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在北美，好在不是什么玛雅文化，不管你再兜圈子，只要你用的还是中文的一个个方块字，那实意总是不照已宣的。前值阵亡将士节，写了些祭奠亡灵的东西，不由得想到还有几笔鬼的旧孽还未清了。于是再把方块字挪来，为我中华的新鬼旧鬼超度一程。

　　鬼，在广义上说，是指人死后与肉身皮囊相脱离而游荡的灵魂，在狭义而言，是指那些未得超度的亡灵。这大概不是华夏文化的专利。但中国人特别专注的，是善终与凶死的差异。按旧说法，凶死所生的冤气，使得那冤死的魂灵不得凝聚，不得转移，只好在遇难地点久久栖留戚泣。题目所引的众多怨灵，原是车马随军远征，首身异于他乡，如今身不能回归家园，魂不得飞散升消，偏又成集凑团，骨聚磷游，怎能不有天阴雨湿，悲声啾啾，无定河边，相向涕哭。

　　时代进化到新社会，讲究科学，破除迷信，鬼是不太讲起，范老先生的《神灭论》也曾得以广泛传扬。一时间阳气压过阴气，鬼神远匿，但是世说之鬼怎会轻易退去。不说民间无科学教养之平头，终生混不出个科学家样的什么这士那士，分不清宗教与迷信的界限，就是堂堂官家舆论意识形态领域之大殿也在争辩有鬼是否真正无害。争论之烈，到后集于冤魂李慧娘的魄魂问题为顶峰，反真成了社会问题。

　　为什么偏偏是李慧娘，为什么不是窦娥？知道点儿的，会说那关卿老的名声谁也扳他不倒，文化部宣传部怎样内定就无需查有出处，光那邮电部的纪念邮票就好几张，犯得着为他为民女窦娥官官相斗吗？

　　但是窦娥的故事好说歹说对社会终还是良性的。这就又是为什么如此揭露煽情的文学能见容于当时，又流长于后世。一方面要深知民间冤苦，另一方面要指望官家来出面主持正义，情节才会曲折，起伏方可跌荡；老百姓看了会觉得沉冤得伸，这苦日子多少有点盼头，贵官人看了也一时半会儿不想着回家去卖白薯。嘿，这哪里是什么人民性？听着倒象是当年赫鲁晓夫提倡的全民性。这样的鬼会有害于社会主义吗？

　　当时的党的文化革命尖兵绝不会笨到用窦娥的故事来起义发难，所以历史的重任落到了李慧娘同志的肩上。

　　问李慧娘是哪一方的神圣或鬼雄？答曰皆非。李慧娘是属“厉鬼”，就是比冤鬼还要厉害一大截的那种鬼，其特色在于不服气，要把阳间物质属性的真人做不到的愿望交由阴间意念中的鬼魂来完成。宣扬这种厉鬼，而放弃由清官由中央出面来抹平民愤的团圆结局，无疑是把社会矛盾拖向永世复劫的扩大化。别说对社会主义文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是个危害，就是对所有的既定王朝，都有矛头向上的嫌疑。

　　活该李慧娘要生在奸臣当道的万恶旧社会，偏又多少有些正气，那哪能不是她自找悲剧下场，所以要被奸臣贾似道所害。即使是有鬼无妨，有这种厉鬼却是万万使不得。

　　鬼，说来说去，都不是桩光明盛事。就跟愚民造神一样，鬼也是愚昧的痕迹。但人造神并非无端萌起顶礼膜拜之心，而是一种寄托，盼望有浩渺中的正义仁爱、终极的超度解脱，只因为真实的人世间遍寻无见。人造鬼蜮更是不甘此生的无奈，只好让那可思不可行的愿望借想象中的非物质的力量来达到目的。鬼是神在活人的精神世界中的镜相，互为补充，也可以称为阴间矛盾的两个方面。有民谣刻划得生动，说是人活一口气，佛活一柱香。人要连这一口气都出不了，就只好蜕出世去。若这气仍无尽期，则只好留得鬼气永难散去。人类最大的本领就在于想像，能在有限的物质生活外寻得无垠的意识空间；放浪形骸之外，并非风流倜傥者的专权，平常人家原也是可以过早或过迟地享受自己精神的产出。

