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来临之前，中国文坛有两处拼杀，说不上正经不正经，却都是大师级的。一边是市风劲吹的王金叫牌，另一边是文垒中的细嚼慢咽型的解剖余秋雨。同为挑战，同为向已功成名就的“座儿”讨战，唯后者的烽烟远远小于前者的气势，且不为世人以同等心劲观注。大概是余大师的市场占领率比起金大侠来，还是太霜冷了一些。但既然是解剖，就大有对人不对文的意思，其中寓有恩怨？或多启隐私？多数观众尚在拭目以待。再看那持解剖刀的主角们，一派脱俗的认真劲儿，不舍的逼角精神，尤其是一条又一条的标题，咄咄之攻，倒叫人觉得世纪之战，方才开始。

　　其实，这一战是中国文坛期待已久的野火，这一检讨是中国文人旷日虚度的空白。

　　被牵连入涉的金庸，又实际是此坛此群的门外汉，我们不准备说太多。另外的王余二将，在文化意义上的显露头角，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事。两人的文风及作品都有文革后中国文化复苏的代表性，只不过余比王更“文”一些。两人的得文，都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风雨过程中的得悟之果，但又悟得各自不同。王朔的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准知识分子群中的典型悟法──由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样板戏及社会生活中的光怪陆离组成的病态的色中悟得一空，一片大地白茫茫式的空。在此之前所有蓄意塑就的高大全在这一代文人的心目中全是傀儡戏般的假大空，伟光正只不过是虚伪及罪恶的霓裳羽衣，而声称为造就一代新人而亲手发动的大革命本身，用它死神一般无情的巨爪，把这些内里的实质，原原本本，污泥浊水地曝露在这些祖国的花朵面前。再加上文化革命对所有人的物质生活及灵魂本身的翻来复去的锤炼，革命的激情泄去之余，就剩下这些魂灵赤裸相见，苦苦啃食无花果的一代。

　　年长于上述的准知识分子群，是正统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群。在那个年月中，他们注定是要被焚被坑的一族。他们的悟，因其群族的庞杂，涉境的参差而工尺不一。但大体可分为三类：悟得、悟失、和悟无，当然还要加上更多的无悟者。让我们先倒着给以一一简述。所谓无悟，就是那些经历了人世少有的巨劫大变，而心中未留任何深刻痕迹的众生。这些人在日后的忆苦思甜大会( 如果真有的话 )可能也会声泪俱下，但伤疤好得那样完美，就如同没有任何事件发生过似的。这不能怪他们，因为悟性不是每个人或每个常人都能有的。他们只不过是把忧国的责任还赋党和政府，把忧民的重任转递给下一代，自己则得过且过，得醉且醉。

　　悟无，字眼近于悟空，但不是白茫茫式的空，而是对比于悟得悟失的悟无。在中国，谁都没有社会有，人民没有党国有，这不过是文化大革命挑明了的一张社会白描。悟无的知识分子看到并意识到所谓人民，所谓知识分子，所谓无产阶级，都不过是大法师手下社会全息摄影艺术的展览橱窗中的虚像，由几只底版，几只色枪在空处拟出的仿真。这些虚幻和拟真，几可乱真，但只可远观，不可细玩。文化大革命的闹剧，颠翻了底版，偏差了色枪，橱窗中就剩下两个字：“骗你”。在受骗者的心中荡起了求实的激情。这种求真求实的激情，是由欺骗未遂的行为引发的反思中来的悟，是由假作真时真不假的痴情的向真寻求，因为骗的目的是为了掩盖真相，既有欺骗的行为，就一定有底真的存在，即使现在你我还不一定知道它是什么在何方。

　　悟失不如悟无来得彻底，但涉及面极广。你可以悟到失落的一代，失落的一群，也可以悟到理想的失落，或理性的失落。你原先一厢情愿的东西忽然间漂逝而去，你不知你身居何处，思系何方。比断了线的风筝略强一些的是，你的魂思的重力场可以支持你在无着的境地无限期的幽游。但你仍是惘然若失，你的若失，一如你先前的若有，原都是形而上的东西，但你对若失更为介意。因为你不再是你原先以为的自己。

　　下来该说到悟得。悟得派是中国知识分子群的姣莘，也可以说是历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坚，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中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干家。就跟美国人意识到如果自己不与中国作生意，也会有别人不顾人权状况去作生意，利益外流他国一样，悟得派总是很清醒地看到，既得利益场的引力是普适的，你不去考官，皇帝也不会缺了佞臣；你不去图劝十万雪花银”，那锭锭白银也会散如朱门，或贡入番敌，所以他们义不容辞地向京城进发，向龙门腾跃。这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质。除了文化革命揭明其意的“读书做官论”，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可以借以炫耀的？要说别种的悟性，十有八九是从这里转发的批文。

