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是个退休工人。老人家须发浓重，相貌堂堂，身体壮实。为人和蔼可亲。记忆中，老人家没有任何他那个阶层的人群所常有的毛病，比如，酗酒，抽烟，自私，没有教养。老人家平常言语不多，爱整洁。对邻居，平和相处，有求必应。对我们晚辈的，更是慈祥。我二叔的儿子小时候，只要爷爷在边上，就不会要他爸抱。老人文化不高，只有初中文凭。可是喜爱看报纸，听广播，也能谈几句时事。

对我影响最深的，也是印象最深的，是老人的要强个性。这可以从两件事儿看出来。1965年，老人家因为高血压退休。尔后在家养花养热带鱼，倒也平安过了几年。不料，高血压还是在1972年把老人家放倒在床上。 经过及时治疗，生命没有危险了。但是落下半身瘫痪。医生嘱咐必须坚持锻炼身体，不求全面恢复，只要能恢复部分行走功能即可。 老人在他能走的第一天，就在我父亲和叔叔的搀扶下，下床走出第一步。从此，从在屋里走几步到走到屋外，再到走出院外，老人不论天气多冷多热，都在早上天没有亮的时候自己起来去遛弯。

几次我看到老人冬天早上回来时，满身寒气冰凌，叫他不要这样做，起码不要跌倒。老人满怀期望地说，这锻炼身体不能停，就得每天走，才能恢复。可能是第一次得病，病情不是很严重，也可能是治疗及时，但老人坚持锻炼的坚强意志，肯定起了作用。大概一年后，老人家就不再用拐杖，完全可以自己遛弯，看不出来曾经得过半身不遂。后来老人家甚至可以再次骑自行车出行去买菜，去城内各个地方。

爷爷有个大哥。我称之为大爷爷。这哥俩长得很像。但是大爷爷的经历和我爷爷截然不同。我不太清楚他们的父辈那代家境。我听父亲说。大爷爷从北京的燕京大学毕业。老人家个子很高。我也不知道他毕业后做什么。 到了1940年代后期，他已是当年有名的傅作义将军身边的高级助手。因为顾及隐私，我姑且隐去他的具体职位。 听我爸说，老人家精通俄文，还同当时的俄国人打交道。 老人家所娶的太太，当年也是很漂亮。我称之为大奶奶。 她到了晚年，风韵犹存，还是那样举止得体而高雅。这给我印象之深，后来还真没有对谁有这样的印象。 

有这么出色的经历，大爷爷当然就看不起我爷爷了。哥俩有了心结。各自成家后，基本不太往来，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按照满族的老礼节，去走动一下。

大爷爷在建国后，继续跟着傅作义先生有十年。当时，他住在一所四合院里。在东四附近。红门高墙，自成一体。院子里有金鱼缸，葡萄架。家具也全是名贵的红木，檀木做成的。而我爷爷家则是住在东直门附近的平民区胡同里，这条件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大人间有了心结，不常走动。第二代间也不太来往。大爷爷生养了四个子女。一男三女，皆上过大学。我爷爷生养三男一女。只有我二叔上过大学。大爷爷家的子女们，也就是我的父辈人物，我也只见过一个。

我父亲在建国前高中毕业，因为家庭负担重，不得不中止学业，出来工作帮助养家。不过，我父亲也算是建国前叁加革命。 这对于他的后来工作待遇也很有帮助。也算是个因祸得福吧。我父亲在过春节时要去大爷爷家拜年。大爷也对我父亲另眼相看。 我父亲彼时工作表现甚至比大爷爷的子女们还好。在军队里干过，在中央部委里干过。不是文化人而在文化界工作，还是比较阳春白雪的行业。

我二叔虽出身寒门，但人很聪明。他后来考入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叁军在钱学森先生领导的一个保密单位干了近十年导弹工程。二叔对大爷爷就不如我父亲那样尊重。他从不主动去看大爷爷。认为大爷爷看人下菜碟.。对大爷爷有些耿耿于怀。

