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离开我已经十二年了，时间一点也没有消磨掉我对她的怀念和记忆。相反，由于爸爸提议为妈妈出一本书以为纪念，因而整理了她生前的日记，很多往事历历再现，使我对妈妈的思念越来越深。

妈妈没有给我个人留下任何遗产。她一生没有什么积蓄，仅有的三千多元人民币的退职费，存了许多年银行以后，全部用来买了一座青金石雕，记得造型是“八仙”之一的何仙姑，送给了加拿大的三姨妈。其实用意是报答她对自己的大儿子、我的哥哥只身在外的关照。她也没有金银首饰，除了几件可数的旧衣物，还有一只普通的手表，比较新而已。按遗愿，都送给了她的国内的姐妹们。她们最后收没收，我也不知道。

但是妈妈给我，给她的亲人，以及我们所有的后人，留下了另一笔丰厚沉重的遗产，这笔遗产是无形的，其价值我几乎无法用文字来表达。这笔遗产是她用自己极其平凡无华的一生刻写的。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多数人用来衡量事物价值的唯一标尺是人民币或美元，我不相信他们对这一类财产感兴趣。但我还要试着用我笨拙的笔把它记述下来，留给后人，或者后人的后人，直到他们有兴趣的那一天。

妈妈的一生经历象绝大多数的华夏子孙那样平常。1926年，她出身于一个靠打苦工为生的加拿大华侨家庭。加拿大当时的歧视华人的环境逼迫她的全家迁回上海，不久后日本侵华战争中断了她家的生计和她的学业，于是她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投奔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北解放区。她的天性象她的名字：月琼，月光一般的柔和，玉石一般的纯净。可惜我是一个男孩，不似女孩那样容易接近她的心灵。但我毕竟是她的骨肉，她的每一寸哀和乐，都牵动我的神经。记忆中的妈妈始终是家庭主妇，她做得一手好菜，但从来都不敢杀鸡。她知道该怎样杀，怎样握住鸡的翅膀，怎样下刀，甚至可以教会我去做，但自己无论怎样都下不了手。她从不与人争锋。有时候遇到蛮不讲理的人，哪怕气得自己满脸通红，也骂不出一句象样的脏话来。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这句俗语，是从妈妈口里传下来的，这句话几乎又是她一生的写照。她的与人为善的天性，差不多从她走入社会的最开始，就给她带来厄运。她的坦荡的心怀，就象新鲜伤口上粉红的肉芽，毫无保护地被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粗盐和砂砾狂虐地反复揉搓。而这些伟大一时的政治运动，如今回忆起来竟都儿戏般荒唐。我不敢想象年轻时候的妈妈，在无辜地被好大喜功的积极分子们诬陷为国民党特务，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时候，吞食火柴头自尽的场面。我的心会为此止不住地流血，我的哽咽会让自己窒息。她当时没有了断，因此就有了我们下一代，也因此开始了她自己一生的恶梦。

从1944年她十八岁的时候，被“抢救失足者”运动莫名其妙定为“失足者”，次年又莫名其妙地被纠正以后，档案里未被清理的材料便恶魇般地纠缠着她。“反右”运动对她的折磨时间最长。即使在1962年被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她还是“摘帽右派”，意为还是“右派”。甚至在文革结束，她的右派案子彻底纠正之后，一心想在有生之年再为社会做一些工作，可仍然继续受到歧视。没有一个单位愿意接受她的工作申请，让她尝尝扬眉吐气做正常人的滋味。直到身患绝症，回首一生的时候，她才意识到自己这一生是多么扭曲畸形。她生性把个人得失看得很淡，但却为丈夫和四个子女由于她的原因，受到长期不公正的对待而不断地自我责备。在得病前不久的日记里，她还写到：“因为我背上的黑锅，儿女们不能和同阶层同时代的青年一样享受到较为合理、优惠的读书、就业等出路……虽然呕心沥血，操心操劳，仍免不了常常备受困扰。”妈妈，这不是你的责任呵！生性善良的你，为什么还要在黑锅上给自己再背一口黑锅呢？经年累月，积郁成疾，1988年，才年仅六十二岁的她，就患上癌症。由发现时的晚期乳腺癌，治疗无效，转移为肺癌。次年10月12日晚8时，死于缺氧性的脑水肿。终年六十三岁。

妈妈的骨灰根据她的遗愿，葬在温哥华一块宁静的墓园里，和她深爱的父母的墓穴相距大约二百米。她此生的另一大憾事，就是无法一尽对身生父母的孝敬和爱心。今天争先恐后地出国的年轻人再也不会理解，仅仅三十年前，“海外关系”四个字，可以把一个人压死，况且她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父亲身份是资本家。尽管这个“资本家”临终前靠养老金过活，全部遗产不过是温哥华穷人区的一幢旧房子。定为资本家就是资本家，就是革命和防范的对象，你没有申辩和澄清的余地。妈妈和她的老父母相互朝朝暮暮、天涯海隔地思念，但她一点也不敢流露出来，生怕罪上加罪。现在我理解，为什么妈妈的遗嘱要求把她的骨灰不远万里地运回加拿大，葬在父母身边，这是生不能尽孝，死也尽孝呵！