　　我们可以打一比方：在社会的既得利益场中，悟无是因趋而返的逆磁，悟失是失去附著的非磁，只有悟得是漆而不舍的真磁。尤其是象中国这样既得利益场如此狭窄的地方，考官更需要“走万里路，读万卷书”；更可怕的是，无论你是谁，若不与官家结合，则一事无成。反过来，一经与官家结合，你就“朝中有人好作官”，你就令他人“不怕官、就怕管”，你才有资格“官官相护”。总之，要融入主流社会，要当官，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一旦当了官，你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你就是社会的黑掌舵，你就是万民的生杀权，银子小意思，只能算外快了，要多少还不是看你“人有多大胆”。

　　因几个小人之过，一篙打翻一船人？答曰：是，也不是。中国二十五史，代代官家腐败，有谁追究过官场只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群的精华？官场从来都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群相重合而共生，大概只有元朝因了种族歧视而稍敛迹。就说今天的官场，除了极少军功贵族还尸位素餐，就连那些显赫的太子党，不都是读书人出身？中国知识分子的悟得才是真正的世袭品德呀！我们以前指出的阻挡中国文化前进的“三位一体”──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官方独尊的圣训，加上如磁向心的读书人组成的神圣联盟──都可以归结在官制的一体之中，中国知识分子能远避其尤？能自辞其疚？在三位一体中，又是这种悟得引导的贪欲，假权力的杠杆，发展到全社会的腐败。面对现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腐败，中国知识分子哪能不从自身在三位一体中的实际参与入刃而励行自我解剖？

　　持刀余向的解剖者，意于、也急于示出，文化大师余秋雨原是悟得的一族，而且悟得很深。他们没有遗忘，也没有歪曲，事实是他们的立足之本。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余还有文革后再悟的一面。不许再悟？或是原版的不许革命？也许解剖是为了割绝他最后的一丝遗缕，也未尝不是好意，教他悟得更透彻些，更绝决些，再不要回头投旧。

　　余秋雨的再悟，原是另一种的看破红尘，是深深陷入或卷入尘缘后的过来人才会有的看破。余的参于起于悟得，可能有他的主观意愿，但终于失势，却是他及全体那些悟得者始料未及的。切身的介入到潦倒的退出，他是不是也有“多余的话”要说？是不是也有诗仙在当涂的含寒欲诉？如果要说也不过是些常识性的东西，无非政治不仅是污浊的，又是短命的，而文化是源远流长的，清白的文化人为何至于主动失足落入政治的旋涡？这不是青灯古佛式的悟，但不也是很避喧的吗？

　　关键在于政治的旋涡之后，原来已落定的沉渣又在社会转型的大动荡中破颖而出。随风而动，转得快、转得彻底，在别人可能是好事，但在余处，却未必见得。他的未与旧日所为彻底告别，终于要引起理喻。引人深思的，不是余的个人处世之理，而是今日批余的锋芒，恰恰与当年文化革命中的学生批老师，循着完全相似的路径。学生以其未入世的单纯，鄙夷老师的世途多弁，却并不知道老师当年也是同等的单纯。文化革命赋予年轻学生的就是这种就人论人、就事论事的狭隘“人斗”或斗人心理，对中国知识分子一轮复一轮的加入三位一体，有见其加不见其减。

　　与王金大战对比哪种俗法更俗不同，解剖余秋雨的操作，与其说是针砭个人思路，毋宁说是提出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命题：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及应不应该有自身的独立性？让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来提出这个问题，份量似乎是太过于轻浮，未经沧桑的童身怎能真正与曾经沧的海客一比各自灵魂的深浅？

　　但这又只能是这一代的课题。不仅仅是与余秋雨个人的清算，也是对以前多少代余秋雨的了结。是对中国文化三位一体憎狞面目的清算，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悟得遗传的割离。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以来就是龙文化的传人，虽也曾有过弘扬民族真传文化的苗头，但其主流，在第一次反文化的焚书坑儒面前吓破了胆，在专制的始皇帝阶下弯曲了膝，极力把自己挤入融入专制文化的龙体内，几千年来就没缓过劲来。所谓伟人的解放思想，实质上是千年之后第二次反民族文化的大倒退，我们的文化传人又一次屈辱于权势。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言行，几千年的历史上几乎绝迹，现在又叫伟人一网打荆我们剩下的是什么？是读书人以自己的“知本”投效于官府门下，讨一杯社会剩余价值的残羹的附庸。

　　社会前进的重任，越来越移位于独立的知识分子肩上。西方文明对于中华文化的赶超，起步于伟大的文化复兴，起源于欧洲知识分子自觉地与文化专制划清界限。直到今日，西方知识分子还把self-satisfaction 算为自己人格的目标之一。它与自私没有牵连，却与自立有极大的关系。中国知识分子把自身的社会价值与官场等同，与皇权的垂青一致，虽然未说及一个自字，但自身已深深地融入业经导向的上层建筑之中。多么深刻的忘我！多么彻切的悟得！一切以官家的满足为准绳。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就是御制的文化，所谓龙文化，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皇经的历史，中国几千年的知识分子充其量是皇家的御用刀笔。也是从这一点来说，人们心目中的全盘西化，实际上差就仅差在区区一化──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化。如果说中国曾呼唤过四个现代化、五个现代化，那么我敢断言，这一个现代化就可以带动中国社会生活全方位的现代化。君不见所有全盘西化的期望指标，包括无产阶级赖以为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不是文化复兴后由解放了的思想在落后肮脏的旧图纸上绘出的新图。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只会取象而弃意呢？