说起二叔上大学，我爷爷奶奶对我母亲很感激。我母亲是大学教授的独生女儿。她父亲和我国老一代的科学家，吴有训，柳大纲几位是同时代的教授。在解放前，她父亲就是国立大学的正教授，家境自然优越。母亲本人也是建国后毕业的第一代大学生。 在军队里认识了我父亲。 不顾家庭条件的悬殊，下嫁我父亲。尔后，帮助支持我二叔上大学，给钱补贴爷奶家用。虽然从来不做家务活，可从来没有跟我爷奶生过气。为此，我爷奶和我父亲非常感激我母亲的贤惠。奶奶去世前几天，一定要看我母亲最后一眼。 

毛爷建国后，大概有十年光景，这些投共的民主人士和身不由己的非共人士虽然过的战战兢兢，倒也没有大的动荡。文革动乱一起，不论是共产党的大小喽罗们还是非共的民主人士，大家一起倒霉。

大爷爷也被从东四的四合院里抄家赶到东直门外靠近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城乡结合部。这是个大杂院。周围全是他从前不屑交往的人群。他也算幸运的，还给了他两间小屋。

1968年新年，我父亲带我去看他时，大爷爷也得了半身不遂。不知是自然原因还是惊吓过度的。看到他的屋子里东西破烂拥挤。老人家倒是不怨天尤人，照样说笑风生。这次，我注意到老人家的态度，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少多了。大概，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吧。大奶奶也是笑眯眯的，丝毫不见身处逆境的愁眉苦脸。 看来，两位老人的心理素质和真不错。

倒霉的是大爷爷的孩子们。老大被从某部委下放到一间工厂。老二是个医生，被分到云南某县。老三和老四也都在工厂里做工。 其原因，不外是大爷爷在建国前的经历，算是旧政府人员，不光彩嘛。连带下，孩子们也算是黑分子家属跟着倒霉。所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也真的是人生辛苦的总结。此时，傅作义已去世。自身难保，那里还顾得上下属。 

与之相反，我父亲在单位很受重用，平安无事。我母亲和二叔在军队里也相对平安。有句话说，风水轮流转，好像这回该我爷爷家的好运了。其实，我爷爷家不久也遭了些厄运。二叔在部队里叁加到一派里，被某女开国少将打成反革命，动用军车抓到密室关了足足半年。幸亏我父亲动用关系把他解救出来，也没有受多少苦。挨打，那就不算回事儿。不过，我爷爷家这边所受的比起大爷爷家所受的磨难要轻多了。他们那是从天上跌到地上，不可同日而语。

文革后期，动乱初平。大爷爷那里被落实政策，国务院特批在崇文门附近又给了三间大北房。虽然不是独门独院，也总算比东直门外的大杂院强很多了。 这次我刚上了初中。 父亲带我去大爷爷家拜访。一进门，大奶奶看见我就愣了。 她居然认不出来我了。可能我的个子高了，可能老人家又老些了。这个时候，两位老人已经言语迟缓多了。 他们的第三代子孙，有的在插队，有的在上高中，同他们住在一起的只有大儿子和他女儿。

1978年，我和姐姐全考上了大学。这让我父亲觉得很有脸面。 他要带我们两个去给大爷爷拜年。 我姐姐死活不去，还嘲笑一通他的真实动机。无奈，父亲悻悻地带我去了大爷爷家。言谈之下，发现大爷爷家的4个孙辈孩子全没有考上。

回家路上，父亲很有感触地说，咱们家在爷爷那辈儿比不上人家。在我这辈儿，赶上了他们。在你们这辈儿超越了他们。那种自豪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父亲流露出来。等我后来出国后，大爷爷家的一个孙女儿还专门来我家向我父母要我的地址，让我帮她申请大学本科入学。我如实把困难告诉她。不过，她后来很快就放弃这个想法，以她的美貌膀上了一个大款。

大爷爷和大奶奶在80年前后相继去世。我奶奶则早在77年就因病辞世了。我爷爷后来同我三叔度过他的余生。  

世上人间，亲兄弟也还是不能幸免世俗，可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