　　维鬼到底是阴气，阳气盛足之世，鬼们是无地自容的。现在说到鬼的问题，大约是于整体上的正气阳气节节下降有点关系。让我们来看看何等的鬼算新鬼，何等的鬼只能算旧鬼。

　　就单说说近世的吧。

　　我自己想到鬼，并打算正经地把它列入笔触，大约是起于电影《活着》前后。人的思路一般来说需要提示，并不计较正面提示或反面提示。就说这《活着》里的活着二字出场，偏偏是与一个个一群群一堆堆的死者为背景，活着二字明明是苦心积虑地把死去二字拓在前面，却死死不肯认账。就这两个字，在几十分钟内，跨越了极现实到极不现实的两极。极现实是说社会生活到了馒头的时代，极不现实是故意避开不给死者一个交代。演了半天，就剩下毫不负责地说：这不都放给你看了，活着就是这样活着，死了就是那样死去；你能看我这场电影，首先说明你还活着；看完电影，就看你自己还要怎么去继续活着。

　　战场上恍了一眼的镜头是新鬼旧鬼们，为两个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或为不换药单“换汤”的决战。到如今汤呀药呀都荡然无存，剩得个浊水煮白骨。

　　接下来有龙二的镇压。想用伏法二字更文明些，可不知到底有没有过肉体消灭地主分子法，有没有庭讯与私刑的区别，姑且还是维持镇压的叫法吧。别说葛优(请原谅借名暂用)后怕得尿了一裤档，就是我等也有腹议：龙二不就是巧取豪夺坑了葛优一人，外带气死他老爹一条人命，可龙二的行为怎么会单凭房产就丢了小命，权计一鬼。包括影片中触及到但未完全表现的“三面红旗”时代的丧生者，至此都算是本文所论的旧鬼范围。

　　新鬼，顾名思义就是新近成鬼。电影《活着》演到了文化革命中的非正常死亡，但那只是皮毛的一点，由《活着》而联想到的新鬼的队列中，第一个翻上脑海的凶死，当首数整十年前“六四”事变的死难者。可以说记录还在延绵，比如近日来所报道的在拘留期间非命于狱中的“邪教”分子，比起张志新式的刑狱史无疑又开新章。

　　无奈十年之后的六月飞雪，硬是逼着有点儿旧传说老底的人回想起那丈二白绫的最后时刻。冤气当然算不得天地间的秀气独锺，可久久的郁结，频频的回访，怕是终有难言之衷。当此之时，善心人去僻静处烧几页黄纸，看那片片焚叶在袅袅轻风中且为冤魂舞起，也算是超度之心。而另有一些人，当然不必鞘中有刀，手际有污之辈，却站在喧闹处，念起逐鬼经，连声唯曰杀得好，杀得妙。心心对比，倒教我陷于无垠的失落之中。有仰天恬叫“六四独善”者，叫你我不知这个善是哪门那教的善，更不知这凶与善间是如何牵连。

　　《儒林外史》中的老朽，虽逃不脱“幸灾”之责，但他却没得半点乐祸的小气。反观我们的近士，幸灾乐祸四个字刚够套用。那灾虽大，当然远不涉他半星利益，那祸虽惨，也未及其一根汗毛。拍手蹈足，一付白相看笑话的街头无赖相。

　　如果此种论法仅仅调侃新鬼，倒无论如何也过得去，因为人世间你杀我砍不就为铁算盘上那点利益嘛，得利者曰善自是不足为怪的。

　　个中的逻辑引申到可恶的道德到可悲的法权。

　　可惜龙二生不逢时，碰上了革命。革命也有好几种，但都以革去人命为其共性。象龙二碰上的革命，就是属社会翻身型。革命的犁头一经入土，熟土垫底，生土面天，是谁也阻拦不住的。这就叫所有制的变革，法权的变革，或者叫变天。

　　诅咒万恶的，是站在所有制的某方，还是站在人性的某方，还不得而知。究竟万恶是所有制的恶，还是砍头的恶，没见说清楚。具体说，我们关心的是夺田为恶，还是夺命为恶。破坏法权或法制才是十恶不赦或万恶不赦。

　　善说者真是一片公心可向天。与前文所列一肚私心只计田相比，又是翻作两样。论说旧鬼，必计私产，诅咒那刀屠；数说新鬼，又不忘公界，反赞那屠刀。看来你我都只好庆幸那善说者必竟手中“暂无”杀人刀……