　　中国的知识分子，或称中国知本份子──以知识为本钱入伙上层统治集团的分子，千百年来，有辱自身的使命，有愧于自己的民族，实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请注意，我这里说的落后，不是强大的对立，而是先进的见拙。众多的知本份子至今不敢直言为一个先进的中国而奋斗，还在半羞半怯地躲在强国的招牌之后，可见流鄙一端。

　　说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论者往往举出陶渊明的例子，即指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名言。五斗米言指官府俸禄，想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头悬梁，锥刺股，为的何止是区区五斗？为再多它三五斗三五石而折腰可能就值，若仅仅五斗，是淡了些。若再能出将入相、封妻荫子，别说是一折腰，就是三跪九拜、山呼万岁也是跟着感情走的自然举动。

　　陶先生生逢陋时，社会竟未有户口或良民证的管理方式，更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昭彰显著的三大差别，陶先生弃了皇粮，启了城市户口与供应关系，本应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由得他去大发“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志。说明什么？说明旧社会上层建筑的宽松，读书人的选择余地的阔裕。相比之下，近代及现代的文字狱，附以最先进的一元化社会的统筹专制，把一切读书人逼到了可焚可坑可杀可辱的中国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最黑暗的思想禁锢死圈。朱自清先生可以不睬嗟来之食，朱先生的后人却连嗟的招呼也听不到。这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别说五斗米，就是三十斤杂粮，也是求之难饱肚肠。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下的人民的生存权与思想权原来是同一钦赐恩典，或者说是以思想权作生存权的等价交换。只因为共产主义的学说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任何思想都是它的敌对面，就跟你到了北极那一点，认指任何方向都是南一样的道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言行，在这僵化的光辉思想面前，不只一文不值，而且是最危险的敌人。任何新的发展，都会受到无穷的敌意，任何新的思潮，都会得到严酷的扼杀。新时代的文人，只好重蹈旧式读书人的老路，以注解圣人行止、伟大思想为唯一生涯。

　　死寂，这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终结，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知识分子的最后状况，就是为什么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能在一阵弱风之下，漂漂亮亮地一风吹净──原来那才是真正的历史意味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社会主义可能曾经可以救中国，但实践证明它是不毛的恶泽一滩。现在连它的掌门人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余秋雨，只是那个年代中不甘死寂的人们中的一个。不死而欲言，又没有遇罗克、张志新的胆识，就只好在悟得的流群中争先恐后。可以说是被利用，竟也高级到御用的级别与品位。今人的解剖批判，应该是对著同样的悟得，但现在摇身一变换一新主继续悟得的御用器件。不管余是如何再悟，他毕竟在他原先悟得的大红大紫的反面行出了新步。今人又何必指定其为余孽而置于死地，最多只需作一实例告知现在一代的读书人，悟得实际是全盘失尽的一念，于己于家于社会于民族于历史，都是不大不小的污点，悟得一时而失足千古，纵你有大师级的功笔，你能洗清自己？

　　我想，这就是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所心仪的“清高”的原意。有清方才有高，有心高更有气清，有不污之行方有更高境界的形像。这实际是先生告诫学生不要去混流于多变的官场政治，那快捷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风头，在史册上说不定连一句简述也值不到，值得去赶那快餐吗？行文至此，我仿佛看到天际的澄蓝处，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隐文。我不信天会不变，但我似乎觉得是天曾有道，它却不在天上，不在人间，只在几个亘古可寻的几个人心底，也只有真正清高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才配得起这几个字。

　　让我们这么说，余秋雨恐怕只是旧王朝高贵血统的恐龙蛋的堆中孵出的一只新式丑小鸭，在追随他的现已过世的恐龙妈妈及同巢同辈经年之后，无意中发现自己原来错置了同类项，犯不著与他们一道绝迹，或者不甘心为他们殉葬，于是离开那官巢别寻生路，日后竟然有展翅的一天。这也许是造物的另一溪径。当年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飞过故园时频频回顾，旧同巢饶有酷言；现在新式丑小鸭，也说不清心中的余忌是否是那么回事，也不见他十里五里地声啾徘徊，寻踪摸回其原来似贵出身的人士又何必一定要把他拖回原来的蛋壳中去。

　　我们说过，破解三位一体的神圣联盟的唯一途径是每个人在官场向心的反方向上迈出一步。这话对原已定位于核心周围的旧一代知识分子适合，对已心冷霜河的余大师也适合，更重要的，是对尚未在社会生活中定位的新一代更适合。不希望新一代的读书人在几经周折神形两衰之后才有心悟，希望新一代的未经束缚的思想在独立的路上飞进。

　　大千世界，悟得悟失悟无悟空，原是各人的心性，何必是各人的经验。

    <<万维读者周刊>> 第23期 (00/02c)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