妈妈的一生，没有功名和荣耀，只有屈辱和悲伤。这样的一生，有什么可以作为遗产留给后人的呢？

有。

妈妈的遗产是一份无言的控诉。冤有头，债有主，妈妈最有权利站到历史的法庭上去控诉。并不是控诉迫害她的某些个人，对这些人，妈妈在生前已经宽恕他们了。她要控诉的是一个时代，一种理念，一套价值观。那个时代今天已经被多数人否定，造成的原因据说是失误。但有没有人问一句，是什么造成这样巨大这样长期的失误？最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尽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和最聪明的头脑，可惜至今没有人回答过。妈妈的经历回答了，那就是：因为没有把人当成人。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中国从古到今，没有一种文化或理念，把普通的个人当成优先尊重的价值和对象。古代伦理是以帝王为牧，百姓为羊的，皇族以外的人，最高的地位不过是家奴。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人被当作生产力，地位与牛马也差不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把一部分人当成武器，另一部分人当成被武器消灭的对象，为世界革命的胜利，他不在乎牺牲三亿人。“三个代表”理论，仍然指人为生产力，而且只限于“先进”的生产力。当今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之贱，恐怕已成世界之最。中国人在领袖眼里是数字，在将军眼里是炮灰，在老板眼里是生财的工具，在警察眼里是贱货但多少还带点油水。就是飞机失事死人赔偿，中国人也是最便宜的。小学里我们被教导要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但从未被教育过要热爱人。人民不同于人。人民是极权统治者最经常偷换的一个概念，完全根据他们当时的需要而予夺。直到今天，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个普通人的价值的最高体现，仅仅在于另一个比他地位更高的人认为对自己有用。一个人，如果是一个不重要的“无用”的个人，他或她的被歧视，被污辱，被虐待，被冤屈，被诬陷，被诋毁，被摧残，被消灭，跟我们的“伟大事业”相比，实在是太不重要、太微不足道了！旁观的另一个同样的人，往往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鲁迅《看客》中的一个看客。因为同情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挤眼泪也是回家关起门挤为妥。中国的伦理价值观念就是以此为准则建立起来，并看来将无休无止地衍续下去。

以贬低人、糟贱人、挤榨人为立国之本的中国，能走进世界之强的行列吗？回答是否。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不是机器，不是动物。人有理智，有思维，有情感。当一个人受到不公正对待以至伤害，不会象植物那样默默地自行痊愈。怨愤、憎恶、仇恨将如同无数绢绢细流，终将在一日汇集成洪水。社会心理学证明，向人群中投射一个爱，将会得到爱的反馈；投射一个恨，同样会得到恨的反馈。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的当权者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保护个人，可谓“洒向人间都是怨”，象妈妈这样，甚至惨烈几十倍，几百倍的个案，已经汇集为海，堆积如山。播种仇恨而想收获爱，可能吗？一个不再有爱的社会，哪来的活力？哪来的创造性？受伤的人们只想躲避，只想逃匿。最坏的结果，是“官逼民反”。然而历史上那么多的折腾已经把中国人吓怕了，于是，在爆发之前，他们选择消沉。试问，当今哪一个世界强国是由消沉的国民建造出来的？

妈妈的遗产是一纸无字的呼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人不应当一代又一代重复同样的错误，他们应当变得智慧起来。为了中华民族的千秋不衰，为了子孙万代的福祉无边，每一个自认是炎黄子孙的人，都应该想一点、做一点什么事，来避免类似妈妈那样的命运永无止尽地轮回。也许我不该提“人权”两个字，它已经被政治家们搞得太敏感太复杂了。不在文字上做游戏，只实实在在做事情。妈妈的经历建议：立法和建立一个与最高权利机关有同等权威的机构，保护每一个具体的善良的人，让他们受到公正的对待。

不可能指望渺小的个人自己可以保护他们自己。事实证明，每一个冤案的产生，都是因为冤案受害者的对手比自己强大几百上千倍，因为所有行政的、法律的、舆论的、暴力的手段全部集中在对方手里。如果仅仅责问受害者，你为什么不申诉呵？那将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同样聪明的美国人，在立国初期就发明了一个 “民权保护法”即《权利法案》。两百多年来，非常行之有效。对于他们来说，所谓人民的权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个人”的权利，而对于这种权利最大的威胁，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有财力的，有执法权的政权力量。因此，如果能立法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如果能立法保护每一个具体的美国人的个人权利，那么，政府和人民就时时处于互相制约的状态之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比中国稳定的原因：政府时时处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一旦失误，就不容易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人民的权利受到保护，也就不容易积怨至深而产生爆发性的破坏力。中国人也能发明出什么同样或者更好的东西来吗？

如果一时发明不出来也不要紧，先借人家现成的东西来用一用。如果用得不好，还可以不断加以修改。万一用好了呢？那不就造福子孙后代，功德无量了吗？如果妈妈的一生苦难，给后人启发了寻求幸福的思路，那她就没有白活，也没有白白受难，她的在天之灵就会得到安慰。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年思考，写下这篇《妈妈的遗产》的原因。

2001.6.14.