　　其实事情不在公私，鬼神不在新旧，关键在于一帮子人，河东河西，神前灵后，先后制造了两次所有制革命，而且每次都是血腥味十足的革尔之命。当政权从一批人的手中转移到另一批人的手中，保障新贵的新法，就是新的法权，抑承旧法权的保护而存在的失却了平衡，终于倾倒。两百万的旧鬼和更多的死于战乱的旧鬼就是为这权力倒手而祭上的牺牲。

　　第二次的法权革命是把旧鬼手中得来的公产再次分解为私产的反过来的革命，仅仅因为当权的仍是原先的“革命党”，所以竟没人把这后一社会变迁称为反革命。反倒是抗拒以“各尽所能，按权分配”为其实质的又一步深化的无产阶级新法权的群众，与呼唤社会平等的那部分比较激进的社会成员，被祭上了新的法权变革之血案。六四独善之说就是为这一次的法权革命山呼足蹈，为这一次的为更大规模的财产换手而碾平那些横七竖八的尸骨。

　　这样的沉醉也可以被称为公私分明？中国人至今还没有清楚的“公”的概念，所谓的“天下为公”并非法语般的严格定义。你可以说天下的土地，河流，一切资源为天下人所公有或共有，也可以说谁有能耐打下了天下，他就是公的代表。“公家”这个说法在中国并不是起于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的六四独善说想必是取后一种定义，这里可以不必计较谁坐了庄，反正是不能为强夺私产杀头，倒必定为消灭割据公界而夺命。死心眼的人怎么也想不通，褫夺三五亩务必斤斤计较，哭丧考妣，于今天下社稷的潜移默化或明火持杖，天下人的公产失于一旦，作何又一地里鼓盆而歌？

　　天安门广场是公共地界，这是不假，但它是先属于天下人而后由政府代管。怎能因为政府是枪杆子打了天下，夺了金銮玉玺，这普天之下，就莫非王土，这天安门就自是政府“公产”，别人不得擅自入内？杀数头得三五亩就算不义，斩获众得天下得社稷就替天行道？就自有“公理”、自聚“公产”？说道来是公有公理，其实骨子里自然是“窃锱铢者盗贼，窃国者王侯”的陈腐观念的遗传。可怜我们的独善说者，对此条文是后一半念念不忘，可对前一半却耿耿于怀。怎不想想，一般样的权维系一般样的法，怎见得一半是万恶，一半就独善。

　　从社会逻辑的角度，大概我们的独善说者是什么也不信奉，只有牢牢地记住一条：存在就是合理，合理即为合法。

　　逻辑是苍白的东西。所有制的巨变糊盖不过，三五亩对天下的质量对比也倾翻不了，万鬼与百鬼的新旧数量更难比出善恶。想必这共党万恶，六四独善的陈说必有更深的隐情。六四死难者死时既没三五亩的私有法权，也没天安门长安街的公有法权，对自己那条命都没有法律保障的控制权，有法有权的人用刀砍用枪杀你当然是活该！再说死去几个北京人，几个中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又于我何干──独善是说杀得还少，多多才能益善！

　　没人愿意从这种最卑微心理的角度来考查一个一鸣惊人的社会学说。但正是逻辑与情理的不通，加上很多并不自相矛盾的自我解读，把分析的破竹之势引导到了这无处逃匿的死角。如果说六四有值得称为坏事变好事的地方，就是它把社会变迁的实质从隐形抬到了显性的地位，它是那样血淋淋给你讲述新的无产阶级法权：作为中国人，如果不在公产私有化的旋风中独食毒心地大捞一把，你就首先丧失了作为社会存在的前提，你最好还是不再存在。解救你的存在，就是我们的毒善。

　　一百六十年以来，中国人挨外人的皮鞭枪子，血染赤县；又挨自己人的刺刀枪弹，把中华大地用血浆饱和，这笔笔都是民族的灾难。其间新鬼旧鬼，都是中华之魂，旧冤新冤，都是民族之辱，没有哪一桩可以称为独善。用真刀实弹杀人，固然是贪婪懦夫的行径，用幸灾乐祸的法术剐人，更是阴暗心理的毒白。

　　不是吗？说你活着，就应该想想，怎样才能对得起死者……

　　断歌：　　锱铢之计，奠于春兮。　　窃国之跖，位独尊兮。　　不稼不穑，城狩勤兮。　　彼君子兮，独善心兮。　　……

　　(怆慨不得终笔，于感恩节前)

    <<万维读者周刊>> 第15期 (99/12c)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