想起来，一到下就订阅的《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帮了不少忙，从新闻版的时事要闻到商务版的投资指导，从教育就业版的形势解析到家居房市的指点介绍，以及分类广告中林林总总的信息，让我比较快速地号准了本地社会的“脉搏”，消除了对新家园的陌生感、距离感，也对我三个月后到今天一直从事的媒体工作（无论是新闻报道、特写或时政评论）大有益处。当时的我，自然不会想到，日后因缘际会，竟与这家报纸的记者和编辑们有过不少的交流与对话，并与其中一位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与她一起采访了该报资深评论家Jonathan Manthorpe。
海外的华文媒体，资金不足，规模不大，历来位卑声微。虽然我的头衔由普通记者晋为采访主任，然后是副总编、总编，实际上却是名有限而利实薄，在事业成就感和实际收入、福利等方面，不能与已跻入主流各行业的移民朋友们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不过，这份工作还算是“与时俱进”，不仅每天逼着自己关注时事、介入社会发展最新动态，而且由于有媒体工作的便利和面子，可以接触到差不多所有新闻事件的前沿与内幕，采访到众多政经学商各界主流头面人士，从总理、党领、部长、议员到商界大鳄、学界名流等等，不一而足。无论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重要新闻发布，还是贸易局、商会、大学、研究所的最新事态，我均有机会得以侧身其中，采访报道那些令人难忘的事件与人物。比如加国著名右翼智库菲莎学会（Fraser Institute）的重要讲座，我几乎一场不落。我采访过该学会专门从事移民政策研究的加国前大使、高级研究员马丁-柯勒考、从事中小学教学质量及表现评估研究的室主任柯里、从事医疗健保政策改革研究的经济学家麦马洪博士等等，对智库影响国家政策的潜作用印象深刻。
其它重要的新闻事件更是令人难忘，在这几年中，我经历了加拿大两次两大政党党领的轮替与两次联邦大选，采访过竞选中的若干著名政客，并在开票当晚的电视上进行现场进程的评论。其间耳闻目睹了西方议会民主政治的明面运作过程及幕后种种交易，那竞选争夺中的树山头、表忠心、排斥异己、抹黑对手等精采表演，常常让我联想到中国政治的种种类似场面，不由一次次感叹人性的世界大同，正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政治历来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妥协与交易，对不少政客而言，正义与公理往往不是第一位要考虑的东西，有的政客甚至只把它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用作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工具而已。
对主流社会人和事的认识当然不仅限于工作领域。我还参加了在本地社会有较大影响的职业妇女俱乐部（Soroptimist ）及一些跨社区专业人士业余生活兴趣小组。回想起来，这些活动无疑都是有益的，它们使我对加拿大社会的各个层面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对我选择定居的这个国家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我结识过一些很不错的各族朋友，也学会了透过表面的客气看清某些所谓主流非主流人士的真面目，那掩饰在堂皇词语下面的种族主义思想，无论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都是我所憎恨所不能原谅的最不文明的品质。我有过对老侨新侨及华人新老社团、华裔代表大会的采访，进行过包括人头税在内历史事件的调查，各种类别形形色色的移民个案，幸与不幸，汇总在一起，使我对华人移居海外之后求生存谋发展、融入本地生活的艰辛及华裔社群自身存在的问题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既有可为楷模的学习对象，也有值得警醒的前车之鉴。
我的生长和教育背景是中国大陆，我的生活习惯、爱好兴趣、习用语言，在表现方式上，不可避免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我理解这就是人们所谓的文化烙印。但是从普世价值的共通上，从文明教养的内涵意义上，在我融入新家园的努力中，我没有感觉到与西方文化有太大的冲突与不适。自由平等、求知求真的精神是我一直尊崇服膺的价值观，我以此衡量周围的人和事，尊重一切为之身体力行、名实相副的朋友，而憎恶和鄙视那些用意识形态、肤色语言来划分人群高下的行为。在我看来，人类不同种族文化所推崇所贬谪的东西，其共性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或许可以这么说，人类文明的品质都是相通的、共同的，而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象则各有各的不同。
因此，我从来不认为自己需要将身上的文化烙印涂掉重来，我要做的，从过去到未来，在中国在海外，都是尽力避免不文明的行为，自信、健康、快乐地生活在我为之纳税和尽义务的社会里。无庸讳言，我与我的华裔朋友、华人社区有着较多的接触和友爱，这是因为我们来自同一块土地，我们之间说着同一种语言，我们有更多共同的回忆、面对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作为人群中物以类聚的现象，这一切非常自然。五年的移民生涯中，我有幸在旧友之外，结识了许多来自中国各地、各行业的华人移民朋友。这些朋友不仅给了我欢笑与快乐、鼓励与自信，而且也从很多方面，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思想观念到日常生活，我都与五年前有一些明显的不同，我相信这些不同与朋友的相伴相随、交流切磋密不可分。他们，是我移民新家园收获的重要一笔精神财富，我为之欣慰并心怀感激。
自然地，移民后的这些工作经历与社会活动，构成了我对加拿大社会与政治种种看法的思想来源。这些观点，反映在我于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络BBS上所做的各类纪实报道与时政评论之中。事实上，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第一代移民，我们对新家园的贡献应该如何进行恰当的评价？我们的追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得承认与肯定？我们自身需要怎样的努力才最有益于这个社会和我们自己？
五年，在人生的旅程中，不算很长，但是作为移民的五年，对我的一生来说，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恰好是人生年龄中由青春的躁动归于中年平和沉静的岁月。我也庆幸选择了人类最适于居住的城市温哥华，这里有着举世无双的美景与气候，那山野的清泉，那草地的露水，那皑皑的白雪，那湿润的空气，那洗脱了大都市俗艳与喧嚣的平和宁静，就这样留住了我往昔驿动的心，成为我人生浮沉、萍踪无定后最终的理想乐园。
我的心变得前所未有的踏实宁静。
2006年九月写于加拿大温哥华阳明山庄寓所（原文亦刊载于加西版的“星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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